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荷兰语语法书，为中国人量身定做。词法和句法双管齐下，例句丰富，语言地道。
《荷兰语语法》旨在为中国读者提供一部可靠、详实的荷兰语语法学习材料。本书的首要特点是内容力求详尽而全面，书中不仅对荷兰语的语音学、修辞学、句法、标点、时间表示法和书信格式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而且还尽可能详尽地网罗了各种各样的语法规则及其使用的例外情况。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系统性强，结构一目了然，便于使用。书中以语法学中的各个专题为主线进行专题论述，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在各专题下寻找有关的语述。此外，本书从中国人学习荷兰语的角度去书写，适用对象包括所有希望学习和使用荷兰语的华人，特别对正在学习荷兰语的中国各大院校学生，以及向中国学生教授荷兰语的教师们尤其有帮助。

All languages have demonstratives, but their form, meaning and use vary tremendously across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his book presents the first large- scale analysis of demonstratives from a cross-linguist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analyzes demonstratives from a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examining their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semantic features,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uses in spoken and written discourse. The second part concentrates on diachronic issues, in particular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nstratives into grammatical markers. Across languages demonstratives provide a frequent historical source for definite articles, relative and third person pronouns, nonverbal copulas, sentence connectives, directional preverbs, focus markers, expletives, and many other grammatical markers. The book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by which demonstratives grammaticalize and argu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grammatical markers from demonstratives is crucially distinct from other cas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柯斯密特的集大成之作，将整体史学文本与陈述性语言加以区分，充分认识史学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特殊性。对史学语言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并且可让语言哲学家看到此前思维的盲点，为哲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尼霍夫(1618-1672),旅行家:《荷使初访中国记》是一部早期中、荷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20世纪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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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中国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
《四万万人民》《早春》《愚公移山》《风的故事》四部作品，
记录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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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20世纪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这个在电影历史上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如今却被人遗忘。
伊文思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电影史。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不仅在于其创作生命周期长达六十多年，有多部作品问世，还在于他是纪录片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电影先锋，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在电影观念还是技术上，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总是在“诗意电影”与“政治电影”、“西方”与“东方”之间徘徊。
伊文思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内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越南战争、古巴革命……他对中国有着言之不尽的钟情与厚爱：抗战期间与罗伯特•卡帕一起经香港来到武汉，用摄影机记录下战争中的中国，取名《四万万人民》；50年代末，应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文革”期间再次来到中国，并完成《愚公移山》；1984年至1988年期间，伊文思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本书在伊文思全部电影作品和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展现了伊文思的生命经验与创作历程。作者循着伊文思的足迹，带领我们跨越整个20世纪历史的巅峰与幽谷。

In 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 Koos Kuiper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studies and work of the 24 Dutchmen trained as “interpreters” for the Netherlands Indies before 1900. Most began studying at Leiden University, then went to Amoy to study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ir main functions were translating Dutch law into Chinese, advising the courts on Chinese law and checking Chinese accounts books, later also regulating coolie affairs. Actually their services were not always appreciated and there was not enough work for them; later many pursued other careers in the Indies administration or in scholarship. This study also analyses the three dictionaries they compiled. Based on a wealth of primary sources, it gives a fascinating picture of personal cross-cultural contacts.

《塞纳河畔》（La Seine a rencontré Paris，尤里斯·伊文思，1958年|31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以浓厚的诗情画意和温暖的人道情怀描绘了巴黎风情。影片开始，摄影机宛如轻盈的小船航行在塞纳河上，划过充满乡野气息的城郊，缓缓进入巴黎市区。接着，摄影机在塞纳河两岸驻足，展现岸边的生活场景：一个男人正在给自己补鞋，成群的市民漫无目的地闲逛，几个小痞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在岸边拍照的女模特，恋人们旁若无人地沉溺在甜蜜的二人世界。一阵急雨袭来，人们迅速跑开。本片的创意源自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试图在塞纳河与巴黎相逢的地方表现巴黎的风土人情（本片原名《塞纳河与巴黎相逢》。本片并非描写塞纳河和巴黎景色的风光片，而是一首充满温暖和煦的柔情、宽容慈悲的人道情怀以及洞察世事的幽默感的诗篇。本片拍摄完成不久就曾在中国放映，而且是导演亲自带来的拷贝。那时，他应中国政府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本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生于荷兰，年轻时代曾到许多国家拍片，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法国巴黎。伊文思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文革时期拍摄《愚公移山》再到新时期拍摄《风的故事》，他多次来到中国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

纪录片。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五位作曲家，谭盾，瞿小松，陈其钢，莫五平，郭文景。

秋日温暖的傍晚，父亲带着女儿一起骑单车，他们穿过林间小路，骑过草地，骑上高坡，来到平静的湖边。
父亲抱抱女儿，登上了小船。女儿在湖边静静的等待，等到船在视线里变模糊，等到太阳就要落山。父亲迟迟不归，女儿一个人骑着小小的脚踏车回去了。从那以后女儿每天都来湖边等候，她一个人骑着单车来来返返，风雨无阻。多年过去，小女孩为人妇，为人母，转眼老去。
已然老去的她日日来到湖边，直到湖水干涸，化为滩涂。她来到沉睡在湖底的小船边，躺在小船里，就像躺在父亲暖暖的臂弯。

高罗佩，世界最优秀的荷兰作家之一，但在自己的国家却不为人所熟悉。他生于1910年，是荷兰职业外交官、汉学家、作家。他一生钟爱中国文化，以广博精深、独辟蹊径的汉学成就闻名于世。影片展现了高罗佩在重庆生活时的众多细节，并追溯了其传奇的一生。
"Gulik, one of the best Dutch writers in the world, is not familiar to Dutch people. Born in 1910, Gulik was a professional diplomat, sinologist and writer. He loved Chinese culture and had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China. Using a unique study angle, he was well known for his sinology achievement.
This film demonstrates many details of Gulik's life in Chongqing and his legendary life."

关于科学史的著作已经很多，但在本书作者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一部相关的人文学史。作者将不同人文学科的学科历史资料加以梳理和汇聚，做了一次条理清晰的叙述。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学科确实展示出了某种自身独有的模式，继托马斯库恩之后，人文学者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一直在进步。尽管本书的涵盖面非常广，但论点和结论却丝毫未流于表面与肤浅，另外，其轻松活泼的行文风格使得本书也适合于大众读者。
【名人推荐】
“特别雄心勃勃的事业……任博德所撰写的并非是一部‘新的’历史，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这类历史。”——诺埃尔﹒马尔科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博德的著作旨在吹响启动一个大工程的号角，把人文学的历史发展为与科学史平行（完全可能密切合作）的一个亚领域，其目标是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知识形成史……任博德的积极开拓很好地证明了研究范畴的变动不居。”——《美国历史评论》
“其著作的旨归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要证明人文学科是关于进步的学科。”——赛斯﹒莱勒，《后中世纪：中世纪文化研究》期刊
“人文学者经常认为，当他们使用经验性的方法的时候，他们是在向科学看齐。任博德对此进行了反思，其结论是他们错了：人文学者使用经验性的方法是在回归他们在十五世纪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之根，当时经验性的方法刚刚被发明。”——迈克尔﹒谢尔默，《科学美国人》
“任博德的著作的确引起了轰动，不仅在学术界，而且也在荷兰、英国，以及更加广泛的西欧的主流大报。他不但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一部人文学的成文史，而且为此采取了这样一种视野，它特别参照自然科学重新界定了人文学的作用。”——奥利弗﹒格兰兹，《神学院研究》
“任博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与自然科学极为类似，自古以来就有人文考察的多种思路，它们探寻支配语言、文学经典或者历史等发挥作用的普遍法则。”——安德里亚﹒博纳科尔西，（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
“任博德恢复了人文学在科学系谱图中的应有地位。”——哥本哈根，《周末报》
“学界关于人文学研究及其支持的绝望和末世预言，尤其是在美国，使得任博德的著作不但读来有趣，而且及时和雄心勃勃。”——《文艺复兴季刊》
“以防阅读本书读者不留下深刻印象，作者在每一项下不但小心讨论了欧洲的发展，而且（适当）讨论了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其结果毋庸置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信息量非常大。”——约翰﹒亨利，国际科学史权威期刊《艾西斯》

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关于科学革命的最新研究著作。它打破了学界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流行叙事方式，以宽广的视野对不同文明的自然认识作了深入而系统的比较。作者将最新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极具原创性地把科学革命归结为六种截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革命性转变，从而解释了近代科学为何最终产生于欧洲而非古希腊、中国或伊斯兰世界，更别具慧眼地关注了近代科学为何能在欧洲持续下去这一新问题。本书语言生动流畅，内容引人入胜，一经出版即获由荷兰科学研究组织颁发的2008年科学传播最佳著作奖——尤里卡图书奖(EurekaBoekenprijs)。

赫伊津哈经典的名作，开拓中世纪研究新道路。本书重点展示骑士精神、宗教生活、爱情与色情、死亡的恐惧、文学与艺术；重中之重是文学与艺术的赏析、比较、评述；亮点有多彩的生活画卷、璀璨的群星、传世的作品和死亡的幻象。

彼得·保罗·维贝克著的《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旨在发展一条可替代的路径。该路径不是“从外部”评估技术，而是旨在“从内部”进行一种伦理学研究。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形成处理技术的指南和原则，而是理解技术自身的规范意蕴，并探究如何处理技术自身的规范意蕴对伦理学理论及技术实践的影响。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颇具知名度，主要缘于其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创作及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事实上，高氏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远非仅限此两方面。本书致力于对高罗佩生平经历、汉学研究、小说创作、藏品藏书的综合研究，在详实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学、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文献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深入考察高罗佩推动华风西被的诸多贡献，大致内容可归纳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高罗佩在中国古琴、性文化、动物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民俗、书画鉴赏与收藏等领域的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剖析其汉学研究的独特视角、研究方法及开创性意义，从而总览高氏在西方汉学领域的地位及其对中学西传的贡献。
第二部分是对高罗佩狄公案小说的研究。本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观照高氏小说汲取西方侦探及中国公案小说精华而创作的17种狄公案小说，阐述其融汉学研究成果于小说创作、利用小说传播中国文化，从而将封闭在象牙塔中的精深学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普通大众所了解和接受的有益尝试。
第三部分是对高罗佩生活轨迹及其藏书、藏品的研究。本书充分利用高罗佩家族及故旧收藏的照片、书信、书籍、书画等珍贵文献或图像资料，考察其本人在中日两国的交游，并对其所藏的古籍、书画进行严谨考证及详细论述。
最后，本书在对高罗佩作全方位、多角度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汉学研究的特殊性提炼为“高罗佩现象”这一概念，并将他置于西方汉学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指出其研究领域尽管冷僻，但并未超出西方汉学研究的范畴。相反，高罗佩独具开拓性、前瞻性的研究大多已被当今西方汉学界奉为经典。

本书研究游戏在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视野开阔，横跨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比较哲学、文化史等多门学科；纵览并比较了希腊、日耳曼、北欧、印度、中国的游戏概念的表现、异同和演化，显示游戏对文明全面的影响。

《中世纪的衰落》研究14世纪和15世纪以北欧的法国和与荷兰文化为重点的欧洲文化史，阐述了欧洲基督教文化在古典文化、人文主义中的变化，展示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宗教生活、爱情与色情、死亡的恐惧、文学与艺术等方面。
《中世纪的衰落》的结论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并非黑白分明的两个时期，文艺复兴在中世纪中萌芽，中世纪孕育了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北欧的文艺复兴有别于南欧即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衰落》为引进公版书。作者赫伊津哈（1872-1945）为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
《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原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译为《中世纪的衰落》）是赫伊津哈的代表作，其影响经久不衰，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本书研究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是中世纪文明的结束阶段。作者正是本着上述观点，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所处时代，亦即试图从它与当时时代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而现实已经证实，那个时代文明的种种形式中所共有的一点，就是它们均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甚于它们与正孕育的未来的联系。因此，那个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对艺术家应如此，对神学家、诗人、史学家、君王和政治家也是如此，都应被当做是对过去的完善与终结，而非新文化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