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郡孙图志(上下)》主要内容：元和郡图志，李吉甫撰，是唐朝地理名著，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写成于唐宁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二一一年》，因以当代年号为称，并非是元和时实际控制的疆域地志。它的体例，和初唐魏王李泰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扩充，但较为简括，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于括地志的内容形式，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开创了先例。元和郡县围志，原有图和志共四十卷，又旧录二卷，总四十二卷。它以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图的部分，在北宋时就亡佚了，志的部分，南宋淳熙三年《公元一一七六年》限隘仲首刻此书时亦有缺佚，大体上还保持四十二卷之数，宋以后目录亡佚，又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一十五三一十六卷，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四卷了。因为图已亡佚，故宋陈振孙直主齐绿懈题称为元和郡县志，现传各本仍用[图志]旧称，今仍题为元和郡县图志。

《隋唐小说研究》是日本知名学者内山知也的代表作，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原书初版于1977年。此番经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编理，首度将中译本呈现给中国的读者。全书共分六章，分别就小说的概念、作者与读者、构成与文本、研究之方法以及隋代、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予以深入讨论，创获甚丰。在书中，既能见到作者极富功力的考证成果，又感受得到其对西方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现代学术方法的娴熟应用。作者在实证的基础上，深入抉发传奇材料的小说性、文学性因素，从而达到对于作家、作品的分析，既具实证的可信度，又富审美的观赏性的所谓出入文史的优胜之境，于专题研究之中，建构了一部视野开阔、考论谨严、表述细腻、新见迭出的隋唐小说史著。

律令制研究の最前線から、天聖令の史料的性格や日本の律令制の特色・形成などについて多角的に論議する。中国の研究者による論文も日本語に訳して収録。

【前言】より
唐代史を研究する上で墓誌は貴重な一次史料である。だがそれらの全容や所在を體系的に把握できる態勢が整っていない。もしもそれらを一堂に網羅できるのであれば、研究に資するところは必ずや大きいはずである。そのような個人的な關心と必要性に基づいて、1997年に『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墓誌5,482點、墓誌蓋344點の合計5,826點を收載）を出した。幸いなことにそれは一定の評價が得られた上、できれば墓誌檢索の索引もほしいとの要望がもたらされた。そこで2004年に墓誌索引を加え、またその後の情報を盛り込み體裁も改めた『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6,828點收載）を刊行した。しかしその後も墓誌資料集類は次々と出版されるため、それらの收集や整理を新たに成立した明治大學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06年4月）の仕事とし、5年という時?の經過をまって、ここに「増訂版」として學界に送り出すことにした。
『新版 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増訂版）』は、唐代（618～907）の期?中に中國領内で作成された墓誌(銘)を、2008年末までに刊行された關係圖書などから取り出し、年號別、年代順に分類配列して、その所在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にあわせて前『新版』の誤りを可能な限り修正し、また『新版』にならい、卷末には墓誌名索引を用意した。なお情報量の?加と利用の便から、2頁見開きで使用する形式をとる縱型B5版に改めた。上述したように、この『増訂版』は二つの面から情報が追加されている。一つはいうまでもなく從來名前が知られなかった墓誌の所在を掲げたことである。もう一つはすでに『新版』に名前があがっていた墓誌に、さらに所在情報を?補したことである。私たちはこの兩面の情報を同じレベルで重要であると認識し、可能な限り把握に努め收載した。この『増訂版』によって研究の進展に一層貢獻でき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る。
ここで參考までに、『増訂版』に新たに追加、?補された墓誌・墓誌蓋の各合計、および本書掲載の總數をあげておくと、以下の如くである。
①新たに追加された墓誌・墓誌蓋：1,909點
②前『新版』所載の墓誌・墓誌蓋に所在データを?補したもの
：1,819點（箇所）
③新たに追加・?補した墓誌情報の總數
：3,728點（1,909點＋1,819點）
④當『増訂版』所載の墓誌・墓誌蓋の總數
：8,737點（新版6,828點＋1,909點）

唐五代诗歌总集。编者明代胡震亨 (1569～1645?)，字孝辕,号遁叟,又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历任固城教谕、合肥知县、定州知州、职方员外郎,乞归。晚年家居,藏书万卷，日夕探讨，校读精勤。著有《赤城山人稿》、《读书杂记》、《海盐县图经》、《李诗通》、《杜诗通》、《唐音统签》等。其中尤以《唐音统签》一书，辑录唐五代诗，卷帙浩繁，网罗宏富，是中国古代私人纂辑的一部最大的唐五代诗歌总集。　　《明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1024卷，《千顷堂书目》著录为1032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1027卷,惟故宫博物院所藏范希仁抄补本1033 卷最为完全。全书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唐及五代的诗作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癸签》则包括体裁、法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等部分，是胡氏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唐诗的总结。此书对唐诗的源流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流派的异同、作家的高下以及有关的知人论世材料，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常用词汇的注释和考订，唐诗别集、总集、金石著录、唐诗评论的综合目录，也都分门类地作了交代；所引明人诗话，亦有为今日不易得见者，因而又具有文献价值。此外，书中各家诗人小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新旧《唐书》外,还引用了杂史、笔记、地志、诗话及各家别集的材料，并加以考订。又采辑了许多诗人的遗闻逸事，附入小注，其中引用的材料大都注明出处，有时还注明编纂时所援用的版本。这些，对唐诗研究都是有用的。　　《唐音统签》编成后,未能全部刻印,历来通行易见的刻本只有《戊签》和《癸签》两种。前人记述此书者，多出于传闻，如清代王士即误以《全唐诗》为《唐音统签》的转刻本。但是，据俞大纲《记唐音统签》所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范氏抄补本《唐音统签》，其中全部为刻本者是《甲》、《乙》、《戊》、《癸》四签；《丙签》卷八七至九二、卷九六至一七一为刻本，卷九三至九五、卷一七一至二一一抄补；《丁签》卷二一二至三二一、卷四○○至卷四九七为刻本，卷三二二至三九九卷四八○至五五二抄补;其他各签都是抄本。《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音统签》中仅《戊》、《癸》两签有刻本，亦为臆断。　　《唐音统签》与清代康熙时所刊印的《全唐诗》有重要关系。《全唐诗》 900卷，就是以《唐音统签》及季振宜《唐诗》为底本编纂而成的。其中初、盛唐部分主要采用季振宜书的成果，中、晚唐部分则在很多地方吸取了《唐音统签》的成果。季书中所缺的中、晚唐诗，一般都可在《唐音统签》得到补充。例如《全唐诗》中的殷尧藩诗，就是据《唐音统签》补充的。此外，《全唐诗》所辑录的散佚诗篇和断章零句，也多半采自《唐音统签》。

此书是继《金石萃编》之后又一部金石学集大成之作，1925年刻印出版，1980年时文物出版社曾用雕版刷印，1985年又出版了缩印本。此书名为补正，是指对金石萃编的补正，陆一生专注于金石之学，对金石文字的考证也更精审，搜集也更全，是清代金石学的殿军之作。

Looking a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mperor Yang (569–618) of the brief Sui dynasty in a new light, this book presents a compelling case for his importance to Chinese history. Author Victor Cunrui Xiong utilizes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secondary literature from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to go beyond the common perception of Emperor Yang as merely a profligate tyrant. Xiong accepts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verdict against Emperor Yang nor the apologist effort to revise it, and instead offers a reassessment of Emperor Yang by exploring the larger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religious, and diplomatic contexts of Sui society. T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of Emperor Yang reveals an astute visionary with literary, administrative, and reformist accomplishments. While a series of strategic blunders resulting from the darker side of his personality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cioeconomic order and to his own death, the Sui legacy that Emperor Yang left behind lived on to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is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pinnacle of mediev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is a detailed study of a vital, yet (in English) virtually unknown, period of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ans usually castigate Emperor Yang, and the author has successfully cut through this invective to reveal much about the man, his policies, and his achievements. The result is a work that will change the way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ans regard the Sui dynasty and its importance to overall Chinese history." — Charles Hartman, author of 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This book marks a new phase in the study of this pivotal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what Xiong says here must be addressed by anyone who studies the Sui dynasty." — Albert E. Dien, edito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北庭是唐代边疆的重要军政建置。本书以唐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为背景，对北庭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北庭建置前的历史渊源、北庭建置的历史进程和兴废沿革、中央政权对北庭的有效治理及其周边关系、北庭的多元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兴盛等，并附关于北庭历史的7篇考论及北庭各期的重要人物传略。本书以北庭历史文化为中心，兼及西域史的诸多重大专题，广泛涉猎，广征博引，深入开掘，时有新论。著者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证和训诂，更成为全书论证的一大特点。全书考证精详，图文并茂、自成体系，是至今为止关于北庭专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卷 北庭故城历史溯源
第二卷 唐安西都護府治下的庭州
第三卷 金山都護府置廢
第四卷 武周朝建立前後的庭州
第五卷 北庭都護府创立
第六卷 唐朝复辟与北庭大都護府

《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

《开元占经(套装上下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学著作，成书于唐代开元六年（718年），由瞿昙悉达奉敕而作。它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和纬书，还介绍了16种历法有关纪年、章率等基本数据。既有科学性，又有传奇性；既有坚持不懈的探测，又有层出不穷的臆说。

科举之名始于宋代。唐代贡举制度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最基本的特征，故本书亦以科举名之。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本书十年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现经作者修订出版。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我国周遍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绍介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 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系列《觉群佛学译丛》， 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本书有所侧重地论述了唐代政治、教育、军事、交通、社会制度的几个方面。在占较大篇幅的官制部分，对唐代培养使用科学技术人才的直官制度及其与职、散、勋、爵共同构成的官制体系的论述，对中日几代学者倾全力研究的永徽职员令残卷的进一步探讨，对唐代视品官制的恢复、分析等，均为创新见解。军事制度中对城傍、陌刀的研究，发展了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学说。对其它制度，也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此外，本书还在探索制度本身与政治甚至人的关系、揭示制度背后所体现的精神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式总结。评介内容以中、日学者的论著为主，兼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的学术成果。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采择，谨慎地对学术环境和学术成果作学术批评，并努力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以期一册在手，能通览20世纪的唐研究情况，方便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引为借鉴，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扼制拼合抄袭作业，有裨

中山大学王承文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敦煌古灵宝经文书与晋唐道教》，结合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与传世文献，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古灵宝经，展示了晋唐道教整合与中古道教统一的经教体系确立的具体过程，进一步推动了敦煌学、道教文献、道教史的研究。

《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一辑共收录专题论文20篇。包括中古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医疗等诸多方面，涉及面广，新论叠出，夹杂着宗教史、民族史、简牍学等一系列的学问。其中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论文主要讨论了北方的世家大族、朝代事件新看法等一系列问题，隋唐史方面则涉及美术史、墓志考释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中古史集刊》是“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的学术阵地。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发起，致力于团结国内外中国中古史学界同仁，打造优异的交流平台与对话空间。论坛常设机构由“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筹委会与《中国中古史集刊》编委会组成。集刊每年出版一辑，以会议论文为支撑，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并严格遵守匿名审稿制度。我们期待同道携手，兼收并蓄，砥砺争鸣，充分展示杰出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与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

墓志作为出土文献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可用以釐订和修改谬误的史实，举凡官职、世系、地理、风俗、文学、书法、文字等方面，向为学术界所重视。
本书共计收录了约643方隋代墓志（不含塔铭、塔记、砖志）,其中有近230方未见著录。全书体例为先图后文,每方墓志汇集了卒葬时间、行款书体、撰书人名、志文标题、志盖标题、形制纹饰、出土时地、存佚状况、主要著录情况等九个方面的信息。全书对每方志文进行了隶定和标点，并附有相关金石志著录和研究文献对各方墓志的考证和整理者评语。
本书收录墓志包括河南283种，陕西144种、河北63种、山东27种、甘肃7种、安徽6种、江苏3种、广东3种、北京2种、辽宁2种、湖北1种、四川1种、浙江1种、宁夏1种、内蒙古1种、湖南1种、不能确知出土地的64种、新疆90种（高昌）等。
《隋书》列传收录传主362人，本书收录的志主643余人中绝大部分与《隋书》列传不重复。由此可见，对隋代墓志及人物“志”的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已可达到与正史对等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历史主要著录名称 收录隋墓志数量
1 寰宇访碑录、补录、续补、再续 71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2 古志汇目 112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3 墓志征存目录 214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4 石刻名汇 217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5 隋代石刻目录初辑 296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6六朝墓志检要 301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7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229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8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228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9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298种（含塔铭、塔记、砖志）
本项目是迄今为止隋代墓志断代性资料最齐全、完备的出版物。为隋代历史
研究和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有价值的基本史料。
出版物目录:
第一卷―第五卷：隋代墓志汇编
第六卷：附一：存目目录(未见图版者)；附二：存疑目录； 附三：买地券目录；
附四：伪刻目录；附五：高昌国砖墓表目录；
附六：卒于隋而葬于唐者墓志目录；附七：人名索引及地名索引。

《祖堂集(全2册)》是中国禅宗最早的史籍，记述了唐五代时期禅宗洪州系、石头系两大禅系发展的历史。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中国，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埋藏，佛教和玄学结合起来，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众多的宗派，在社会、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特别是哲学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