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上古以來極為重要的「引譬連類」這個概念為核心，
透過詩經、楚辭、漢賦乃至於晚清仍創作不斷的舊體詩，
體現一個「文─類─物─詞」相互聯繫的譬喻框架，而在現代語境下，
重新活化與詮釋這個在天人、身心與言物之間不斷越界與引生的人文傳統。
鄭毓瑜教授的《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探討傳統抒情詩學「引譬連類」的特徵和在文學、文化史中深遠的影響，藉著「引譬連類」的研究，再次提醒中國「文」學渾厚綿延的體系：記號──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她尤其強調「情」與「物」兩者之間的交錯關係，從體氣到感通，從興發到格物，千絲萬縷，相互融成。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以「文」「明」發端，為「譬類」世界追溯其建構的最根源；繼而詳細論述中國上古書寫中包含身／心、言（文）／物的跨類連繫，以及言詞、句式與段落組塊的重複圖示式，以說明兩個甚或多元類域間，如何跨越或相互貫通的蹤跡；再者，透過「替代」與「類推」，來呈現上古文學傳統如何在「比興對應」以及「類聚輻輳」上交互編織，從而被認定、評述，而為後代所謂「文學（史）」、「文類」以及「文學評論」等建構出關鍵性的第一步；最後，以「類物（或類應）」體系作為古典詩文最具交集性而得以超越時間的「物」背景，並選取晚清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為例，由其中反覆牽引與融合的傳統神話、月令物候與政治象徵，說明傳統並不專屬於「古代」，而往往具有對應處境的「現代」意義；同時，正是由於典故成詞所在的認知或思考框架也進行了「重複」之外的「重設」，基於古典類應體系的舊體詩因此竟也可以被挪借翻轉而為新世界代言。
本書以六章專論作為六種探討的門徑。第一章討論「體氣」與「抒情」，指出抒情的修辭功能會意形聲，與身體鬱悶或舒緩、充盈或匱乏形成微妙的震蕩。其他各章更討論諷誦的愉悅、勸誡、乃至醫療功能；《詩經》以降的「重複短語」所投射的風土地理經驗與延伸譬喻；「替代」與「類推」所置換排比、堆疊輻輳而成的歷史、倫理關係網絡；「類」與「物」構造的知識論。本書的第六章則以黃遵憲詩歌為例，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援用、變化「舊詩語」以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從抒情傳統的兩端──遠古與近代，本書勾勒千百年來「引譬連類」如何在身體、文化、知識等層次，不斷重塑也延伸讀者感時觀物的現象。

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空氣中瀰漫著對於社會與政治將形解體的震顫，時下的思想創新者——表現在音樂與哲學上、經濟學與建築上，當然還包括了精神分析——都想與那些曾培育他們成長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文化劃清界線。
本書作者卡爾•休斯克運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來析論十九世紀末維也納的文學家、建築師、畫家、音樂家從童年到成年的成長經驗，研究他們的作品（詩、小說、建築、畫作、音樂）中所透露的感傷與期望。休斯克發現，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知識分子呈現出一種驚人的同質性，他們都在「反叛父親」。反映在政治上，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秩序；在文化上，則是反對資產階級庸俗的文化。他們從政治界退縮，轉而投入於藝術面來寄託自己的靈魂。
休斯克就是想從這些人轉變時所呈現出的「共同特質」，來看出一個「歷史趨勢」，那就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整個奧匈帝國的政治氣候與文化氣氛。

古代地中海与中国的关系乃指希腊、罗马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第一组辑录和诠释中国史籍所载古代地中海世界及其与中国中原王朝关系的资料。第二组讨论古代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北方游牧诸族的关系。 公元六世纪之前，中国中原王朝对地中海世界的了解非常模糊，传说盛行。大部份传说竟出诸中国人自己的想象。这表明当时中国人对地中海世界是多么向往！反过来，希腊、罗马史家对中国中原王朝的了解同样十分模糊。 同一时期，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北方游牧诸族之间关系却比较密切。所谓草原之路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形成，商人、使者的往来，尤其是部落的迁徙，不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架起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 游牧诸族没有留下文献，我们主要是通过西方史家的记录来了解他们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记录需要推敲之处不少，但实质性交往无疑是存在的。与此相对，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管抱着如何美好的愿望，也祇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中原王朝对地中海世界相互了解之模糊以及北方诸族与地中海世界之间关系之密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期地中海和中国的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情景。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