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3-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了"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本书即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著者包括中、日、德等各国学者，所收论文利用清代满文和蒙古文的珍贵文书和档案资料，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17世纪以来蒙古史研究方方面面的前沿性课题。本书的出版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学界乃至国际蒙古史研究学界中的近世历史研者们在统一史料学认识、更新研究方法方面将带来积极的作用。

宋瞳，1984年生，201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师从乌云毕力格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前期政治史、清朝满蒙关系史、满文文献等。曾于《光明日报（理论版）》、《清史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历史文献研究》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草原民族交通行为表现出的超常的机动能力，决定了他们在交通史上的突出地位。可惜草原道路难以长久保留历史遗存，因而我们对古代草原道路的具体走向难以知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关草原交通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能够以特殊的文物形式保存下来，经有识见的学者发现、整理、研究，成为学界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乌云毕力格等编著的《蒙古游牧图：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研究》，就实现了这样的文化成就。
所谓“蒙古游牧图”大致制作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分别记录了草原各地诸多地理和人文信息。乌云毕力格等学者整理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的45幅手绘“蒙古游牧图”，考订了各幅地图的题目、语种、绘制年代，进行了认真的满语和蒙古语的文献校勘，发表了见解深刻的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新认识。这些手绘“蒙古游牧图”给我们留下了内外蒙古地方的数以千计的蒙古语地名的原始资料，记载了大量的寺庙和矿产、企业等文化与经济信息，涉及生态环境史的信息也非常珍贵，而其中有关草原交通的资料尤其引起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视。

本书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源流入手，分别专题探讨上古日名制、昭穆制及姓氏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分析其内在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宗法曾经历母族母宗、父族母宗、父族父宗三个阶段，日名制和昭穆制都根源于上古贵族社会“子从母名”、“子从母姓”的风俗，主要流行于父族母宗的阶段，是早期亲属分类、姓氏制度和辈分划分的特殊形式；先秦“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的习俗，仍然反映出上古母系宗法的遗风。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强国。楚国不仅有独特的文化，而且有自成体系的官制。楚国的官制比较完整，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研究楚国官制对于认识楚国典章制度，认识楚国官制在先秦官制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后代官制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研究楚国官制也是楚国政治制度史乃至先秦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

《政治價值的系譜》依據當代政治思想史名家史金納2013年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整理編輯而成。在象徵中央研究院最高榮譽的三次講座中，史金納以大師風範深入淺出地說明史家技藝與現代政治價值的形成，並闡述其學術研究的當代意義。
本書第一講分析「脈絡主義」和「系譜學」如何面對歷史行動者的信念。第二講指出，自由的觀念除了積極與消極之分，更有第三種「共和自由」，對當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參與深具啟發性。第三講則分析人民主權、絕對主義以及「虛擬人格理論」對現代國家概念形成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序】
王汎森
2008年為中央研究院創立八十週年，除了慶祝八十年來的艱辛與榮耀外，展望未來，在翁啟惠院長的構思下，決定自2009年起設置「中央研究院講座」，不定期邀請世界級學者來院發表演講，期為台灣學術發展注入新活力。「中央研究院講座」定位為本院最崇高的講座，初步由數理、生命組開始規劃，逐步擴及人文社會領域。講座人選以研究領域為考量，打破所或中心的界限，以諾貝爾獎得主或同等級之重要學者為首要邀請對象。
2013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講座，演講人都發表兩次公開演講，並將影音檔存留於本院官方網站。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與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有所不同，有必要以文字印刷為媒介，讓讀者能夠通過閱讀與反思，理解各個學問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可能取向；並以書籍為基礎，觸類旁通，選擇相關學術著作從事進一步研究。基於上述考量，我們決定請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發表三次演講，並於事後將其講稿翻譯成中文，以「中央研究院講座系列」方式刊行。
在2013年5月，本院邀請劍橋大學前副校長暨皇家講座教授，目前任教於倫敦大學的著名思想史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訪台，進行第一次人文領域的「中央研究院講座」，並將其講稿編輯翻譯成書。
未來隨著時間的累積，相信這個系列能夠很快地在華文世界建立起現代經典的角色，扮演「檀納人文價值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在英語世界中的角色，令讀者迅速跟上各個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學者對於未來學術發展潮流或跨越學科藩籬的評估。希望本院這方面的努力可以深植、活化我國的學術傳統。

前言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庆陵发现契丹文字哀册以来，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多达30余种，契丹大字石刻也有10余种。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除了这种文字先天存在的问题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其二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虽然辽代墓葬中同时出土契丹小字（或大字）墓志与汉文墓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道宗哀册》、《兴宗哀册》、《仁懿哀册》、《宣懿哀册》、《皇太叔祖哀册》、《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宋魏国妃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等，但其内容都是各自独立的，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
其三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工具书。我们知道，不少民族古文字都有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可供利用，如西夏文、女真字、回鹘文等，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世的工具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女真字，虽然女真字的出土资料非常有限，但由于有明人留下的《女真译语》可资参考，因此民族语文学界对女真字的解读就远比契丹字要深入得多。宋人著有《辨鴂录》、《夷语录》、《北虏方言》等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对解读契丹文字想必是非常有用的，可惜的是这几种书都未能留存至今。[1]
契丹小字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外学者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直至7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等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第一次找到了破译这种死文字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尽管目前距离契丹大小字的彻底解读仍很遥远，但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契丹语文学早已成为阿尔泰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资料。然而直至今日，国内外的辽金史研究者还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资料。究其故，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二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够检索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对于不谙契丹文字的历史学家来说，若想利用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哪怕是民族语文学家现成的研究成果，都常常会感到无从措手，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出一部内容完备且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民族语文学家解读契丹文字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将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提供一座津梁。
作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集体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不仅创造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解读方法，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小字字形和原字字形的规范是解读这种文字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所有石刻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整理，据此厘定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全部原字和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2]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可以归纳如下：第一，这是一部完整收录了目前已有契丹小字资料的工具书。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共收入9种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而本书所收录的契丹小字石刻总计为33种，另外还有其它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16件。每个词汇均列出其所有出处，以便于使用者查阅。第二，可以通过该书检索参考词义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虽然也编制了9种契丹小字石刻的词汇索引，但却没有参考词义一项内容。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将已有的解读结论及其出处逐一列在相关词条之下，不但为契丹语文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由此解决了历史学家无法利用契丹文字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第三，该书纠正了前人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存在的若干错误。根据学界今天对契丹小字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契丹小字研究》的若干讹误：a）误将一词拆为二词，如第286、481页误将《许王墓志》第20行术不姑）一词分为、二词，又将误为；b）误将两词合为一词，如第338页误将《兴宗哀册》第3行 （庆陵之）录为；c）字形摹写讹误，如第263页误将《萧仲恭墓志》第2行（女真）一词摹为，等等。本书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因工作量繁剧，迁延多年方始完稿。十年来，先后有我的多位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每人分头负责编纂若干个墓志的索引，由我和康鹏博士总其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耶律弘用墓志》、《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室鲁太师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负责所有契丹小字资料校核拓本的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修订录文。陈晓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耶律副署墓志》、《梁国王墓志》、《萧大山与永清公主墓志》、《尚食局使萧公墓志》；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高宇（吉林省委办公厅）：《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涿州刺史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糺里墓志》。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萧图古辞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王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耶律宗教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迪烈墓志》。尤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耶律（韩）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韩高十墓志》。乐日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特每夫人韩氏墓志》。毛利英介（京都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耶律仁先墓志》（部分）。
本书的编纂工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资助，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刘浦江2012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1]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