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诗作被阅读得最多的诗人，其51岁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新诗集》、《玛利亚生平》、《马尔特手记》、《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等伟大的诗作和小说。普拉特的传记很好地向我们展现了这位诗人的一生，以及其生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广泛引用了关于里尔克的原始资料和传记，生动描绘了这位在日常生活的痛苦与挣扎中创作出伟大作品的诗人。作者以里尔克的诗句“你须是鸣响的杯子，在鸣响中破碎”作为书名，高度概括了里尔克的个性和人生观。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普拉特的著作对我们理解这位创作了《新诗集》《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取得非凡诗歌成就的诗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普拉特广泛引用先前出版的诸多书信和回忆录，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其日常奋斗只以艺术创造为中心的诗人的肖像。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专家，都会对这部材料完备、文笔流畅、叙述优美的传记有浓厚的兴趣。
——乌尔丽克·雷蒂希（Ulrike S. Rettig），哈佛大学德语系
里尔克死后声誉日隆，即便在英语世界，如今他和叶芝一起，跻身20世纪的伟大诗人之列……唐纳德•普拉特新的里尔克传是迄今为止最完整，也最详尽的研究里尔克生平的著作，突出了里尔克的特质……关于这位决心生活在自我最孤独的边境，并从那里将战利品带回给每个人的诗人，《里尔克传：鸣响的杯子》对其生平做出了最佳的描述。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唐纳德•普拉特看来确实很了解这位诗人和他的诗歌，以及他生活的时代……这本书非常有趣，很值得一读。
——《图书论坛》（Book Forum）
这本书充满了关于里尔克的诸多有趣的逸事……然而，更重要的是，普拉特成功地捕捉了里尔克生活中兴高采烈的时光和极度绝望的时刻，二者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因此也影响了其作品。引用材料多数来自里尔克的书信，全都经过仔细的挑选和精心的翻译……对里尔克研究而言，该书是一项珍贵的补充。
——《南方人文评论》（Southern Humanities Reviews）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部分探讨历史思维的逻辑，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的解释、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因果性等问题，第二部分探讨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解说，或者说，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其意义何在。在历史哲学的学术史上，沃尔什最早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划分，而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注重的是前者。可以说，沃尔什接续了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的研究传统，将英国学者对于历史思维的哲学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正式奠定了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基础。
沃尔什此书是继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之后，英国哲学界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又一部名作，自1950年代问世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或翻印。中译本参酌原作不同版本，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均做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
这部小书，……在英语学术界有关“历史思维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谓一部最好的简明论著。尽管这本书首先是写给哲学研究者，而不是写给历史研究者的，不过，所有学历史的人，假如想对他们的学科有关反思的话，应该人手一册。——小约翰•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是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最好的一部总结之作。 ——威廉•德雷（William Dray）

作者在本书中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 19世纪职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 ”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本书已被译成十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First published in 1890, The Golden Bough is a seminal work of modern anthropology. A classic study of the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 of mankind that tra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fluence of thought from magic and ritual to modern scientific theory, it has been a source of great influence upon
such diverse writers as T.S. Eliot, Wyndham Lewis, and D.H. Lawrence. This edition restores many of the controversial passages expurgated in the 1922 edition that elucidate Frazer's bolder theories, and sets th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valuable introduction and notes.

《透纳先生》讲述了英国画家约翰·透纳充满创作激情的一生，他曾经因创作手法过于先锋而备受诋毁，然而透纳视绘画创作为生命，一生佳作累累，即使临死前都挣扎着爬起床临摹一具女尸。他在晚年尤其自19世纪40年代起即致力于绘画形式与色彩的探索，用食材、口水等不可思议的颜料作画，引来一片争议之声，被视为英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出了名的艺术怪人。

本书是鲍桑葵的代表作，是其形而上学思想的系统体现。1911年和1912年，鲍桑葵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做了两个系列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题目分别为“个体性原则与价值”和“个体的价值与命运”，本书即是在后一讲稿的基础上润色、扩充而出版的。
作者旨在把第一次讲座所阐发的原则应用于有限存在者，实际应用于人的灵魂（souls）。它讨论的是：所谓的“个体”（individual）或人的灵魂如何凭借并通过成为宇宙这个唯一实在而究极的个体的一员，成就自己的命运，实现自身的价值。

本书是研究中世纪庄园农民的经典之作，它以1150-1400年为单位，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乡村生活的模式，季节的影响，田间劳动的知识，地租和劳役，庄园管理、民间娱乐、宗教影响、法庭近作等，从而全方位地勾画了英国庄园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图景。
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他的这本著作不仅回答了英国封建社会的起因问题，同时也让读者认识到资本主义所脱胎的土壤。

八岁男孩布鲁诺（Asa Butterfield 饰）一家随着纳粹军官父亲的一纸调令，由柏林搬迁到了乡下。失去了朋友们的布鲁诺很快对新家附近的“农庄”产生了兴趣，那里有一群身穿“条纹睡衣”的人终日忙碌，并且其中一个为布鲁诺一家服务，他形容肮脏，态度慎微。周遭环境和布鲁诺的举止让母亲暗暗担忧，但纳粹父亲制止家中任何怀疑既定政策的行为。
布鲁诺偷偷结识了铁丝网另一边的同龄男孩施穆尔，并时常带给他食物吃。在紧张的家庭氛围和姐姐向成人世界的变化中，施穆尔是布鲁诺惟一的朋友。某日布鲁诺决定，去铁丝网的另一边，以便见到施穆尔的父亲……
本片根据约翰·伯恩的同名小说改编，获2008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中国西方古典学知名学者王焕生、张强、黄洋、晏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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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学、古代史、古典文学专业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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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权威系统的西方古典学术通史 中译本首次出版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西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第一卷上册自西元前600年之雅典时代诞生期，至西元约530年罗马时代之末，主要
讲述希腊拉丁学术的发生以及演变，涉及荷马的史诗研究、戏剧及其他诗歌作品的研究、演说术与修辞学、语法学与词源学、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斯多葛学派、帕伽摩学派、帝国初世纪的文学批评以及古典晚期的希腊、拉丁学术等诸多方面，视野宏远，涵括诸端。
本书第一卷下册讲述希腊拉丁学术在拜占庭时期和西方中古时期（西元约530—西元1350年）的流布与嬗变。在这八个世纪里作者把目光投向君士坦丁堡，对于古代到中世纪之间文献的传承、抄录和校勘进行细致整理和深度阐述，对拜占庭学术、9世纪的经典著作（希腊文苑英华集、苏伊达斯辞典等）、早期经院学者及其经典著作、中古时期的文献考据等情况细细爬梳，使得枝蔓繁多的中古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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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学术史》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博大精深。虽然此后西方陆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或去繁就简，或加强史料批评，但在资料的翔实方面无出其右者，且往往以此书为依据，充分肯定其价值。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王焕生
本书是一部系统叙述自古典雅典直至19世纪末西方古典学术传统的巨著，细录人事浩如烟海，于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及古典文化传承，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洋
桑兹鸿篇巨制的出版已逾百年，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影响深远。中文版的发行无疑会推动古典学，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期待着《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的问世。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教授 张强
本书是英国知名古典学者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它对拜占庭和中世纪有关情况的介绍，足以填补中国学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对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古典学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19世纪古典学的进展，作者按国别、分阶段叙述，内容之全面，叙事之系统，至今似乎仍无人能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晏绍祥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五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他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法学文献、外国的史料，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没人能看到完整的命运，但可以守护一个完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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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内核》是格林对命运的探讨，穷尽了一个人在命运中会经历的一切考验：爱情、 婚姻、家庭、事业、责任、怜悯、信仰。人性中那些美好的部分，又是如何毁灭一个人的 。
二战期间，英属西非殖民地善良正直的警察副专员斯考比，为送妻子去南非度假，被迫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在妻子离去之后，出于怜悯，他和从海难中生还的女子发展出一段恋情。在商人威胁利诱，以及责任和信仰等情感的折磨下，最终导致斯考比一步步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命运的内核》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这部小说有着某种腐蚀性的东西，因为它过多触动了读者内心薄弱的部分。——格雷厄姆•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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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
◆1950年，首次获得提名，一生提名多达21次，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
◆马尔克斯说：“虽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一生虽未获奖，却被一众诺贝尔获得者马尔克斯、福克纳、V.S.奈保尔、J.M.库切、威廉•戈尔丁、马里奥•略萨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
◆“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格林先生。”——马尔克斯。
◆《命运的内核》是格雷厄姆•格林备受推崇至高杰作。
◆1948年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12年被评为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奖有史以来五大杰作。
◆入选1998年兰登书屋现代文库20世纪百大英语小说；2005年《时代》杂志1923年以来百大英语小说；2015年BBC历史百大英国小说；
◆穷尽了一个人在命运中的一切考验：爱情、婚姻、家庭、事业、责任、怜悯、信仰……
◆没人能看到完整的命运，但可以守护一个完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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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格雷厄姆•格林自成经典，他将作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不断被人阅读和提起。 ——威廉•戈尔丁（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格雷厄姆•格林一直致力于记录这个世界。 ——V.S.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格林在这些作品里创造出自己的一片领土——“格林王国”。他把这些故事写得生动感人，吸引了千千万万读者。格林也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 ——J.M.库切（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一个深入世界各个角落，记录战争、革命、疾病的冒险家。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未授予格林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诺贝尔奖评委拉斯•福塞尔
◆伟大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令人不安，如同在审判者的注视下。——约翰•厄普代克
◆《命运的内核》的出版，是一次文化事件……一部我从内心崇拜的作品。——伊夫林•沃
◆对人生绝望的研究……他在其中充分发挥了那些贯穿在他所有小说中的主题：怜悯、恐惧、爱情和失望，以及一种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英国评论家弗兰西斯•魏恩达姆
◆格雷厄姆•格林是我们这个年代中极富技巧、极有创造力和令人兴奋的作家！对真实存在的人类有着准确的刻画和动人描写！——《时代》杂志
◆格林用一部清晰易懂的寓言记录了一个人走向毁灭。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纽约时报》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由著名科学哲家，科哲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伊姆雷•拉卡托斯著。收入了作者关于科学哲学的五篇重要论文，集中体现了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观和历史方法论。拉卡托斯在书中批判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库恩的非理性主义科学心理学，提出了一个理论演替的合理的、动态的科学发展模式；主张以科学史检验科学方法论，并倡导以典型历史实例进行“案例研究”的方法。

《蓝色星球II》将由大卫·爱登堡爵士主持。在长达4年的拍摄过程中, 制作团队共执行了125次的探险，水下拍摄时数长达到6000多个小时。与2001年首播的《藍色星球》相隔16年之后，制作团队透过新的科技技术突破以往限制，将许多过去未知的地带、惊人的生物及其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自从《蓝色星球》2001年开播以来，我们对大海之下生命的理解被彻底颠覆了。从北极熊出没的北冰洋到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蓝色珊瑚环礁，本系列纪录片同大家分享一些令人吃惊的新发现；邂逅在南冰洋深处神出鬼没的奇怪章鱼，观赏巨大的鲹鱼跳出水面，飞跃到半空中捕鱼；骑在虎鲸的背上，同它一起冲向鱼群。《蓝色星球2》带领我们体验让人敬畏称奇的新地方，见识魅力四射的新物种，了解非同寻常的新行为。

本书由一篇高质量的长篇主题论文以及多篇不同类型的论文和评论组成，主要研究了大英帝国的日耳曼蛮族起源及其封建制对英帝国构建其自由帝国的支配性影响，从而揭示出大英帝国崛起的特殊历史起源和制度基础，以及这个帝国的本质特征。

《分析哲学的起源》阐述了逻辑学和现象学的互相影响，即弗雷格和胡赛而等人思想间的互相作用，从而论证了德语世界对语言转向的影响，并通过这一历史过程探讨了思维、语言和逻辑的关系。本书对分析哲学的起源提出了读到的见解，认为分析哲学主要来自德语国家，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英美的产物。同时，该书还从逻辑的角度提出了对哲学和哲学研究的看法。

In 1958, Aldous Huxley wrote what might be called a sequel to his novel Brave New World, published in 1932, but it was a sequel that did not revisit the story or the characters, or re-enter the world of the novel. Instead, he revisited that world in a set of 12 essays. Taking a second look at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future Huxley imagined in Brave New World, Huxley meditated on how his fantasy seemed to be turning into reality, frighteningly and much more quickly than he had ever dreamed.
That he had been so prophetic in 1931 about the dystopian future gave Huxley no comfort. He was a far more serious man in 1958 -- at the age of 64 -- and the world wa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transformed by the catastrophe of World War II, the adv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grip of the Cold War. Looking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where people were not free but dominated by totalitarian power, Huxley could only bow to the grim prophecy of his friend (and, briefly, his student at Eton) George Orwell in the novel 1984. In the free world, however, the situation seemed even more to be one for despair. For it seemed to Huxley that people were well on their way to giving up their freedom and the sanctity of their individualism, in exchange for the illusions of comfort and sensory pleasure -- just as they had in Brave New World.
Huxley heard, in 1958, a world full of the noise of what he called singing commercials, flooding the mass media, much like the hypnopaedia that shaped conscious thought in the world of the novel. He saw people everywhere in greater numbers taking tranquilizer drugs, to surrender to the unacceptable aspects of modern life -- not unlike the drug called soma that everyone takes in the novel. The power of propaganda, he believed, had been validated by the rise of Hitler, and the postwar world was using it effectively to manipulate the masses. Overpopulation was already a critical issue in 1958, and Huxley saw the emergence of an overpopulated world in which the chaos was, more and more, being countered by centralized control -- closer, it seemed, to the future of Brave New World, where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capitalist of Huxley´s early years, Henry Ford, had become the equivalent of God.
In the end,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despairs of what has come to pass, primarily modern humankind´s willingness to surrender freedom for pleasure. Huxley quotes from the episode of the Grand Inquisito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 ´For nothing,´ the Inquisitor insists, ´has ever been more insupportable for a man or a human society than freedom.´ Huxley worried that the cry of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could easily be replaced by "Give me television and hamburgers, but don´t bother me with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liberty." He saw hope in the form of education, even the most pious, orthodox and inefficient kind of education -- education that can teach people to see beyond the easy slogans, efficient ends and anesthetic influences of propaganda. Perhaps the forces that now menace freedom are too strong to be resisted for every long, Huxley concluded. It is still our duty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resist them.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5版)》是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所著之经典教材，在西方学界经久不衰，是公认的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综述性著作之一。《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5版)》对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历史，传统及当下的发展现状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广泛涉猎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思潮，梳理国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大众传播学，文艺批评以及新闻学等领城内学者与研究生阅读，参考的重要文献。《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5版)》是原著最新版的中译本。

禁欲又放浪的维多利亚时代，坐拥家财的千金小姐莫德，日日被迫抄写舅舅的藏书，禁于深宅不得自由。直到某天，觊觎金钱又洞彻人心的“绅士”、出身贼窝却心思单纯的苏，携惊天骗局来到。
一部反转又反转的哥特式悬疑，一部充满十九世纪珍闻的纯文学，一部洋溢着生命体验的女性书写。

作者在中英两国原始档案和其他中外著述的基础上，以轻松流畅的笔调、严肃缜密的学术态度，从战前中英两国两百年的交往史、战争的爆发与经过，以及战后两国的谈判等方面，全景式展示真实的中英关系和鸦片战争，提出或重新回答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疑问。
★本书以轻松的笔调，严肃的态度，带你回顾那段对民族命运影响深远的历史，提出或者重新回答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疑问，写普通人读得懂的真实历史。
★本书以中英两国档案资料以及中外相关著述为基础，在中英两百年的交往的大背景下，综合中外双方对中英关系和鸦片战争的不同观点，理智客观地解读中英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各种纠纷与冲突，全景式展示与历史教科书完全迥异的、不为人知的中英关系和鸦片战争。
★全书以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力图达成最大限度的阅读愉悦。同时，全书坚持学术的严肃和严谨，在各个重要的数据、细节甚至故事本身，绝不虚构任何环节，绝不想象历史情境，力求无一字无来历。
◎ 焦点推荐
鸦片战争，真的是“鸦片”的战争吗？它可不可能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茶叶”战争，或者“棉织品”战争？
鸦片到底是战争的诱因，还是战争的真正原因？战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战争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战前两百年的交往史上，是什么导致了中英之间冲突不断？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可以，怎么避免？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鸦片到底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英国与中国，到底谁该为鸦片的大肆泛滥承担最大的责任？
鸦片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中英两百多年的贸易，到底呈现怎样一种态势，从最纯粹的贸易的角度上看，鸦片对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林则徐到底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一个鲁莽、轻率和自大自傲的人？
林则徐的禁烟方式正确吗？他没收外国商人鸦片的行为恰当吗？作为他的对立方，英国要求鸦片赔偿合理吗？他的禁烟达到目的了吗？
英国人真的害怕林则徐吗？这场战争天朝有可能打赢吗？失败到底是必然，还是因为皇帝胆怯和软弱，罢黜了坚决主战的林则徐、邓廷桢，或者是因为主和派大臣们的屈膝投降，甚至，仅仅是因为将领们的临阵脱逃？
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重大的不平等条款，到底是在枪炮的威逼之下，被英国侵略者强力掠夺，还是在和平安稳的谈判桌上，被天朝的官吏心情愉快地轻松奉献？到底是弱国无外交，还是落后无外交？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已经持续了整整两百年。只有回到两百多年的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理解战前、战后的中英关系。
指责他人当然必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严格和理性的内省：在这场战争中，在中英两百年的交往中，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这些错误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如何看待这些错误？更为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还会继续犯错吗？我们还在继续犯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