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灵枢经》成书较早，又经历代传抄翻刻，以致误脱衍倒，文失其真，故校勘研究者代人乏人。然因受到时代的限制和个人理解的偏颇，现仍存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以致给阅读理解《灵枢经》带来一定困难。为此，本次重新对该书进行了调理，选用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校勘铅印本为底本。书末附有重要词语索引，以方便读者利用。《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大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始终指导着祖国医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灵枢经》共12卷，81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该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的有关问题，全面阐述了五脏六腑、精神气血津液、人体气质类型等内容，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特别是对经络腧穴理论和针刺方法的记载更为翔实，例如对针法的论述，不仅强调了守神、候气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数十种针刺方法，还详细介绍了针具使用、针刺部位、针刺深浅、针刺禁忌、针刺与四时的关系等内容，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广成集》为唐五代著名高道杜光庭的文集。杜光庭在中国道教史上地位显赫，著作等身，“杜撰”一词就由他而来。本书现存十七卷，其中，卷一至卷三为表，共56篇；卷四至卷十七为斋醮词，共282篇。本书为研究杜光庭及晚唐五代道教史的重要资料。本书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董恩林教授点校整理，便于阅读。书末附有“杜光庭生平事迹资料”、“杜光庭著述目录”、“杜光庭《广成集》外佚文辑补”等资料，可资读者研阅《广成集》之参考。

杜光庭既是道士，亦是學者和作家的，其不平凡的一生，見證著晚唐的沒落及其後五代十國的混亂，並為後世留下來的大量著述。對於後世研究者來說，他既是宗教「傳奇」小說文體之主要代表人物，又是道教科儀的鼻祖。他既對《道德經》作了極為詳盡的注解，又對道教史寫作作出貢獻。雖然杜光庭的學術活動，由眾多不同的專門興趣和知識所構成，但是「宗教在社會所擔當的位置」卻是貫穿其中的主題。本文作者以選讀杜光庭的著述為基礎，考察某些在其思想世界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範疇，並透過這位重要人物的眼睛，看見其時代的社會景況和各種問題，包括道教與佛教兩個群體在中國社會中的互動、道教與家庭和超自然界的關係、怪異人物與他的社會經濟環境彼此之間的影響、仙人崇拜的社會處境和對長生不死的追求、以及成仙途徑所展現的宗教經驗多樣性等。杜光庭著作所述及的主題和觀察到的習慣，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人對「宗教」的一種普遍態度，即視宗教為基本上與社會脈絡互相交織的現象，即使它到了仙人崇拜這樣獨特的超越顯現（transcendent manifestations）的地步，亦是一樣。

陶弘景(456-536)，自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茅山派的创立者。侍齐。官职卑微，遂绝意引退，隐居于句曲山（茅山）。梁武帝时，礼聘不出，而朝廷大事每与之商讨，人称“山中宰相”。陶弘景博学多识、对阴阳五行、山川地理、医术本草等都有研究，一生著述宏富，惜大多已亡佚。他虽不以文学名家，然诗文辞采宏丽、意境峻脱，独具特色。其文集失传于宋代，南宋初起有辑佚本出现。明代以来，参与重辑、校订的文士层出不穷，目前流传的善本不下十余种。王京州先生在研究、比勘各种辑本的基础上，对陶弘景诗文作了重新辑录并加以校注，提供了迄今为止整理最为完整详备的版本。
前言
凡例
赋
诗
表
文
啟
书
序
论
墓誌
碑
其他
附录
集外第一
遗事第二
著录第三
题跋第四
品评第五
版本第六
考辨第七
别著第八
徵引文献
后记

《养性延命录》，梁陶弘景撰，二卷。上卷叙教诫、食诫、杂诫、祈禳等项，下卷述服气疗病、导引按摩、房中术及养性延命的理论与方法。书中引用古籍三十余种，对道教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做了较系统的论述，特别强调“我命在我不在天”，即通过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可以延年益寿乃至长生。本书系南北朝道教养生学的重要著作。此次整理，以《道藏》本为底本，以《云笈七签》本为校本，并参考了前人校勘成果。本书主体由本经、校勘、注释三部分构成，并附录《太清道林摄生论》、《太清经辑注》两篇文献。

庄子不官不僚，也不运动社会，他只躲在陋巷著书，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向往神秘的自然。布衣草鞋，糁汤野菜，物质贫困，精神自由，他是寂寞一生的大文豪。他的书安慰了历代的失意文人。文学、哲学、宗教、武学的比较研究，彻底打通文、武体系的尝试。揭示中国文化的终极秘密。

本书探讨了全真教在金元明时代的历史变迁过程，涉及全真教的派系整合、大宗师的传承、全真谱系的形成、全真教戒律的形成、全真教修炼生活、全真教性命双修的内丹学、元代相容并包的道教管理政策，以及有关全真教研究的一百二十八年的学术史。

The ancient system of thought known as Taoism remains today the least well known of the world's great religions and one of the most inaccessible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in large part because Western thought clings to the no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matter and spirit, body and soul. Taoism refuses this dualism and considers the body's perfection as essential as the soul's redemption is to Christianity. Kristofer Schipper's elegant and lucid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s of Taoism and the masters who transmit them will reward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n religions. The result of over twenty-five years of research, including eight years of fieldwork in China, Schipper's book retraces, step by step, the way that leads from Chinese shamanism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life to the physical Tending Life techniques, which in turn lead to the mysticism of Lao Tzu and Chuang Tzu. Schipper shows the fundamental unity underlying all aspects of Taoism as Taoism considers itself to be. The social body - the community, the village, the land - corresponds in all aspects to the physical body in Taoism. In both of them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is decided here and now. 'My destiny is within me, not in Heaven!'

原《经典释文序録疏证》《经籍旧音序录 经籍旧音辨证》合并再版

《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分为“中国文学传统”、“道家思想脉络与中古文人及其文学”、“中古佛教文学研究”三大板块，集结了作者陈引驰关于中国文学与佛道关系的学术专论，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及其中的大家、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佛道元素，展示佛道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在撰写当中，试图建构起一个较完整的注译体系。出于这样的思考，因此体例是这样拟定的：每篇下列解题，每小节下列内容提要，每小段由原文、注释、今译、阐述等四部分组成，书末附《帛书黄帝四经校定释文》。“阐述”部分有助于更具体、更明确地了解全书的文义和思想底蕴。《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主要依据一九八○年帛书小组整理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本，书末所附即依据此帛书小组本为蓝本。

道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炼丹术在道教中也称黄白术。“丹”即“丹

《道教史发微》是作者撰写《道教史》中的主题论文汇编。本书论述先秦至近代道教史的核心内容，介绍仙与道各种流派的修行方法。

明正统《道藏》收道书一千四百二十六种，合五千三百零五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门。万历《续道藏》补收道书五十种，合一百八十卷，不再标明门类。正、万两部《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它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同时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宝库。
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时，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由于它崇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所以它托根于东周春秋时代的道家。道有又称说黄帝，到秦汉之间，还形成一个“黄老学派”，把自己的学说、观点追溯到传说祖国文化开始的代表者黄帝身上。实际上，道教的内容杂驳，它糅合了我国古代的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老荘道家学说、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以及从先秦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来的谶纬之学等。而它形成之时，又和当时农民起义活动结合起来，因此也吸收了当时农民羣众的某些社会理想和政治要求，如“万年太平”思想等。由于道教本身的复杂性，带来《道藏》内容的繁花纷呈。
《道藏》中收录了号称为黄帝撰著的许多哲理、兵、医书籍，收录了道家诸子的名著和各种注本，收录了道教教义、科仪、符录、仙传、山志等大量文献，甚至“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道藏》的出格收录群羣收，曾遭到儒、释两方面的非议和讥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道藏目录详注》的提要中就大加攻击。但是不少有识的学者们对于《道藏》中所收各种教外古籍，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它作为校勘、辑佚古籍和研究古代学术的资源。

本書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內容的大型工具書，吸收了國內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該書大多篇章是研究考證的結果，每篇幾百字或數十字的提要，都需要翻閱大量的工具書，細心研讀原著，對比不同道書的思想特點、文字術語特徵，才能找出判定時代和作者的證據。此書在考據學、目錄學上取得的成果，超過了翁獨健所編的《道藏子目引得》、法國施博爾主編的《道藏工程》專案，對劉師培、陳國符、吉岡義豐等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有所補充，糾正不少錯誤。該書出版後國內外學者給予很高評價。

本書內容包括：一、本書為明《正統道藏》及《萬曆續道藏》提要。所據版本乃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上海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所藏明刊正、續《道藏》。二、提要按照影印明藏各書先後順序排列，用阿拉伯數字編號。三、提要每篇皆首列本書編號、次列書名、卷數，再次在括弧內注明X冊，即涵芬樓影印本之冊數，其後列三洞四輔分類及千字文編序。四、篇卷題法：1 凡原書標明卷數者，均按原書卷數著錄。2 原書無目錄卷數而《道藏》本有卷數者，按《道藏》本卷數著錄。3 《道藏》本二書合卷或數經同卷者，按《道藏》本題“X經同卷”或“X篇同卷”。五、提要中引文均注明出處，凡引用該書，一律在括弧內注明《道藏》本該書之卷數、頁數；引其他書則注出書名、篇名，無篇名的注出卷數。六、提要之後，列附錄五種，以便檢索：1 《編撰人簡介》按姓氏筆書排列，介紹《道藏》中撰人、編者之略曆及著作。2 《新編道藏分類目錄》，將《道藏》各書按其內容重新分類編目，以便治思想史、哲學史、科技史及研究《道藏》者檢索。3 《正續道藏經目錄》，《道藏》舊目均按三洞四輔分類，今將明《正統道藏》及萬曆《續道藏》舊目附上，以便稽考。4 《書名索引》，即《道藏子目索引》。從中可查出《提要》篇目編號，及該書涵芬樓影印本和臺灣翻印本之冊數。5 《編撰人索引》，凡《道藏》各書有編撰者的，從中可查出其著作及其在涵芬樓影印本《正續道藏》和臺灣翻本之冊數及《提要》篇目編號等。

附註：2005年12月已有第三版。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