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卷本 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震撼出版
第二卷《日本社会与侵华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衔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衔主编
•见证苦难岁月里，中国人的苦苦求生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屈不挠，起而抗争，最终赢得独立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领衔主编的1800余张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近日出版，这套 大型丛书共分六卷，分别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日本社会与侵华战争》《中缅印战场》《战时中美合作》《大后方的社会生活》《从反攻到受降》，几乎涵盖了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
本套丛书图片主要来源于史迪威家族、顾维钧家族复制、捐赠的照片、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时美军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和AMERICAN FORCES IN CHINA两种图片档案），还有从东京神保町旧书街购置的老照片和部分日本战时出版的各类画册、写真集，如《大东亚战争写真集》、《满洲事变从军纪念写真帖》、《从军：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从军：上海派遣军》等，以及从台湾搜集的各种老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新闻界曾派遣了部分记者，跟随日本侵略军到中国。例如，在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的镜头中，就记录了大量日军侵略中国华北、华中各地的战斗、行军与日常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部分在《支那事变画报》等战时出版的杂志中公开。同时，还有许多照片，在日本军方审查时被认为有损天皇和日本军队声誉，或者暴露日军武器等军事秘密而都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后遭到雪藏。战争失败前后，日本政府曾要求销毁所有不利于日本的档案、资料，但仍然有一部分照片得以秘密保存下来。这是本丛书照片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卷：日本政府、军部发动侵华战争和日军侵略军在华无恶不作、制造各种残酷暴行之时，日本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反应？本书中，你会看到：
战时日本社会顶端的昭和天皇，既是日本民众信奉的“现人神”，又是日本陆海军大元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军部、军队在中国的战争行为和侵华举措。他不仅颁布诏书，嘉奖在华日本侵略军的“忠勇”，而且御赐他们军刀、绷带、香烟、美酒，参拜靖国神社，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
日本皇室成员或亲自披挂上阵，参加战争；或视察战场，慰问伤兵，鼓舞侵略军的士气；或体查民情，代替昭和天皇出席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各种活动。
日本学校教育中充满了军国主义色彩和侵略战争的内容，学生们不仅积极为侵略战争募捐，而且被灌输了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
本应劝人向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宗教，也被日本政府和军部拖入侵华战争之中，佛教僧侣非常奇怪地从靖国神社出发为侵略战争托钵化缘，甚至扛枪、佩刀，参加军事训练。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国际知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黄宇和院士，继其《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英文原著在1986年出版后，再用二十五年时间的努力，遍访广东省、香港、澳门、夏威夷、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并频频到翠亨村、香港、澳门和夏威夷等地作实地调查，经过细致的考证，最终把孙中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以及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最忠实地呈现出来。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解答的重要问题包括：
孙中山祖籍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他是否中原贵胄的后裔？
孙中山的国学根底如何？是否只是一名“番书仔”？
在檀香山四年的学习生活，对孙中山身心变化有何影响？
孙中山曾有过当传教士的念头，为何最终放弃，
孙中山是否真的曾在香港拔萃书室念过书？
孙中山自称其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在香港念书时所受到的影响，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是否同时策划革命'
1895年的广州起义，号称有“决死队”三干人，为何却未举先败？是否真如史书所云杨衢云调度失宜所致？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是否曾如他自己所言，由朋友在城墙上用吊萝载着他降下城墙而逃离广州城这么惊险？
孙中山逃至香港时，是否曾在域多利监狱作客？
通过对类似上述微观细节问题的研究，本书最终解答了孙中山为促使中国“现代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宏观历史问题。
孙中山前半生的事迹过往由于原始史料的缺乏，大多数研究者都只能语焉不详。通过黄宇和院士的不懈努力，相信《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巳成功还原了孙中山前半生的最真实面目，为“孙中山研究”以至历史学研究，立下了良好的典范。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作者考索晚清知识精英如何措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因此，除了一般国民均应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外，在此书中，也会有意凸显专为女性群体特设的类项。“男尊女卑”导致的女性各项权利的缺失，晚清以来的先进之士已不断研讨与抨击。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争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与地位， 实为“男女平等”的正确释义。尤应注意的是，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属巳经具备“常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杰提供的人格典范，由此构成“中国新女国民”的理想境界。

《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系桑兵教授主持的大型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编辑项目。20世纪80年代，《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等陆续出版，为孙中山及他那个时代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然孙中山一生收到的各方来电来函难以计数，却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的全面和深入。鉴于此，桑兵教授主持了这一项目，组织、指导青年学人，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态度，多方访寻、搜集相关资料，经数年数人之努力，终于集成这部400余万字的大型资料集。

本書最主要的著眼點，是以「帝國之罪」重新看待慰安婦問題
五十多名倖存的慰安婦阿嬤之中，其實有許多人抱持不同的意見，但這些當事人的意見卻一直鮮為人知。如果真有「不一樣的聲音」，為何我們從來都聽不到呢？─朴裕河
二戰期間，日本帝國在戰場設置慰安所，並動員了殖民地女性成為慰安婦。一九九○年代，被遺忘的慰安婦議題爆發，日本的戰爭責任被重新檢視。但經過了二十多年後，日韓兩國對於「朝鮮慰安婦」議題始終難以形成共識，更遑論解決方案。
朴裕河教授關注慰安婦議題多年，她認為日本帝國不能也不該迴避其責任，但要解決此一爭議，必須將不同的理論梳理清楚、徹底理解脈絡，才能找到解法。本書參考了訪問紀錄、歷史文書等資料，鉅細靡遺描述了慰安婦議題的各種面向，並據此回應不同立場的言論。作者試圖提出一個新的理解架構，容納更多被排除在主流慰安婦敘事以外，不被聽見的聲音。
本書特色
◎慰安婦議題中，最受矚目的一本書
◎更全面的理解，才是療傷的起點。
◎本書出版後，作者朴裕河教授遭到首爾地檢署起訴，理由是毀損韓國慰安婦的名譽。如果，「呈現另一種聲音」被視為犯罪嫌疑，這是否已構成學術自由的壓迫？
好評推薦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莱布尼茨奖（2010）、格尔达･汉高奖(2012)、汤因比奖（2017）获得者，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作品！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
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唯有40年后的“ 文化大革命”堪与之相比。在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

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译《事物与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更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时代取代存在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的论点在于：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 “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福柯在本书中运用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手法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他指出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针对此“真理话语”，福柯试图从根本上驱除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在《语与物》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能静居日记，亦称《能静居士日记》。又名《赵惠甫日记》、《赵知州日记》。清赵烈文撰。五十四卷。赵氏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先后为曾国藩、曾国荃机要幕客。是书即赵氏从幕后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五月四日，迄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二十日，对曾国藩与清廷的矛盾，南京失陷时清军烧杀掳掠之暴行，及李秀成被俘等事记叙颇详，对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书系南京图书馆藏抄本。1962年中华书局版《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选录咸丰十年二月至同治七年(1868)间记事。台湾省有原稿影印本。
别 名 赵惠甫日记
卷 数 五十四卷
《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五十四卷，起自成丰八年（1858）五月，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作者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经历。其中所记咸丰、同治年间时局、政事、军情，特别是有关湘军集团、太平天国、捻军以及晚清朝廷的情况，尤具价值，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在其他如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内容亦多有涉及，包罗晚清社会万象。

本书是新版《李大钊全集》的疏证性工具类文集，基本按照《李大钊全集》的分卷顺序逐篇进行疏证，内容包括：原文标点、断句的见解，原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主义、报刊、团体的说明，原文中使用的名词、语句的解释，文章写作时间、报刊出版时间的考证，等等。是目前较为全面的《李大钊全集》疏证类工具书，对李大钊研究具有一定的补充参考价值。

本书是郭士立的代表作品，在采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阅读同时代人大量散文笔记，深入各种场合调研，*终写作而成。
全书以道光皇帝的生平为主线，讲述了大清帝国30年间社会的剧烈变化。
清朝维护大一统帝国的努力、社会各阶层的挣扎与反抗、外交上的由盛而衰、军事上的不断败北、政治上的腐朽没落，犹如一幅悲凉凄清的末世画卷展现出来，生动地反映了大清帝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衰败景象。

本书为作者过去十年来，从美国、英国与台湾各地的学术与史政档案机构所收集的档案中爬梳而来，包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务院与历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国防部”史政局等地的大量解密史料，对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与国民党的海外秘密活动，进行有系统的建构、分析与论述。内容包括：冷战边缘─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蒋介石与朝鲜战争关系探源、冷战初期蒋介石的“敌后工作”与“第三势力”、台海危机与两岸密使、冷战高峰时期的西藏问题、东南亚冷战场上的蒋介石、冷战与台湾研发核武争议。

《洪宪帝制外交》一书以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为主题，使用中、英、日三方史料，主要讨论帝制运动期间中、英、日三国外交，兼及美、法、俄国以及德国。作者认为，洪宪帝制与全球及东亚外交密切相关。在洪宪帝制外交中，袁世凯虽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但因外部局势的因素，最终帝制运动不被各国承认。帝制外交交涉中贯穿着英日对东亚主导权的争夺，但英国因欧战不利而对日妥协，最终日本取得领导地位，对中国日趋强硬。洪宪帝制外交最终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既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In the summer of 1900, bands of peasant youths from the villages of north China streamed into Beijing to besiege the foreign legations,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Joseph Esherick reconstruct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Boxers,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y grew from earlier anti-dynastic sects, and stressing instead the impact of social ec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inese state made strenuous efforts to broaden and deepen its authority over rural society. This book is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offer both a method an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state-making era.The author constructs a prismatic view of village-level society that shows how marketing, kinship, water control, temple patronage, and other structures of human interaction overlapped to form what he calls 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 in local society. The author's concept of the cultural nexus and his tracing of how it was altered enables us for the first time to grapple with change at the village level in all its complexity.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transformed and delegitimiz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nexu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village leadership and finances. Thus, the expansion of state power was ultimately and paradoxic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s it eroded the foundations of village life, leaving nothing in its place.The problems of state-making in China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eralds the process that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the emergent stat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under the ver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lacing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onsciousness, Ruth Rogaski reveals how hygiene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Rogaski focuses on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across time of a single Chinese concept, weisheng—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English as "hygiene," "sanitary," "health," or "public health"—as it emerged in the complex treaty-port environment of Tianjin.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isheng was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regimens of diet, meditation, and self-medication. Hygienic Modernity reveals how meanings of weisheng, with the arrival of violent imperialism, shifted from Chinese cosmology to encompass such ideas as national sovereignty, laboratory knowledge, the cleanliness of bodies, and the fitness of races: categori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often deemed lacking by foreign observers and Chinese elites alik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opera transmitted ideas across the social hierarchy about the self, family, society, and politics. Beijing attracted a diverse array of opera genres and audiences and, by extension, served as a hub for the diffusion of cultural values.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historian Andrea S. Goldman harnesses opera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urban cultural history. Her meticulous yet playful account takes up the multiplicity of opera types that proliferated at the time, exploring them as contested sites through which the Qing court and commercial playhouses negotiated influence and control over the social and moral order. Opera performance blurred lin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and offered a stage on which to act out gender and class transgressions. This work illuminates how the state and various urban constituencies manipulated opera to their own ends, and sheds light on empire-wide transformations underway at the time.

Recent events—from strife in Tibet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 the spectacular expansion of Chines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globe—vividly demonstrate that one cannot understand the modern Chinese world without attending closely to the question of religion.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highlights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between historical events, political regimes,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o explore how religion has challenged and responded to secular Chinese modernity, from 1898 to the present.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piece together the puzzle of religion in China not by looking separately at different relig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but by writing a unified story of how religion has shaped, and in turn been shaped by,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rom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martial arts to communal temple cults and revivalist redemptive societies, the authors demonstrate that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ward, as the Chinese state shifted,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consistently resurfaced in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old and new forms.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integrate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China’s religious history that is certain to become an indispensible reference for specialists and students alike.

本书是关于田中义一——所谓“田中奏折”的主角、被称为侵华战争主谋——的传记。主要围绕田中义一的政治生涯的展开，探讨在日本近代的政治军事史上田中义一究竟占有怎么样的地位，扮演了何种角色。作者为日本近代政治史、军事史学家纐纈厚。 在作者的论述中，田中义一是日本近代的举国为战的国家体制，即总体战体制的构思者、先导者，其通过在军部掌握实权（作为陆军大臣）、铺设人脉、进行种种改革，和转身入政界后与政党的合作斡旋（作为首相），将总动员体制构想从军界渗透至政界、官僚阶层以至财界，开启了日本的战争道路。所以，田中义一的政治生涯，可以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直至军国主义化的缩影。从这个角度来看，田中义一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