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以各国援助非洲的第一手资料，从非洲贫穷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观察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这种结论与国内“书血不如造血”的扶贫理念有相似之处，这种思考也可帮助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如何正确实际的援助非洲。
编辑推荐
援助对非洲国民带来的后果，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很难说。仅仅靠增加援助额来提高非洲国民生活水平、摆脱贫困，似乎达不到预期效果。只是强调增加援助额实际上加重了非洲的贫困。在非洲不少国家，援助意味着更加贫困，更多人挨饿，为穷人提供的基本服务更糟，意味着早已摇摇欲坠的民主政体受到损害。捐助并非医治非洲贫困问题的良药！此书的目的很简单：劝说那些关注于非洲的贫困与不公平的斗士们不要再呼吁增加援助，而要致力于使贫困群体真正得以改善。
媒体推荐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非洲、坦赞铁路、

《经济人的末日》是彼得•德鲁克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
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星期，德鲁克开始动笔。1939年春，本书在美国出版，是第一本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经典之作。
《经济人的末日》的出版，在美国和英国形成热烈回响，也被认为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异端之作。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此写了一篇书评，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后来，丘吉尔下令，每位英国军官的背包里，都应该放一本《经济人的末日》。
正如德鲁克所言，“这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构成本书主线的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它的主题是权力的崛起而非信仰的兴起。《经济人的末日》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主义的兴起，并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
在德鲁克眼中，《经济人的末日》是他所有作品中，与今天的年轻人关系最密切的一本书。它不仅有助于他们了解父辈们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或许也有助于今天的这代人，避免在他们的人生中重蹈那场浩劫。

《俄罗斯史》第八版是在第七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更注重政治、经济史与文化、社会史之间的平衡；更新资料，主要是普京与梅德维捷夫执政时期的内容，叙述扩展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加妇女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的内容；重新设计了地图，增加了彩色地图。

“神话”是文学的母题，又带有宗教民俗之色彩，非常复杂。本书以二十世纪主要神话理论家们的学术生涯、工作经历与文化背景为视角，展现当代“神话”概念与理论的制造过程，对二十世纪的几种神话理论做了非常激烈的历史性批判。但作者并未试图将这一术语完全从我们的理论或分析语言中清除出去，而是指出：我们能够、或许仍可以继续用“神话”这一概念来思考；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停止对这一概念的思索，必须明了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意向与语境，必须面对我们如何、是否，以及为何应当使用这一术语的问题。
本书曾获得美国宗教学会1989年年度图书奖，出版后引起了广泛讨论。

本书是美国女作家依迪丝•汉密尔顿关于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独特解读。
神话是早期的科学，也是早期的文学。作者通过相关文学作品全面系统地对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北欧神话做了细致分析。本书娓娓道来，一个个神话人物栩栩如生，是我们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也是了解神话知识的必然读物。
编辑推荐
我们在奥林匹斯山与希腊诸神相遇，在瓦尔哈拉殿堂与北欧诸神相逢；
我们演绎特洛伊战争和俄底修斯历险的戏剧；
我们听伊阿宋与金羊毛、丘比特与普叙刻、弥达斯国王的故事；
我们发现星座名字的起源……
《神话》是汉密尔顿的伟大杰作，所有关于神话的书都以它为标尺。
名人推荐
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1867—1963）出身学问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古典教育。成年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55岁退休后开始写作。1930年出版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让她蜚声读书界。此后陆续出版了《罗马精神》（The Roman Way，1932），《以色列的先知》（The Prophets of Israel，1936），《真理的见证：基督及其诠释者》（Witness to the Truth：Christ and His Interpreters，1949），《神话》（Mythology，1942），《希腊文学的伟大时代》（The Great Age of Greek Literature，1943），《上帝的代言人》（Spokesmen for God，1949）等。每一部都基于深厚的研究，写作则面对普通读书人，行文流畅易读，让人读后受益甚丰。她还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和柏拉图的对话，也成为希腊经典英译的名篇。汉密尔顿出版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希腊的回声》(The Echo of Greece)时，已90高龄，文字仍青春蓬勃。
西方文明主要由希腊、罗马、希伯莱、基督教汇流发展而来。希腊、罗马代表此岸理性，希伯莱、基督教代表信仰。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精神领域，希腊人创造了无尽的奇观。在政治组织的艺术方面，在世俗生活的文明方面，罗马则为后世提供了辉煌的典范。汉密尔顿说到希腊、罗马，如数家珍。对希伯莱、基督教传统，汉密尔顿也有深入研究。在《上帝的代言人》序言中，她提到自己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信仰者的身份来写作的。我觉得这也是个优点。宗教首先要求信仰，不过，我们不能什么都信仰，我们早已生活在多种精神传统的融会之中；心怀景慕，从多种精神传统中汲取心的光华与智的能量，是现代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当行之道。更多了解，更多赏慕，不宥于粗陋框架中的中西之争，岂不善哉！
我在美国读书期间，在旧书摊上买到汉密尔顿的几部书，都是一口气读完，尤喜爱《希腊精神》，读了不止一遍。后来，年轻友人葛海滨有意读一点儿希腊，我就推荐他读这本书作为入门，他读得高兴，就断断续续把它翻译出来，作为翻译练习，有些难译的句子，我也曾与他切磋。现在，华夏出版社又行一桩功德，推出这套“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丛书，包括译文经过修订的《希腊精神》。这些书，博学、明达、丰满、优雅，我相信，必有益于滋养我们的心智，必为读书人所喜。（陈嘉映）
媒体推荐
伊迪丝•汉密尔顿——“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导师和学者之一。”
——《华尔街日报》
《神话》“既可供查阅，又提供阅读的兴奋和愉悦。”
——《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世界知名的经典，令无数读者着迷而欣喜的作品，包含着超越时间的神与英雄们的故事。
伊迪丝•汉密尔顿的《神话》是空前的成功，作为西方文化基石的希腊、罗马以及北欧神话——那些从古至今激发着人类创造力的神和英雄们的故事——在书中变得栩栩如生。我们于奥林波斯山与希腊诸神遭遇，于瓦尔哈拉殿堂与北欧诸神相逢。我们追随演绎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漫游的戏剧。我们听伊阿宋与金羊毛、丘比特与赛姬、大力王迈达斯的故事。我们发现星辰名字的起源。我们又发现数不清的艺术、文学和文化探究作品争相引证的要点——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到瓦格纳的“指环四联剧”，再到奥尼尔的《伊莱克特拉戴孝》。《神话》的权威性和晓畅受到全世界好评，是汉密尔顿的伟大杰作——所有关于神话的书都以它为标尺。
“伊迪丝•汉密尔顿重述希腊、罗马以及北欧神话，具有可靠的品味和学术性，让这些有关人性——包括我们自己——的故事依然经久不衰却又耳目一新。”
——《纽约客》
“现时代还没有一个人像伊迪丝•汉密尔顿那样，如此生动地展现了‘希腊的荣耀与罗马的壮阔’。她从枝繁叶茂的古典文学丛中，筛选出灿烂的精华，向我们证实，两千多年以前的幽默与智慧依然适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纽约时报》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 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带领读者遍览各种时空中的政治仪式，它们来自于阿兹特克、苏联、法国大革命、非洲殖民地、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得到了深入而趣味盎然的分析……这是一项针对跨学科读者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它向非人类学家显现出，民族志分析与政治理论相比亦大有其用武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
本书是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应成为所有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之作。
——《选择》（美国面向图书馆的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这是一本引人注目的力作，阐明了仪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质。该书语词洗练、文风优雅，谨推荐给普通读者、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
——查尔斯·席博曼（《某些人：美国的犹太人及其目前的生活》和《刑事暴力、刑事司法》的作者）

这本《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为lrvin Yalom教授的最新著作，是他写给新一代治疗师的信。他从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笔记中选取了85则建议，汇集了临床工作中行之有效的观点和技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治疗师。

美术史家巫鸿最新学术专著力作，中文版与英文版同年面世。
废墟主题，纵横捭阖，探讨中国艺术从古代到当代的实践与经验，领域横跨绘画、建筑、摄影、印刷品和电影，并与西方艺术参照并观，令人眼界大开。《废墟的故事》不仅对于中国美术与视觉文化是一次富于雄心的思辨，对于全球语境下的艺术研究同样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
传统中国美术中的“废墟”在哪里？在创造现代中国视觉文化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废墟观念是如何在历史的对立中得以流布与深化？20世纪以来，当代废墟美学是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到自身存在的立足之地？
美术史家巫鸿将中国“废墟”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形式的流变放置在考察的中心：丘与墟，碑与枯树，作为废墟替身的拓片，“迹”的种种形式，“如画废墟”的东西流通，“战争废墟”的庆典与见证，《小城之春》的废宅与老城，圆明园旁的前卫诗歌与美术，当代艺术对于都市拆迁废墟的浓烈兴趣……本书在梳理这份涵盖绘画、建筑、摄影、印刷品和电影的材料清单时，“展现出令人敬佩的清晰与准确”（包华石）。
《废墟的故事》不仅对于中国美术与视觉文化是一次富于雄心的思辨，对于全球语境下的艺术研究同样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

《人的行为》是米塞斯的扛鼎之作，也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思想史上难得的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整合的著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奠定了系统而清晰的理论基石。米塞斯认为人并非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做出行为的人，他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的行为之“公理”，在此基础上一步 步推导出人类社会经济的种种安排和运作原理，将建立在个人行为逻辑上的经济学理论提升到社会哲学或人类行为通论的高度来处理，由此开创出“人的行为学”方法论。
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货币理论和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该书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梁小民
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是1949年出版的巨著《人的行为》。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写作此书，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经济理论。米塞斯实践了自己的方法论和研究项目，并详细描绘了一个综合、庞大、完全由他本人演绎推导出的经济理论结构：人类行为原则。——穆瑞·罗斯巴德

在不知不觉中，抑郁的人会渐渐变得“擅长”抑郁，学会了如何隐藏它，如何以它为中心安排一切生活。抑郁的人或许可以成就非凡，却必须在抑郁的泥潭中不断挣扎。这使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康复，无法从心底体验喜悦。但是我们可以打破从前的习惯，学习一系列全新的健康技能。最终康复。

无意间进入敏感行业的林芳，不慎落入美国海关、国防部和FBI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组织的“暗星行动”的圈套。当她和丈夫双双被捕时，他们在美国唯一的亲人，两岁大的女儿，还待在保姆家中……
被控密谋和企图非法出口军用品罪，她和丈夫均不得以任何条件获得保释，都面临最高四十年刑期和四百万美元罚款。为了减轻刑罚，她被迫认罪，必须如实回答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配合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从此，她有机会走进联邦特工们的办公地点，协助特工们办案，还见识到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反间谍专家……
最终，她还是被投进了联邦监狱。年轻帅气的狱警维都先生，与她一见面就擦出了火花。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逃得过遍布监狱的摄像头以及警察和犯人们虎视眈眈的眼睛吗？更重要的是，经得起道德和法律的检验吗？
在挤满彪形大汉的联邦监狱里，这名身材娇小的“中国间谍”最后竟然成了联邦狱警的助手，协助管理犯人……她最终得以独善其身吗？
当她服刑期满要求被遣返回国时，美国政府为什么却又头疼不已、左右为难……

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全球冷战》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驾驭多边档案史料的功底。在书中，文安立不但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博士论文及其他二手资料，而且触摸了大量为世人所不了解的多边档案，其中了包括了俄罗斯（苏联）、中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意大利、德国、美国和南非等数国，涉及了多种所在国语言。这充分体现了 作者高超的语言使用能力和史料梳理技艺，令人赞叹。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上，作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美苏两国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全景史画，并突出了二者彼此相异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将笔触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顺流直下，将干涉史的影响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紧密、妥当地联系在一起，显现了其炽热的现实关怀热情。

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对历史学研究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助益？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虽然并不是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而写,但无意中却给了我们相当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一个想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史学研究者而言,《考古学专题六讲》不失为最简要而又富启发性的一本小书。
增订本新增90年代后期，作者生前最重要的几篇学术著述，可以说代表其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考古学最有价值的观点。

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美国的外交传统就是干涉，这个危险的国家从小就不老实。在美国野心勃勃的扩张后面是美国自立国之初就拥有的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整套独特的理想和理念，正是这套理想和理念让美国变成危险的国家。
从美国立国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和干涉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要远远大干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和大方向，而后者从来就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危险的国家》是了解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一部重要著作，卡根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观察，为人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况角。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在魏玛短训班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音乐家们几年来一直携手演出，而人们认为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友好和融洽通过音乐实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音乐可以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音乐可以成为你生活中最好的学校，同时也是逃离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 ——巴伦博依姆 贝多芬的音乐与《荷马史诗》有着类似的探险历程，然而具有离家和回来的勇气并不是简单的外出和返乡；这里需要巨大的努力。奥德赛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珀涅罗珀以及伊萨卡的安乐窝。他去了战场，等战争结束再次返乡。但那不是简单的回来——这就是《奥德赛》的力量所在——经过一系列一个接一个吸引他的冒险经历，他才得以回来。他本可以很简单地回来。但他以一个好奇的人，他离开了家是为了发现能够吸引他的东西，当然也有威胁他的东西…… ——萨义德 只有在演出中被注入了血与肉，音乐才是真实的。思想如果平躺在纸面上，只能是苍白的。无论在何处，我们打开这本书，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就仿佛站在我们面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激情，使他们的理论宛如音乐，使他们的问题鲜活生动。 ——彼得·布鲁克

Everyone knows that high IQ is no guarantee of success, happiness, or virtue, but unti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 could only guess why. Daniel Goleman's brilliant report from the frontiers of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fers startling new insight into our "two minds"--the rational and the emotional--and how they together shape our destiny.
Through vivid examples, Goleman delineates the five crucial skill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hows how they determine our success in relationships, work, and even our physical well-being. What emerges is an entirely new way to talk about being smart.
The best news is that "emotional literacy" is not fixed early in life. Every parent, every teacher, every business leader, and everyone interested in a more civil society, has a stake in this compelling vision of human possibility.

For the first time, Wen Ho Lee speaks out: about his work at Los Alamos and his experiences with the FBI, about his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In January of 1999, the arrest of Wen Ho Lee, the Los Alamos scientist who was falsely accused of espionage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imprisoned without trial, sparked controvers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ordeal, Wen Ho Lee quietly and steadfastly maintained his innocence. Now he tells his story. A riveting account about prejudice, fear, suspicionand courageMy Country Versus Me offers at last a clear and truthful look at one of the grea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of our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