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book explore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borderlands. In addition to assessing the influential perspectives of other historians, it engages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uthor’s own research. These studies probe regional accommodations, the intersections of borderland management, martial fortification, and imperi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ole of governmental discourse in defining and preserving restive boundary regions. As the issue of China’s management of its borderlands grows more pressing, the work presents key information and insights into how that nation’s contested fringes have been governed in the past.

《新疆研究丛书：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研究》是一部研究17世纪卫拉特高僧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生平的著作。作者在充分运用蒙、藏、汉文等史料以及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生平事迹以及和他相关的卫拉特历史文化问题。作者发掘利用了大量的新史料，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相关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咱雅班第达生平事迹以及相关的卫拉特历史文化诸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本书以康定明正土司作为研究对象，从末代明正土司的人生史，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和谐共生的内在机制。康区政治人物，不管是土司还是喇嘛的权力、权威都来源于社会外部，比如土司去往北京定期朝贡，喇嘛去往中心寺庙定期朝圣等。这一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历程，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本书是广州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主编的＂中外交流历史文丛＂之一种。
唐代文献中的“拂林”是拜占庭帝国的别称。本书就是着眼于唐代与拜占庭帝国关系中的国际背景，从中国和拜占庭交往的中间环节――突厥汗国、昭武九姓、阿拉伯帝国在传播拜占庭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从拂林与波斯、大食、天竺诸国在西域文明中的异同展开论述，具有较大的创新。
此外，本书还附有丰富的附录和图版。

「邊境社會」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
「華夏中心」形塑「典範歷史」的框架，相對於「中心」而存在的「邊境」，
被政治制度、官僚體系、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塑造成一個在地理、政治、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
連瑞枝在《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一書中，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在明朝統治下，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歷史的形塑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書中沿著二個軸線，一是地方社會，一是帝國制度，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制度下選擇成為僧人、士人與土官，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後續產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之分流與變化。
西南人群為了申明身分而做出一系列的行動與選擇，而身分選擇的背後都有其政治與宗教的考量。書中主要以儀式權與儀式化機構的角度來討論人群與社會結盟的機制，這些精英階層為了尋求儀式權的合法性，也使其社會的整體精神隨著身分分流而產生歷史敘事的歧異與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動與移徙；土官聯姻、政治聯盟與「盜匪」動亂；乃至於在明朝儀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過一套儀式框架與政治語言來追求身分的合法性。
全書以地方人群的流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書寫、正統儀式權與歷史話語權等角度，來描寫一段族群政治流變與族群形塑的歷史。是一本致力於從邊境人群角度重構歷史的學術作品。

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为了如实地介绍西藏，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扩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互相理解，加强国际文化合作，让关心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朋友们，从中了解到西藏今昔的真实情况，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这套《西藏知识小丛书》，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类数十种。这套小丛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而翔实的藏汉文文献以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分题撰写，力求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出版。

《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是苏联时期出版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考古学专著。《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汇集了伊犁河下游地区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并对考古学遗存的族属、年代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古代人类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形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一研究成果，对中国境内伊犁河上游地区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俄文版出版至今已近五十年了，但一直没有中文版问世，这对中国考古学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位處中原西陲的吐蕃
崛起過程中，建構吐蕃天下體系
整合青康藏高原之部族
促使各部族於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均吐蕃化
使得中原西陲原本為分裂割據，且相互盜抄的人文生態
為之一轉而統合於吐蕃化的浪潮之中。
今天包括西藏、青海、西康、甘肅、雲南、四川等地之2500公尺以上地區，即地理上所謂青康藏高原的區域，大部屬信奉藏傳佛教，飼養犛牛，種植青稞，以糌粑為主食的特色文化區，凸顯中國之多元文化特徵，就是吐蕃以其建構之天下體系，將其所控弦之地，予以吐蕃化所打下的基礎。更因吐蕃於唐代所展現強盛輝煌的武功，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史實，永垂於中國史，令後代子孫印象鮮明，而於民間留傳中國西部的藏傳佛教世界，永遠是一個武功高深且神秘不可測的世界。君不見金庸小說中吐蕃高僧的龍象神功，武林第一，且性格詭譎難測。民間所有涉及宋、蒙元時期以還的武俠電影，凡是來自西方的喇嘛，個個武功高強等等，凡此，均為唐代吐蕃於中國歷史上所留下雪泥鴻爪的結果。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係林冠群教授以其所習得閱讀藏文史籍的能力，遍覽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時期的碑刻、吐蕃簡牘等唐代吐蕃第一手史料，以及歷代藏人所撰寫的史籍等為基礎，從中理解吐蕃本身對唐朝的概念、立場與策略，以及歷代藏人對唐蕃關係的見解，以之與中原王朝所書寫的吐蕃史與唐蕃關係等記載，作比較研究。林教授經年累月地就唐蕃關係，反覆思量、考索，並詳參中外學界相關的論著，經三十年的積累，終破解世所難詳的唐蕃關係，完成一本三十六萬字之專著，貢獻一家之言。

六世紀突厥繼柔然之後稱霸北亞草原，它不但對中原農業朝廷，尤其是隋、唐朝有重大的影響；也與西方發生諸多關係，故突厥的研究素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可惜我國對此方面的研究不多，作者在國內外研習突厥史，並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學近二十年，係採歷史學、民族學及邊政學的角度，積其研究成果合成十二篇論文，取名「突厥研究」，希望能繼岑仲勉先進之後，對我國突厥研究有所貢獻。

《唐代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的编写是在综合前人研究，尤其是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唐代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第一章概述了唐王朝的疆域及边疆民族形成和发展；第二章从天下观、夷夏观、藩属观念等视角分析了唐王朝的疆域观；第三章分阶段阐述了唐王朝边疆管理体制藩属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第四章从礼仪制度、都护府为主的边疆管理体制、使者来往、册封与和亲等政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唐王朝的边疆管理政策，指出军事讨伐是维护边疆稳定的最后手段。通过《唐代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能够对唐代边疆政治格局的演变、唐王朝治边政策的实践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同时可提供有关唐代边疆的基本知识。

本书以《新唐书·吐蕃传》为纲目，根据藏、汉文有关史料，对其所记的西藏吐蕃王朝（第七世纪至第十世纪）的史实，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加以增补或考证，对史实的出处加以笺注，对其讹误加以修正。内容以汉、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吐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重点。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滨海遥远的过去》一书，出版于1959年，是苏联公开反华以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滨海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即老沙皇强占的那片土地的东部，现在主要归苏联滨海边疆区管辖。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这本书中，尽管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否认“滨海地区”同我国东北乃至黄河流域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所以，本书在详细介绍当地考古发现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当地和我国内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