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西域地区的行政管理与职官建制，是边疆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汉代西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秦汉史重点研究课题，各种论著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同时，新出土的各种简牍资料，也给西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的素材。学术界目前对汉代西域问题的研究仍多集中于汉代与西域的关系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汉代在西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则明显滞后，且已有的著作也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鲜有研究专著发表。《汉代西域行政制度与屯戍体制研究》利用汉简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资料，对汉代西域边政的建置和运行、都护制度的历史沿革、西域地方政权的内部建制、文化软实力在西域治理中的应用以及西域屯戍与边防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索。

此书为“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之一种。
全书共分为十二部分，对《宋史》卷161至卷172的《职官志》做了极周全详备，也极精审谛当的补正。对《宋史职官志》的遍体鳞伤，细致周详地进行核查、比证，每一条各都有理有据，说理精当，证据确凿，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是研究宋代职官制度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此次的增订本，作者增订了七十余条新研究成果。

本集收录历史论文共三十五篇， 分为蒙古史、元史部分和中国近代史部分。

为了如实地介绍西藏，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扩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互相理解，加强国际文化合作，让关心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朋友们，从中了解到西藏今昔的真实情况，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这套《西藏知识小丛书》，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类数十种。这套小丛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而翔实的藏汉文文献以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分题撰写，力求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出版。

位處中原西陲的吐蕃
崛起過程中，建構吐蕃天下體系
整合青康藏高原之部族
促使各部族於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均吐蕃化
使得中原西陲原本為分裂割據，且相互盜抄的人文生態
為之一轉而統合於吐蕃化的浪潮之中。
今天包括西藏、青海、西康、甘肅、雲南、四川等地之2500公尺以上地區，即地理上所謂青康藏高原的區域，大部屬信奉藏傳佛教，飼養犛牛，種植青稞，以糌粑為主食的特色文化區，凸顯中國之多元文化特徵，就是吐蕃以其建構之天下體系，將其所控弦之地，予以吐蕃化所打下的基礎。更因吐蕃於唐代所展現強盛輝煌的武功，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史實，永垂於中國史，令後代子孫印象鮮明，而於民間留傳中國西部的藏傳佛教世界，永遠是一個武功高深且神秘不可測的世界。君不見金庸小說中吐蕃高僧的龍象神功，武林第一，且性格詭譎難測。民間所有涉及宋、蒙元時期以還的武俠電影，凡是來自西方的喇嘛，個個武功高強等等，凡此，均為唐代吐蕃於中國歷史上所留下雪泥鴻爪的結果。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係林冠群教授以其所習得閱讀藏文史籍的能力，遍覽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時期的碑刻、吐蕃簡牘等唐代吐蕃第一手史料，以及歷代藏人所撰寫的史籍等為基礎，從中理解吐蕃本身對唐朝的概念、立場與策略，以及歷代藏人對唐蕃關係的見解，以之與中原王朝所書寫的吐蕃史與唐蕃關係等記載，作比較研究。林教授經年累月地就唐蕃關係，反覆思量、考索，並詳參中外學界相關的論著，經三十年的積累，終破解世所難詳的唐蕃關係，完成一本三十六萬字之專著，貢獻一家之言。

本书包括49种年表，取材于清顺治至光绪九朝《实录》及《宣统政纪》，并参考清代其他有关资料。书后附有人名录和字号、籍贯、谥号等索引。本书是一部最详尽、最完备的清代职官工具书。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以敦煌文书为核心史料，结合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的相关规定，并广涉相关传世文献，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关于经济史的理论为指导，借鉴研究英国庄园史的权威柯斯明斯基利用《末日审判书》、《百户区卷档》研究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的经验，探讨了敦煌寺户制度的历史前提，考证了吐蕃管辖时期的敦煌寺户制，深究了归义军时期寺户制的没落。《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通过对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探究中国三世纪以后的“部曲佃客制”的蕴奥，另一方面借此窥见唐宋之际生产力发展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阶段性变更的历史趋势。

地方志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史料宝库。现在于世的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宋元方志，大约四十余种。它们对于考察所记载的该地区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情、物产资源、地理沿革等，以及研究广场 史，都具有宝贵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这批方志分散收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读者查阅颇为困难。一些孤本，残本已濒于亡佚。为了保存文献，便于研究利用，现将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总名《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出版。
在影印底本的选择上，我们不以刊刻年代的早晚作为取舍的依据，而是尽可能地择取字迹清晰、附刊有后世学者写的校勘考证等研究成果的足本，以便于读者参考。对于各本均残的广场，这次影印不作辑补，一仍其旧，各志悉以通行名称着录。

在整个古代官制史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秦汉以前的官制，班固说是“夏、殷亡闻焉”。师古曰：“盲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①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毫无所闻，只不过无系统的记载罢了。而班固所说的 。周官则备矣”②，也不尽然，《周书》、《周礼》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总之，秦汉以前的官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秦汉以后在官制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一方面是“汉因循而不革”，即所谓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同时又是“颇有所改”。改变的地方实际上很多，本书中随处可见。“因循”当是就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精神
而言，从这方面说，不但是“汉承秦制”，在某种意义上秦汉宫制又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这就是秦汉宫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又是和秦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如果说，秦以前韵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作为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放在世界史中去考察，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是秦朝开始，汉朝逐渐完善的。

蒙藏委員會為推廣多元文化，促進全國民眾認識蒙藏史地、藝文、文化，邀請蒙藏學者撰寫相關主體性文章，期使更多民眾認識及瞭解多元民族文化，產生多面向的文化互動。

从唐后期到北宋，一群掌管宫廷事务的内职近侍、“陛下家臣”，因其“结构性孤立”，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逐渐成长壮大为一个新的官僚群体——武选官。边防军的统兵官、管理基层经济事务的监当官，二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是武选官最具代表性和最大宗的两类职位。武选官的存在，有效地分割了统兵权，而这个群体却被“隔离”在政府行政决策权力之外。宋代的官僚结构、官僚生态因而发生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本书所呈现的，是武选官的“前世”与“今生”，是成长过程与变化机缘，是皇帝、官僚群与制度互动的生动细节。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主要内容：陈健梅的《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是在清人钱大昕、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杨守敬以及近人金兆丰等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沿用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对三国孙吴的政区设置这一复杂艰涩的问题，做出了更为系统、准确的复原；同时，还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分析经济开发、交通位置等地理要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本书全面考述汉魏六朝、唐宋以及元明清时期汉水流域治所城市（及部分非治所聚落）的建城过程、城郭规模与形态、城郭内外之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划，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汉魏六朝时期从散居向聚居的演变以及城居与村居的对立、唐宋时期特别是唐代地方城市中里坊制之实施情形及其实质、明清时期治所城市城墙内外街区的功能分划及其原因等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之认识的观点。

该书原是为一本地图写的序言和说明。其内容是先综述当时所知的全世界的地域划分、海洋、岛屿、山脉、河流与沙漠。没有包括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然后将世界按国家与地域分别叙述。每叙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先交代其边境四至及概况，然后介绍其城镇、省、区的地理、民族、物产、景物、风俗习惯等。
该书不但集中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地理学的成就，而且比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地理著作更为详细地谈到突厥人的领地，并概括介绍了中亚的非穆斯林地区。写作年代与中国宋朝王延德出使高昌同时，因此可将它与当时的汉文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唐宋之际中亚的民族、历史状况。

本书所收职官资料，以两西周金文为限，在每一类职官中，一般讲是以时代早晚为序。对职这材料编了顺序号，在每一类职官及每一个具体职官后面，注明了有关材料的号码。比较全面地研究西周职官而有较大的影响的几篇著作重点地做了摘要和评介，其他则仅存书目以备查考。

《古代蒙古城市》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所进行的古代蒙古城市的研究工作做了总结。本书第一部分研究了两座产生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城市。其中一座是西勒西勒城，它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尔封地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另一座古代蒙古城市——德尧－杰列克，它是1207年之后即蒙古人征服叶尼塞 河流域之后，作为当地的军事行政中心建造起来的。古代蒙古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史可以在本书中通过研究哈拉和林的时代较晚的文化层和发掘威廉·德·鲁布鲁克所描述的著名的窝阔台大汗宫殿而得到。本书第三部分叙述的是古代蒙古城市的晚期历史。这部分介绍了苏联科学院蒙古考古队在1957和1958年两次考察康堆村附近的古代蒙古城市居民点中心的14世纪宫廷花园的情况。对这些遗存进行研究所得的结论，可以说明蒙古帝国境内的水利建设工艺和建筑工艺都具有很高的水平。蒙古帝国晚期的建筑可以清楚地证明，在建筑技术特点、建筑物设计以及雕刻装饰等方面，当时的工匠既运用了传统建筑学的原则，同时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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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十年前苏联考古畅销书的唯一中文译本，考古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
★浏览古代蒙古城市建设不可多得的全景视窗，填补帝国城市文明研究的空白
★用严谨专业的态度考证历史，还原蒙元文明真相，探究帝国真实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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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推荐
二十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领导的考古队，在漠北草原发掘了哈剌和林等几座蒙古时期的城址，就此揭开了漠北蒙元考古的序幕。60年过去，经几代人努力，《古代蒙古城市》中译本终于倾情出版。这批珍贵资料的面世，弥补了中国学者对蒙古国发现的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考古材料长达半个世纪无法利用的缺憾。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今天，本书将成为蒙元历史文化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的案头必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魏坚
《古代蒙古城市》一书涵盖了漠北草原地区的西勒西勒河岸边古城、德尧－捷列克古城、康堆古城这三座地方城市和蒙元首座都城哈拉和林，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弥补中国学者对蒙古国境内蒙元时代城址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了解的不足。尤其是对于哈拉和林这座蒙元首都的详细介绍，在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也是蒙元史、宋元考古、古建筑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 郭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