本书对1955年—2014年底间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表的秦汉魏晋简帛研究论（译）文进行了收集，来源包括会议论文集、个人论文集以及集刊。在体例上，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按时间顺序排列，中编按篇目分类排列，下编为按作者姓名编纂的索引。

戴卫红著的《韩国木简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介绍韩国木简的发现及主要内容，韩国、日本、中国学术界对韩国木简的研究状况，韩国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韩国木简研究团体及其组织的学术活动。下编主要利用韩国*出土的百济、新罗时期的木简，讨论其所反映的户籍、仓库制度，百济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职官制度，以及“贷食”制度。进而探讨简牍文化在中、韩、日等东亚诸国间的传播及其衍变再生过程。

简牍帛书格式是指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和帛书的格式,或称为“简帛制度”、“简帛形制”，其内容包括简牍帛书的选材、修治、长度、编联、缮写、题记、符号、容字及收藏等。本书全面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史，并结合新出土材料对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居延汉简研究(上下)》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简帛是研究从战国至魏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和中外关系诸领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发现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汉书?艺文志》载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它们和西晋初年从汲郡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对于研究我国古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是我国简帛空前惊人大发现的时代。早在世纪之初，以尼雅、楼兰和敦煌等烽燧、古城遗址发现的汉晋简帛为嚆矢，便与殷墟甲骨、敦煌石窟文献、故宫大内档案，被中外学术界誉为研究我国古史新资料的四大发现。

对于睡虎地秦简的研究，过去一直集中于法制史资料的分析，鲜有涉及秦统治下的社会形态的讨论。而本书从“法和习俗”这一社会史研究视角，对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律与《日书》作了全新的解读。全书以统一六国过程中秦国与楚地基层社会的关系为焦点，通过对秦简所见秦国官制和日常社会生活中行神信仰等社会面貌的探讨，勾勒了秦国统治制度从最初受到基层社会习俗严重阻碍到逐步走向一元化的复杂转变过程。这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对推进睡虎地秦简等其他出土文献资料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切入点。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12万多字的帛书，这是继汉代孔府壁中书、晋代汲冢竹书、清末敦煌卷子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文献发现。在这批珍贵的帛书中，有关《周易》方面的共有2万余字，既有经，又有传。随着1974年以来帛书《周易》内容的不断披露，几十年来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作者作为帛书《易传》的主要整理者之一，先后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今汇集成《帛书周易论集》出版。

本文是對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所作的回顧和總結。所謂古文獻新證，就是在整理和研究先秦、兩漢古文獻時，採取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相互印證的研究方法。本文所說的出土材料不僅包括出土文獻，而且也包括不帶字的一般考古材料。古文獻新證是對傳統古文獻學研究的繼承和發展。
本文共分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爲緒論。在緒論中我們對與古文獻新證有關的幾個概念包括新證、古史新證、名物新證、新證派等做了梳理和界定，指出“新證派”這一概念指稱含混，以後應慎用。我們還討論了古文獻新證研究的意義，具體包括三個方面：1、爲古籍的校讀開闢了新的途徑。2、使我們對古書體例的認識更加客觀、科學。3、爲一些長期以來被視爲僞書的典籍恢復了名譽。最後，我們簡單回顧了古文獻新證研究的歷史，並對二十世紀上半期古文獻新證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第一章中我們討論了二十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的相關學術背景。通過回顧中國傳統學術在近代的走向和嬗變過程，如經學研究的衰落和史學研究由邊緣走向中心、宋學的興起和傳統金石學研究的復興、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以及學界對此所持的不同態度、今文經學乃至後來疑古思潮的驟興等，並由此探尋和疏理古文獻新證研究產生的内在理路。
第二章我們以學術界對“三句兵”真偽的爭論為例，探討了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在看待和利用地下出土材料時的態度和研究取向，以及由此導致的研究思路和結論的差異。這一章的討論是通過對個案的分析，總結古文獻新證的方法論問題，用以統攝以下各章節的具體討論。
利用古文字材料校讀古書中的字，是古文獻新證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第三章對此做了總結。其中又包括利用古文字字形校讀典籍和利用古文字材料中所體現出來的用字習慣校讀典籍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們按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文字的不同分別進行了討論，指出了這一研究方法容易出現的問題，並特別介紹了“以今律古”法在古文獻新證具體研究中的應用。在第二部分中則主要總結了利用古文字通假規律校讀古書和利用古文字用字習慣理解古書文義。
第四章我們主要討論了古文獻新證研究中利用古文字材料校讀古書中的詞語這一研究方法。我們爲了討論的方便，把古書中的詞語分爲普通類詞語、專名（包括人名、地名）、器物名以及制度類詞語，並分別總結了過去利用古文字材料對這些詞語的校讀工作。最後，我們又集中討論了在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校讀典籍中的詞語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具體來説就是對比研究的雙方要有確定性、古文字材料與古書中的詞語有時貌同實異、古文字材料中的一個詞與古書中多個詞具有對應的可能性三個方面。
第五章我們總結了過去在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對讀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和不足。首先我們談了利用出土典籍訂正古書譌誤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訂正典籍中的譌文、脫文、衍文、倒文、誤讀通假、斷句錯誤等。另外，還考察了典籍中存在的整齊化現象，指出古書不僅在文句之間存在整齊划傾向，而且在文句内部也有整齊划的趨勢。其次我們主要以《老子》為例，討論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在篇章結構方面的差異。再次，我們討論了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所體現出來的思想上的差異。最後，我們批評了出土典籍與傳世典籍對讀過程中存在的趨同和立異兩種不良傾向。
第六章我們主要討論了利用古文字材料總結古書體例。這一章，我們分了三節。第一節談先秦兩漢古書的書寫方式，包括書寫前的準備工作和書寫時的一些具體情況，並分析了竹書和帛書在這兩個方面存在的差異。第二節談了先秦兩漢古書本身的一些特點，如古書不題撰人、古書多無大題、古書多單篇流行、出土的先秦兩漢簡帛古書用字與傳世本有很大差異等。第三節則主要總結了古書在流傳過程中的一些情況。具體説來，主要有如下十種：1、佚失無存；2、名亡實存；3、爲今本一部；4、後人增廣；5、後人修改；6、經過重編；7、合編成卷；8、異本並存；9、改換文字；10、分合無定。
第七章，也就是最後一章，我們主要討論了如何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判斷古書的真偽及其年代。這一討論牽涉學術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因此十分重要，也十分複雜。我們分兩節進行了探討。第一節我們主要談了利用甲骨文、金文判斷古書年代及真偽的問題，例如將古書中的官制、文字、記事、辭例等方面的内容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比較，以斷定古書的年代和真偽。第二節我們談了根據出土簡帛古籍判斷古書的年代及真偽。在討論時，我們將簡帛古籍按照其與傳世古書之間的關係分爲直接對應和間接對應兩種情況。在直接對應部分，我們以《老子》和《歸藏》為例，指出如果人們對某種傳世古書的年代及真偽存在爭議，而地下又恰好出土了該古書的早期寫本，那麽往往會使該問題的解決產生突破性的進展。在間接對應部分，我們以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與《墨子》、《管子》、《尉繚子》等書相關篇章具有間接對應關係為例，指出有時出土簡帛古籍在傳世文獻中沒有與之直接、完全對應的古書，但它與一種或幾種傳世古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也可以為斷定古書年代提供積極證據。
除了正文以外，本文還有一篇附錄，主要談了古書中“屯”字譌為“毛”字的現象，是對正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三個問題中相關討論的補充。

《简牍检署考校注》介绍了王国维写书的经历及其本人思想演变的过程，进而述及当时学术界以至国际汉学的状况，使读者对《简牍检署考》的产生及其意义有清楚的了解。

利用先秦傳世文獻與先秦出土文獻進行對照，整理和釋讀，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可以驗證、比較傳世文獻的真偽，考辨簡帛文字等。本書對秦地戰國簡帛出土、研究及先秦典籍的辨偽歷史作了概括性的描述，並在第五章列舉了 188 例對讀文獻，對相關研究頗有裨益。

本書旨在利用楚系出土文獻探討楚地語音：對金文及楚系金文研究予以評騭，以顯楚系金文研究的重要性，探明突破口；利用清華簡《楚居》及甲骨文，再次論證了上古楚方言的性質；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詳加比較楚系金文釋文，爲其中通假字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利用通假字研究成果，對楚系金文通假字進行了歷時與共時考察，並有重點地討論了上古楚地音韻問題；利用楚系出土文獻，歷時地考察了[-m]韻尾的演變；深刻反思了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音的成敗得失，指明今後研究的方向。

早期道教與民間信仰、方術及喪葬禮俗的關係，是一個重要且頗具難度的前沿性課題。本書立足於考古新材料，結合有關傳世文獻，廣泛借鑒前人成果，運用縝密的邏輯分析，通過翔實的文獻梳理和考證，就某些重要議題加以論述和概括，提出若干新見解，豐富和發展了早期道教史的理論建構，對出土文獻研究亦有積極意義。作者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抓住核心線索，提綱挈領，小中見大、以點帶面，系統揭示出早期道教與方術、民俗的互動融合。在研究方法上，本書援入多種手法展開跨學科、立體式的綜合研究，遵循“二重證據法”的原則和精神，注重收集出土文獻及考古實物，深入發掘材料背後蘊含的豐富信息，並將其與傳世文獻進行比對和參證，藉此拓寬了以前比較單一的研究視野，有力佐證了早期道教對世俗社會的深遠影響及其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密切聯繫。

本书收录李守奎教授近年来发表的与清华简相关的二十九篇文章。既有对清华简的总体讨论，又有对清华简具体篇目的文字、历史等多方面的考释，其中又以与《系年》相关者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与前述内容相关的金文及其他方面的文章，可供相关专业的学者参考。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ISBN：9787500469896，作者：陈斯鹏 著

《帝系新研》主要利用了近年来发表的战国时代的楚简材料以及其他出土古文字资料，并结合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对传说时代（《帝系新研》所说的“传说时代”主要指的是夏代之前）的古帝王系统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 《帝系新研》将以新出土的楚地战国文献为材料，对战国时代古帝王系统的形成过程进行讨论，由此考察《帝系》各族同出一源的世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希望可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历史作适当的清理，为“古典学第二次重建”中的古史传说研究部分做一些基础性的材料整理工作。笔者同意裘锡圭先生的态度，在古史传说研究中需要很好地继承古史辨派的成果。因此，《帝系新研》在史料的批判、甄别上，会大量吸纳古史辨派学者已有的成果；对于他们的不少结论，也会基于《帝系新研》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方法上，笔者同意古史辨派学者将古史传说作为“传说”的研究宗旨。

序言
李学勤
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是大家熟知而且引以自豪的，不过这五千年， 如以秦的并兼六国为界，其后两千多年史实灿然具备，其上两千多年，也就是中华文明萌生与育成的进展过程，包括春秋战国时的“轴心时代”，还有许许多多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谈传承阐扬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不在这前两千多年的研究追溯方面多下功夫。不过，年代距今越久，能遗留下来的信息越少，历史研究苦于缺乏资料是主要的障碍，就连孔子也有“文献不足”之叹了。
幸运的是，近年出土文献大量发现，为探索古代历史文明提供了前所罕有的契机。在出土文献中，简帛是一大宗。其间清华大学于2008年人藏的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由于内涵多为经史一类典籍，有明显的特色，已经广泛引起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注意。
清华简的书写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大约公元前300年上下的时间。至于简内各篇的撰作年代，则各篇多有不同，例如《皇门》、《祭公》明显为西周时的文献，而《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等， 很可能出自战国时人手笔。各篇性质种类也有不同， 例如《说命》、《程寤》等，属于《尚书》之类，而《系年》乃是史籍，《筮法》则是卜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清华简总数约2500枚， 整理考释工作正按计划进行。自2010年开始，整理报告已出版5辑。第6辑也已交稿，将于春节后印行。这批简的全部出版，估计还要有十年时间。我曾多次说明，整理报告仅仅是为这批简的深人研究准备基础和条件。简文十分丰富，又非常古奥费解，真正全面详尽的考察，展现这批简书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无疑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清华简的研究不仅需要老一代学者，更需要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刘光胜、刘成群两位博士都出身清华，现在投入大量精力，专注于清华简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使我感到非常欣幸。
古代简帛的研究，即简帛学，已经成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了。不久前，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简帛学理论与实践的研讨会， 与会学者对简帛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是为这门学科前进的标志。我个人的体会是，在简帛研究领域内，必须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成果融会结合起来，做多视角多层面的切人，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验。刘光胜博士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从真伪考辨、文本校释、成书时代、史实考证及义理研究等方面着手探讨；刘成群博士的《清华简与古史甄微》由经籍传统、政治背景、社会状况及思想世界等问题进行解读，
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研读清华简的特点。因此，我愿在这里把这两位博士的专著推荐给大家。
2016年1 月16日
后记
刘成群
我在刚上大学时就翻阅过《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当时仅仅是翻翻而已，对其内容并未注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那是一个叫“郭店楚”的人墓中出土的东西。读研究生期间，我偶然又接触到了上博简，甚至还尝试撰写了一篇比较青涩的论文，用以讨论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我本科读的是新闻专业，硕士读的是唐代文学，这些专业和出土文献并不相干，但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与郭店简、上博简有如此的机缘。现在从事清华简的研究，追想起来，也似有冥冥中注定的意味。
2007年，已经工作两年的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通过笔试后还有面试。面试那天，我报考的导师有事未能前来，面试环节遂由历史系其他老师替代。我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李学勤先生，他那时候已有74岁了。老人家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尤其是声音磁性而又柔和，与之对话，大有惠风和畅之感。以至于让我放松到竟不觉得对面的老人在学术上气象浑成，蔚为一代宗工。
同宿舍的同学刘光胜朴实厚道，古道热肠，我们一见如故，结识为互相扶助的好友。光胜是李学勤先生的博士生，受他影响，我一次不落地去听李先生的讲座，进而选修了李先生关于出土文献与《尚书》对读的课程。读博士的前两年，我的导师远在上海，指导不便。我就开始尝试跟随其他老师听课问学，其中听的最多的就是李伯重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课。从李伯重先生那里，我知道了“加州学派”，知道了计量方法在经济史中的应用；在李学勤先生那里，我知道了利簋、天亡簋，知道了“二重证据法”与“释古”理论的关联。两位先生对我历史观的形成都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可能因为与光胜同宿舍，又多有探讨，因而对李学勤先生的课兴趣要更多一些。那个时候，我与光胜一同上课，一同讨论某一铜器，而且还一同完成李先生留的作业：在《史记》摘出司马迁所使用的古文《尚书》史料。现在想起那段回不去的岁月，心中总是顿生美好之意。
2008年，清华简入驻清华大学，这给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号召提供了新的契机。受大环境影响，我在研究自己本位之余，也会偶尔出位一下：在清华简层面发挥一点自己的见解。因为之前选修过李先生的课，对于出土文献与《尚书》的对读并不陌生。清华简的出现，也激发了我在对读这一层面的兴趣。于是开始尝试写有关于清华简文章，甚至产生出写专著的念头。此后，孜孜矻矻。数年来锱铢积累，乃至于形成今天这本专著的规模。
清华园的春天是非常美丽的，有很多花，如迎春、山桃、杏花、玉兰、紫荆、连翘、碧桃、榆叶梅、樱花、丁香……这些花怒放在校园的大路小径之旁，灿烂得如同天边的晚霞。每当东风柔媚的时节，我都非常喜欢徜徉在清华园骀荡的春光中。也正是在那些时候，我常常看到李学勤先生一个人从容地骑着自行车，静静地在清华园的花海中穿行。这一情节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以致多年来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光胜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同宿舍另外一位同学王鹏程毕业后去了西北大学，我毕业后也回了自己的学校。自毕业后，我们又都为世事所累，回清华园竟成为了奢侈的事情。时间长了，在清华经历过诸多细节竟然会变淡，我仿佛都想不起紫荆园餐厅里有怎样的饭菜，宿舍楼中的有怎样的谈论，但我想我总不会忘记清华园春天的花海，以及在花海中静静穿行的李先生。
李学勤先生的高足很多，我尚不足以忝列其中。我虽在李先生课上受益颇多，却也不是先生熟识的学生。我虽然在总体方向上认同李先生的理念，但在细节层面又常对李先生的某些结论提出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还能为我的拙作推荐作序，实是让我深感荣幸！此外，本书能在学界享有盛誉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是一大幸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吴长青、张亚莉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课题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帮助促成了本书的面世。因此，在这里，请允许我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衷心地说声感谢，你们的倾情帮助，在我心中，有如清华园春天一样的温暖！

本书广泛辑录与清华简《系年》内容相关的历史文献并加以作者的按断，以期在汇录相关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系年》的内容。同时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对读，解决传世文献及相关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本书对于相关古史、楚简的研究均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书收集2014年以前与《系年》相关的论著并加以按断，在便于读者综合各家之说之外，既有利于新近学者以此为线索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对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相对准确地利用原始材料亦有一定价值。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多为战国时的经史类典籍，其中有与《尚书》相关的篇目，与《竹书纪年》相近的编年史书，与《礼记》相关的礼书，与《周易》相关的占书等。本卷收录讲述周初至战国初期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系年》，该篇完整书写于138枚竹简上，简背并有编号，全篇共约4000字，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文献中最长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