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内容简介：科尔萨克的这部#写成于距今150多年之前。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在当时的欧洲统计理论和统计方法的基础之上，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统计数据。统计内容涉及进出口额和价格，商品涉及棉布、呢子、毛皮和茶叶。原作者还把当时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对华出口做了年度比较，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中国历史史料上所缺少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工作者对科尔萨克的这部书非常重视，特别是清史研究者对此书的征引率很高。祈望它能够对新清史的编纂有所裨益。

In this pathbreaking work, now available in paperback, Charles Tilly challenges all previous formulations of state development in Europe. Specifically, Tilly charges that most available explanations fail because they do not account for the great variety of kinds of states which were viabl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because they assume a unilinear path of state development resolving in today's national state.

This book explor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in Henan Province, a hotly contested frontline territory that endured massiv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human disruption dur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at raged during World War II. In a desperate attempt to block Japan's military advance, Chinese Nationalist armies under Chiang Kai-shek broke the Yellow River's dikes in Henan in June 1938, resulting in devastating floods that persisted until after the war's end. Greater catastrophe struck Henan in 1942-1943, when famine took some two million lives and displaced millions more. Focusing on these war-induced disasters and their aftermath, this book conceptualizes the ecology of war in terms of energy flows through and between militaries, societies, and environments. Ultimately, Micah Muscolino argues that efforts to procure and exploit nature's energy in various forms shaped the choices of generals, the fates of communities, and the trajec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有经验事实，尤其是活生生的人物和事件，都被抽象化，成为无具像事实甚至数字，从而留下了大量需要在历史场景中得到落实和丰富的课题。历史学处理的则是鲜活的人和事。本书试图通过鲜活的人和事，对话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深入讨论市场从抽象的逻辑上的形成到具体的运作之间，还需要人们哪些具体的行为与活动。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我国周遍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绍介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 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系列《觉群佛学译丛》， 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比较制度分析》生动地叙述了比较制度理论最近的发展，运用比较制度揭示了从日本德川时代的灌溉系统制度一直到硅谷崛起的多种制度的形式和结构。

本专辑收入的许多文章在探讨17 世纪危机时，都提到了一个因素——气候。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是17 世纪普遍性危机的背后原因。第四组的一篇文章，即杰弗里· 帕克的《危机与灾难：17 世纪全球危机的再思考》（2008），对17 世纪气候灾难与危机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最后，作者的关怀指向了我们当下21 世纪的气候现实，17世纪的历史直接与现实联通。

书籍简介:
我想，我们的历史遗产落在我们的肩上是过于沉重了，好象使我们无法前进。自从1945年光复以后，我们的国家遭受了特殊的苦难，17年来，两届充斥着贪污腐化的政权制造了今日危机的基础，我们正陷于贫困和痛苦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懂得，一个病人不能仅靠一次所谓革命的外科手术来治愈；他的健康也不能仅仅靠切除病灶而达到。要防止旧病复发，就需要经久不变地讲究卫生和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
但是，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出路呢？应当有路，有某条路。我常深夜迟迟不能入睡，思考着我们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草草记下不时产生的想法，按顺序整理出来，便写成了这本书。书中的叙述是粗糙的，描写也常常过于零散，但通观全篇，它相当忠实地表述了作者的思想。
作者简介：
朴正熙（1917年9月30日－1979年10月26日），1917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的善山市。1937年，他毕业于大邱师范学校，40年，入读新京满洲军官学校，44年毕业。
韩国光复后，服役于韩国陆军。1960年，韩国爆发了3·15选举舞弊事件以及4·19革命，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朴正熙当时担任第2军副司令。他表示要“尽快拯救陷入混乱中的祖国以及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人民”，与青年将校们一起领导了1961年的5·16军事政变。
政变成功后，朴正熙掌握了最高国家权力，成为大韩民国第5至第9任总统，任期长达18年之久。
朴正熙任内最重要的政绩在于促成京釜高速国道的兴建，亦大力推行新村运动改革农村，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北韩，国民普遍认为那是朴正熙的改革取得成效。
朴正熙以俭朴著称，在任内大力整肃歪风，坚定捍卫自由立场，即使身故多年仍然赢得南韩国民的掌声。
但是，70年代以后，相对性的贫困现象的深化、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反维新民主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朴正熙的执政基础。为了保住执政地位，朴正熙反而愈加强硬地压制民主化的要求。政府通过了紧急措施，有很多人因此而被捕，此后以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学生、宗教界人士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被忽略的劳动者和农民为中心的保卫生存权的运动愈演愈烈。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首长金载圭暗杀身亡，终年62岁。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与其他经济学史著作不同，马克·斯考森的著作有连续的情节，在这一学科的中心有惟一的主人公：亚当·斯密。斯考森根据大思想家对亚当·斯密及其“天赋自由体系”的态度，将这些思想家放在不同的位置。他告诉人们，在经济失败和动荡的年代，卡尔·马克思、索尔斯坦·凡伯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学者，甚至一些自由放任的信徒，如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如何偏离了亚当·斯密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经典模型。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历史与理论方面的争论。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回溯了最重要的历史解释以及围绕在这些解释周围的讨论，其重中之重在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通俗模式（即所谓“商业化模式”）以及对这一模式的主要挑战。在商业化模式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人性与技术获得长足发展之后不可避免的产物”，它源于人们所从事的各类逐利行为。与此不同，伍德关注的则是“市场相对于人们的强制力量得以形成的各项条件”。第二、第三部分则呈现了作者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另一种解释路径，而这一解释路径正是建立在第一部分中的讨论，尤其是基于那些与普遍流行的传统观点不同的历史论述基础之上的。本书作为修订扩充版包含了一些全新章节，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在第一版中仅仅是点到为止，而在本版中则经过了充分讨论，包括非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资本帝国主义的起源以及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式总结。评介内容以中、日学者的论著为主，兼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的学术成果。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采择，谨慎地对学术环境和学术成果作学术批评，并努力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以期一册在手，能通览20世纪的唐研究情况，方便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引为借鉴，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扼制拼合抄袭作业，有裨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汉代农业的分析：政府解决人口与土地问题的措施，土地成为被追逐的财富，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种方法与技术，农作之外的选择等。第二部分，主要是汉代农业相关文献的辑录及其学术性注释、相关地图、数据和各种表格，并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和索引等。
《汉代农业》虽研究之作，而实忧民之书也。全书充盈着作者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敬意，而对汉代遥远之农业的学理探究则折射出作者的赤子之心和入世之意。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以往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论述的商品流通渠道、货币汇兑渠道、香港在亚洲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和日本传统经济中的某些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对近代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的影响等问题都颇有新意。该书还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书中采用了大量宝贵的外文资料，如英国议会文书等，对国内的研究者是不可多得的。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标签，消费文化变成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于25年前，作者写作的年代当然更早。此次重印，已经是在作者离世七年之后。其重点，则在两宋。器物，及有关的计量制度。这些器制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带计量性质的历史研究——譬如有关天文、数学、医药、音乐、会计、商业、手工技艺、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来说，度量衡的考察越发显得重要。迄今得力于此而获致的成果，和疏忽于此而招致的缺憾，几乎同样显著。
20世纪以来在度量衡史方面卓有贡献者，已不止一代学人：从吴大潋的《权衡度量实验考》，到王国维的唐宋尺度摹本题跋；从马衡在北京大学的《金石学》讲座，到刘复、唐兰的莽量、商鞅量考；从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到杨宽的《中国历代尺度考》，等等。吴著《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质的度量衡系统专著。杨著《中国历代尺度考》，则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尺度通史专著。它们的深远影响，至今仍随处可见。

《理解农民中国》为一部富有新意的理论著作，评介了西方以中国农业和农民为主题的理论：斯科特一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与巨区论；关于中国经济史上技术突破的争论；解释19世纪中国农民起义的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与地方政治论；关于过密化的争论。在此基础上，《理解农民中国》从社会科学哲学的高度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剖析、总结和反思，对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社会解释的微观基础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但是像《理解农民中国》这样“理论”的“理论著作”却并不多见，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有所收获，相关研究者也会得到启迪。

本书是一部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清代农业的主要生产指标进行量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充分利用了超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相关农业调查、统计数据，对清代8个关键时间点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粮食和种植业生产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以及包括农林牧各业都在内的全部农业总产值和增加值，逐一进行了量化估计。书中附录的近3000个清代粮食亩产量数据资料，系作者从上千种清代原始档案及官私文献（主要是地方志）中辛勤搜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