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系作者为《大西洋国际学会》撰写的特约论文，1977年2月以英文发表于巴黎，同年，日本《经济学人》杂志（5月3日、-10日合刊号）全文转载了该文的日译文，并由《每日新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中译本系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日译本转译。日译本增加了一个副标题：《高速增长诸条件的消失》，中译本从略。
在本书中，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过程作了一定的分析和说明，指出现在这些条件已经消失，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膨胀”的深渊，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作者的看法在日本经济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有一定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对日本经济形势及有关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书中引用的不少资料也可供我们参考。
但是，应该看到，不能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概述为资本主义的所谓“成功”，不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要对日本经济问题真正进行深入的、科学的分析，就必须重视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战前军事、封建性结构的联系，以及它同战后帝国主义“冷战”体制的联系；必须强调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积累的榨取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性扩张以及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从属性和矛盾等等；尤其必须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决不能混同马克思和凯恩斯，希图对二者予以“沟通”。否则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的结论，并只能起到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所有这些，是作者在本书中未予解决或不能解决的，希望读者在参阅时注意。

1492年至1914年，欧洲人征服了全球84％的地区。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本、奥斯曼和南亚更为领先，为何却由欧洲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对于“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这个问题，菲利普·霍夫曼认为传统解释——例如地理、流行病和工业革命——无法提供答案。本书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析视角和洞见。霍夫曼运用一个简单的“锦标赛”模型，论证了欧洲各政体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如何促使欧洲军事部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并使它们在火药和其他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可逾越的领先地位；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又如何在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下，推动欧洲的殖民扩张，进而成为历史性的全球霸主

Between 1492 and 1914, Europeans conquered 84 percent of the globe. But why did Europe rise to the top, when for centuries the Chinese, Japanese, Ottomans, and South Asians were far more advanced? Why didn't these powers establish global dominance? In Why Did Europe Conquer the World?, distinguished economic historian Philip Hoffman demonstrates that conventional responses--such as geography, epidemic diseas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fail to provide answers. Arguing instead for the pivotal rol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Hoffman shows that if variables had been at all different, Europe would not have achieved critical military innovations, and another power could have become master of the world.
In vivid detail, Hoffman sheds light on the two millennia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set European states on a distinctive path of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rivalry.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Japan, South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European leaders--whether chiefs, lords, kings, emperors, or prime ministers--had radically different incentives, which drove them to make war. These incentives, which Hoffman explores using an economic model of political cost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resulted in astonishingly rapid growth in Europe's military sector from the Middle Ages on, and produced an insurmountable lead in gunpowder technology. The consequences determined which states established colonial empires or ran the slave trade, and even which economies were the first to industrialize.
Debunking traditional arguments, Why Did Europe Conquer the World? reveals the startling reasons behind Europe's historic global supremacy.

本书从理论、方法、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对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涉及：对“资本主义萌芽”、“早期工业化”、“过密型增长”理论的分析；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对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评述；以及对该领域新趋势、新视角的分析和探讨。

福建四堡是闽西群山中一处偏僻的村落，但在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叶，它却是繁华的雕版印刷业之乡，通过流动书贩和四堡人经营的大小书店，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的作者通过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长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穷十五年之功完成本书，对于晚清民国四堡的出版-销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进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南方基层社会的社会风俗、文化兴趣与精神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社会史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契约发展史的学术著作。作者立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结合分析，以当代经济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进行了周密考察，得出了对中国古代契约发展史的规律性认识。本书既是一部数十年来相关研究的总结论著，又是一部填补理论空白之作，具备一定的研究深度；且行文简净，纲目明晰，可供各界人士阅读参考。

财政是中国古代专制国家政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由于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地方财政有相对独立性，更能反映历代财政间实际情况。本书即以宋代地方财政为对象，研究了宋代的财政机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地方的财政匮乏及其后果、地方财政各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和各阶级间的负担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地方财政与征椎收入的性质，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回答。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财政史研究，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通过具体讨论宋代地方财政史的案例，分析帝制时期国家制度的实际运作问题，认为因受种种因素影响，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变异。就宋代的事例而言，则可见赋税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化”过程，因此在总体上呈现了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局面。这是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有效视角。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种基本制度，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尤其30年代以来，考证研究颇盛，不乏名家论著，几乎成为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迄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皆据史书、地志有关记载，南京黄册贮藏库的专志《后湖志》，以及明清人士对黄册制度的评议等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固丰，足资系统论述，而难于实证。原来黄册内容，主要是按户分列人丁与事产，以及两者在每十年大造期间的增减变动。其特点在于项目具体，而每项必有数据，可形成历史变量。学者既未见黄册原本，所论亦多是黄册制度本身及其兴衰变化，鲜能利用黄册资料特点以验证史书记载及作计量分析，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是极好的，就当提倡和推广的材料。
本书为2007年10月第3次印刷。

《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系统介绍19世纪北京、巴黎和伦敦的货币形式与它们之间的汇率、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发现了不少相关学术著作（包括许多著名专家和学者在内）、文学作品（包括一些著名作家）中的误读之例，首次揭发了一直以来被认为“廉洁”的英国人赫德和金登干在中国海关任职时的贪污事实。是一部既有学术含量，又有趣可读的专著。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内容简介为：一、《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是三卷本《世界历史统计》的“欧洲卷”，覆盖了欧洲全部主要国家和政治体自1750年以来社会经济基本指标的可查连续统计数据。连同该书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以及“美洲卷”，《世界历史统计》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本全面覆盖近代以来并延续至今的世界各地区和各主要国家及政治体的详尽统计数据汇编，可广泛用于经济研究、历史研究和国际研究等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毫无疑问将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书。
二、《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的全部统计指标分为十大类，它们是：
A 人口和生命统计
B 劳动力
C 农业
D 工业
E 对外贸易
F 交通通讯
G 财政金融
H 物价
I 教育
J 国民账户
在每一大类标题下细分各个具体的统计指标，例如：除了全国人口数之外还有国内地区人口数统计指标；工农业产量统计数据分别按基本产品划分；“财政金融”包括银行体系和政府税收；“国民账尸”除了有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各国各主要产业部门的比重以及对外收支数据等等。除了这些全书统一编排的统计数据之外，编著者还根据所掌握的最新统计发现和研究资料，针对若干国家或若干时期补充列出参考性数据，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

本书涵盖了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一个百年，法国革命、19世纪、以及一战、二站，纳粹、前苏联、战后租金限制、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贯穿四千年的工资价格管制史。这段著名的历史阐明了一个道理：通过立法来操纵市场进程是没有益处的，经济决策者用一种专横的方式导致了一种灾难性的后果——管制不仅没有使价格下降，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大量事实表明价格和工资管制尽管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也能够给经济带来严重的，有时候是永久性的伤害，它对市场体系的干预引发了很多负面影响。通过限价，政府鼓励了消费，打击了生产，引来了灾难。主要表现有：第一，当价格受到管制，因管制价格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配置不当，导致商户大量囤积商品，非但没能消除市场上的商品短缺，反而加重短缺。第二，在管制下，产品质量下降，黑市也会随之出现，人们在这里会以远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进行交易，以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结果就是富人有足够多的食物而穷人还在挨饿。
漫长的历史已经表明工资与价格管制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无效的，若想永久消除通胀，要从通胀的根本原因入手，那就是由中央银行降低货币增长速度以匹配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也就是货币增长与产出增长保持一致。如果这个政策建议被经济决策者采纳，那以后也就不在需要工资和价格管制了。

在这本著述中，作者从历史背景，对国民银行体制的不满，“改革”运动的起始：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会议，1900年金本位法案及以后，查尔斯•A.柯南特、剩余资本和经济帝国主义，柯南特、货币帝国主义和金汇兑本位制，雅各布•席夫为中央银行拉开了序幕，1907年金融恐慌和推 动设立中央银行，最后推进阶段：应对民主党权势，共九个方面阐述了控制美国货币经济绝对权力的组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成立的过程，解释了很多人都不了解的美联储的一个方面，即一个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为什么可以印刷“纸钞”并决定影响美国包括世界各国的利率水平。美联储成立的过程充满了各种利益与权力的博弈，金融精英、权力精英、学术精英与媒体“参与了推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走向成功的运动”。美国国会通过了欧文-格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又称联邦储备法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字，美联储正式成立。

本书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程。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不断发展，逐渐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作者认为，21世界中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我们不能预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本书享誉西方学术界，是西方大学生必读的参考书。它不是一般的世界近现代史著作，而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5个半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

《自由与市场经济》收录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对市场经济进行了简要研究。在评价美国政府的金融救援时，人们把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混为一谈，政府的职能在这两个时期是截然不同的。政府的非完美性是因为它和你我一样，都是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公众来说，你是愿意忍受寻租贪腐之苦呢，还是愿意忍受市场上的垄断贪婪之苦？你不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进行选择的，而是在两个魔鬼之间挑一个危害小的，挑一个成本低的。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要问自己，在自由换安全的路上，你们愿意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