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立足于猪骨遗存本身，运用动物考古学和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相关学科的手段和成果，侧重量化分析，对中国古代猪类遗存进行了多维视角的系统研究。家猪判断标准、中国猪类驯化、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和猪牲仪式性使用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资料翔实，新意迭出，全面展示了新时期中国动物考古学中有关猪类综合研究的尝试与进展。
《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科技考古、畜牧史、经济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既是对甲骨文所见商代天文历法问题的全面研究，同时也完成了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总结。《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分八章，就甲骨文所涉及的商代天文观、天象观测和历法编算等问题，分门别类加以阐释。由于甲骨学与古代天文历算皆属专学，学者因对材料掌握的不同，理解的差异，致歧说迭出，仁智互见，而从者或臆以取舍，或裁制失据，信疑自持，常使真知反隐没，而谬种广流传，其是非良莠，殊难研判。因此作为一部专门研究著作，为求学术观点的客观平实，《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重在建立学术史的研究背景，通过对基本史料的深入鉴别与综合分析，于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研析相关研究所利用的原始史料和研究方法，周加考辨比较，澄清利弊得失，借助对史料的辨析勘核，揭橥卜辞本义，进而寻绎出不同研究应有的学术价值，最终实现去伪学而申真知的学术目的，系统建立作者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体系。可以相信，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研究思路的梳理，便于呈现学术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建立客观的学术标准也会有所帮助。

前言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庆陵发现契丹文字哀册以来，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多达30余种，契丹大字石刻也有10余种。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除了这种文字先天存在的问题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其二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虽然辽代墓葬中同时出土契丹小字（或大字）墓志与汉文墓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道宗哀册》、《兴宗哀册》、《仁懿哀册》、《宣懿哀册》、《皇太叔祖哀册》、《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宋魏国妃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等，但其内容都是各自独立的，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
其三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工具书。我们知道，不少民族古文字都有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可供利用，如西夏文、女真字、回鹘文等，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世的工具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女真字，虽然女真字的出土资料非常有限，但由于有明人留下的《女真译语》可资参考，因此民族语文学界对女真字的解读就远比契丹字要深入得多。宋人著有《辨鴂录》、《夷语录》、《北虏方言》等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对解读契丹文字想必是非常有用的，可惜的是这几种书都未能留存至今。[1]
契丹小字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外学者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直至7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等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第一次找到了破译这种死文字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尽管目前距离契丹大小字的彻底解读仍很遥远，但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契丹语文学早已成为阿尔泰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资料。然而直至今日，国内外的辽金史研究者还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资料。究其故，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二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够检索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对于不谙契丹文字的历史学家来说，若想利用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哪怕是民族语文学家现成的研究成果，都常常会感到无从措手，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出一部内容完备且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民族语文学家解读契丹文字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将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提供一座津梁。
作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集体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不仅创造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解读方法，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小字字形和原字字形的规范是解读这种文字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所有石刻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整理，据此厘定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全部原字和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2]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可以归纳如下：第一，这是一部完整收录了目前已有契丹小字资料的工具书。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共收入9种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而本书所收录的契丹小字石刻总计为33种，另外还有其它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16件。每个词汇均列出其所有出处，以便于使用者查阅。第二，可以通过该书检索参考词义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虽然也编制了9种契丹小字石刻的词汇索引，但却没有参考词义一项内容。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将已有的解读结论及其出处逐一列在相关词条之下，不但为契丹语文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由此解决了历史学家无法利用契丹文字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第三，该书纠正了前人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存在的若干错误。根据学界今天对契丹小字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契丹小字研究》的若干讹误：a）误将一词拆为二词，如第286、481页误将《许王墓志》第20行术不姑）一词分为、二词，又将误为；b）误将两词合为一词，如第338页误将《兴宗哀册》第3行 （庆陵之）录为；c）字形摹写讹误，如第263页误将《萧仲恭墓志》第2行（女真）一词摹为，等等。本书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因工作量繁剧，迁延多年方始完稿。十年来，先后有我的多位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每人分头负责编纂若干个墓志的索引，由我和康鹏博士总其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耶律弘用墓志》、《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室鲁太师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负责所有契丹小字资料校核拓本的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修订录文。陈晓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耶律副署墓志》、《梁国王墓志》、《萧大山与永清公主墓志》、《尚食局使萧公墓志》；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高宇（吉林省委办公厅）：《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涿州刺史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糺里墓志》。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萧图古辞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王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耶律宗教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迪烈墓志》。尤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耶律（韩）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韩高十墓志》。乐日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特每夫人韩氏墓志》。毛利英介（京都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耶律仁先墓志》（部分）。
本书的编纂工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资助，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刘浦江2012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1]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西域水道记》是清代学者徐松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名作。该书的“外二种”指的是《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三种著作体裁各异，对象相同，内容上有着有机的联系。《西域水道记》记载西域各条河流发源、流域、所入湖泊等详细地理资料。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仿《水经注》体例，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名胜古迹、重要史实、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进行了《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撰述，考订古代地名沿革，以今证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互有分工，二书在相关内容下往往注有“互见”字样。《新疆赋》记叙乾隆以来平定西域，开疆辟土的功绩，也对新疆南北二路的山川地理作了提纲挈领的描述。该书的整理者朱玉麒先生学养颇深，再加上工作认真，这一版本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佉卢文书在我国境内的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古代印欧语诸族的迁徙和分布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说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实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书以佉卢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文书的年代、形式和内容重新做出细致的分类，找出其间的联系，与不同地点出土文书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尼雅绿洲的社会生活实况，包括政治和法律体制、赋税、账籍、契约、宗教、历法、家庭和婚姻，乃至度量衡之类。本书把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材料丰富，推理严谨，不失为尼雅佉卢文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涅磐和弥勒的图像学》接受了先行者各种研究的刺激和启迪，以涅槃和弥勒图像为基轴，试图运用图像解释学的方法，探索佛教美术从印度到中亚的传播及变化。涅槃和弥勒，乍一看两种意义不同的主题相组合也许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但以这两者为基轴是有原因的。因为生死——涅槃的问题是佛教的中心思想，涅檗和弥勒的图像与此关系深厚。以佛教的根本概念涅槃为基础，以与其相关的“死”与“生(再生)”相联系的图像为主题，从结构上窥探佛教美术横跨印度、中亚的传播和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

“西域”一称，在中国古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国境内葱岭以东地区，即今 新疆一带。广义的西域，则涵盖了通过狭义西域所能 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以至欧洲 和非洲北部。西域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连接东 亚和整个欧亚大陆，对于其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 究是与丝路研究和古代中外交通研究紧密相连的。徐 文堪编写的《现代学术精品精读（西域研究卷上下） 》兼顾广义和狭义的西域，收录中外著名学者撰写的 相关论文共35篇，反映了在西域研究领域目前所能达 到的国际学术水平，为读者进一步深入西域研究提供 线索。

古代语言的构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要掌握其系统和组合结构，就只有依靠它的文字和文献。张铁山的著作根据残存的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回鹘语的语音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结构，还讨论到古代回鹘语有没有元音e，存在不存在长元音音位，这些都是饶有趣味又是难度很大的问题。首先是文字和文献的释读有难度，其次是语音和词形变化的考证有难度，第三是词汇构成的分析有难度。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存在很多难点和疑点。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为世界突厥语民族和维吾尔族古代重要文献之一。原写本大约成书于公元8-9世纪，性质为佛教原始剧本或说唱文学脚本，共由二十七幕（品）组成（哈密本现存二十幕/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剧本。上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曾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若干残卷。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本子（约300叶600面）。
《弥勒会见记》内容为关于佛教未来佛弥勒（回鹘文作 Maitri，梵文为 Maitreya）的事迹。佛教中关于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似应来自伊朗（特别是摩尼教）的影响，具体说他可能和古代伊朗有关救世主或摩尼教关于光明使者重返世上的观念有关。
《弥勒会见记》似为一种古代戏剧形式，因为它的古代焉耆语本本身就叫做“戏剧”。回鹘文本每章（品）前都表明故事发生的场地，章末有概括其内容的章名，共由28章组成，即由一章“序”和27章正文组成。

金石之学，始于汉魏，盛于两宋，至清代经史小学昌盛，嘉道考据学者尤致力于金石史料收集、著录、考订及利用，证经考史，专著迭出，令金石学益趋精邃，蔚为大观。其间著述有大量未经刊刻者，亟待发掘。《金石学稿钞本集成》（初编）收集清代学人之金石类著述五种，凡二十卷。每种稿钞本著述均冠解题，系首次影印出版，公诸社会大众，不仅可为诸多学科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资料信息，亦可为全面了解金石书法文化提供可靠之文献依据。

本书分论述、分类、器名、纹饰、铭文、重要青铜器、铸造技术、遗址窖藏墓葬、金石学家、青铜器书目十大类，收词2800余条，图片近3000幅，全面展现中国青铜器的全貌和研究成果。是目前收录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型青铜器的工具书，填补了中国青铜器辞典领域的空白。书前有分类词目表，书后附笔画索引，是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大专院校及青铜器研究者、爱好者和业界人士、艺术设计者、书法爱好者不可错过的重要工具书。

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轰动、最为重大的发现便是图坦哈蒙墓的发现。图坦哈蒙是生活在距今三千余年前，古埃及第 18王朝时期的一位国王。大约在公元前 1350年前后，图坦哈蒙以十八九岁的年龄驾崩。国王的英年早逝成了古埃及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1922年11月26日深夜，在 埃及充满传奇色彩的帝王谷，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现了国王图坦哈蒙的陵墓，从此拉开了围绕该墓的各种神秘、令人兴奋且扑朔迷离的发掘故事的序幕。自从图坦哈蒙墓被发现之日以来，国王的珍宝一直在不断地激发着公众的想象力。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文物展的欢迎程度能超过“图坦哈蒙文物展”。
托马斯 ·霍温在研读了各种相关文献，查考了卡特的日记、笔记、信件，以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发现了围绕图坦哈蒙墓发掘前前后后的许多矛盾之处，真实复原了围绕图坦哈蒙墓发掘背后的活生生的不为人 知的故事。

本成果从汉代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汉墓中的时空隐喻要素以及见诸汉画的神祇与仙谱，重新解读了"孔子见老子"图、济南无影山彩绘陶器、长沙马王堆墓帛画、长沙金盆岭晋墓等诸多墓葬考古材料。尤其是通过大量考古材料与文献对应，论证了汉晋时期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原始道教修仙思想--"太阴炼形"，并通过原始道教的神学逻辑建立起了一套死者太阴炼形成仙过程的理想模型，从而使许多令人费解的墓葬文化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学术问题，填补此方面的学术空白。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宗教史研究及宗教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系统校录、考释传世与考古发现所见之汉代至清代的买地券（冥契）388种，给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考古文博工作者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可资凭信、便于使用的古代买地券释文文本；系统梳理了买地券的渊源、流变、类型、区域差异及其意义，并围绕买地券与现世实用土地买卖契约之间的关系、买地券资料所反映的乡里制度的变化、买地券所见之墓葬神煞与民间信仰中的地祇系统及其区域差异、中国古代民间葬仪的演变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论点。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论文20余篇，介绍了敦煌学的发展演变及特点、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现况等。其中，尤其详细介绍了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时限和形态等情况以及其在佛教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等，对敦煌宗教文献等内容和价值分别进行了介绍，同时也阐述了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价值。另外，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关于“敦煌遗书库”的构想。

本书共十八讲，内容涉及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藏金洞的发现及流散、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及贡献，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方法论。

收有作者30年间所写文章35篇。在此期间作者一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故而这些文章主要是研究、介绍该馆文物和在他处见到的与之相关的文物。文章涉及文物种类丰富，从陶俑、绘画、服饰、玉器、兵器、饮食器、滇文物、辽文物、龙文物直到古罗马文物等。
作者在后记中说：“博物馆是文物的殿堂，而文物是人类文化成就之物的见证。在博物馆服务，有幸和这些世间珍异朝夕谋面，没有理由不掬其丹诚、倾其绵薄，去揭示它们的内涵，阐扬它们的意义。唯仰观各类文物之博大，俯察自己的这点体会之粗浅，每不胜惶汗。在祖国的文物宝山之前，一名老兵也正和一名新兵一样，只有从头迈步，努力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