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图入史》是李清泉教授的艺术史研究论文集。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天门”三议，讨论墓门与墓葬壁画中“门”的意象；第二部分“壁画考辨”，讨论壁画的相关个案；第三部分“墓葬新释”，主要探讨墓葬形制的有关问题；第四部分的两篇长文，是对山东石窟艺术的研究。全书既有综论性质的总结概括，也有众多角度新颖、分析方法多样的个案研究，并随文附有100余幅插图，是一部内容扎实的论集。

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名著《马可波罗之书》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超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蒙元史研究重要文献。
《马可·波罗之书》共分四卷，第一卷详述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描绘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计234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名称多达100多种，涉及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等也时时夹见其中。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足迹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游记》以大量篇章记述中国的财富、商业市镇、交通设施、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第二卷共82章，在书中比重最大。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本书是2016年4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共收录22篇文章。文章主题围绕“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学”展开，涉及文字校释、文献对读、经典义理、音韵研究等内容，可推动古典学重建的深入开展。

《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同为战国时代撰作的竹简史书，文字内容、时代人物多有交叉，本书从人名、地名、爵称、史书体例、叙述内容及纪时方式等方面展开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可供相关的研究者参考。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用新康德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以往的哲学体系及其发展史，并对黑格尔哲学史做出了伟大的改造，确立了19世纪“科学的”哲学史观念。即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必然性不再以“人类精神”或“世界精神”的抽象的自我认识来展开，而是以永恒的“哲学问题”来梳理，哲学史被定位成了“问题史”，这一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哲学史教程》是文德尔班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已于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引进。此次引进是该书德文原版首次在中国影印出版，在西方哲学史文献方面填补了空白。

回首20世纪，评点对人类知识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和持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弗雷泽的《金枝》一定榜上有名。一个世纪以来，研究《金枝》的著作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也还是积累到相当的规模，堪称成百上千。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一部是维克里的《金枝的文学影响》。维克里在书中告诉读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巨匠们是如何从《金枝》中找到创作灵感的。换言之，是弗雷泽的著作为什么会对整整一个时代的新潮作家和诗人产生那么大的牵引力。具体而言，现代派诗歌的代表T·S·艾略特为什么在其代表作《荒原》的开篇就要感谢弗雷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詹姆斯·乔伊斯又是怎样从《金枝》中找到构思《尤利西斯》等作品的诀窍的。
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弗雷泽《金枝》一书的文学影响还在继续发酵的过程中，从西方文学到东方文学。2009年，时间距离维克里的书出版仅仅36年，两位知名度极高的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分别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聚焦《金枝》。
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通过《金枝》表达出共产主义公社领袖深田保的主要观点。刺杀深田保是小说女主人公青豆最后一次任务。令她感到意外的是，深田保正期待着这次死亡。他居然盼望着自己被杀掉。这位东京大学的前教授对《金枝》有着深入浅出的评论：
“人所了解的只是他们在那里一直存在而已。弗雷泽的《金枝》读过没有？”
“没有。”
“是一本饶有兴致的书。它教会我们各种各样的事实。历史的某一时期，很久远的古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一旦国王的任期结束，就规定要将国王予以处决。任期从十年大概到十二年间。任期结束时，人们便蜂拥而至，将国王残忍地杀害。作为社会群体，这样做被视为一种必要，国王也主动地接受这样的死亡。执行杀害的一方必须用残酷手段进行血腥地刺杀。另外，由于这样的杀害，作为国王者也被赋予极大的荣耀。为什么非杀国王不可呢？因为在那个时代，所谓国王，就是代表每个人的聆听者。这些聆听者们主动地成为连接着他们与我们的循环之路。并且，经过一定的期间，杀死聆听者成为社会群体不可欠缺的一项作业。在古代世界里，统治与聆听神的声音是一回事。但是那样的体制不知何时被废止了，于是国王也无法被杀害，王位成为世俗且世袭之物。这样一来，人们也就放弃了聆听这档子事。”
村上春树让小说主人公这样大段引用《金枝》，来说明深田保一心寻求被杀的原因，那正是来自神话信仰时代的因果观念：只有通过除旧迎新式的死亡，才能使神圣王权继续维系。年迈的统治者不让位于年轻的继任者，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将随着走向衰退。为此，社会的自我更新机制不惜以血腥的暴力，来保证王权获得革故鼎新的换代过程。《金枝》被誉为早期人类学的“圣经”。“金枝”(Golden Bough)一词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两千多年前的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纪》中，提到特洛伊的英雄埃涅阿斯在城邦沦陷后，背着父亲，领着儿子逃亡。途中父亲死去，埃涅阿斯根据一位女神的指引，折取一节树枝，借助它的力量前往冥界去寻找父亲的灵魂，向他询问自己未来的命运。而该树枝被命名为“金枝”。弗雷泽特别关注古罗马的一个地方习俗：在内米湖畔的丛林中，有森林女神狄安娜的神庙，其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如果有人能够折取神庙旁圣树上的一节树枝、并将这位祭司杀死，那么他就可以成为新的王。深田保对青豆讲述的杀王故事，正是《金枝》的核心故事。这种出自人类学著作的西方典故使得日本小说获得隐喻性的叙事结构和文化蕴含上的张力。
大江健三郎对人类学著作似乎更加熟悉。他的创作道路都离不开这方面的知识积累。2009年12月他发表了自称“或许是晚年工作中最终的小说”《水死》。主人公名叫古义人，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一直被搁在一只红皮箱里。父亲在得知日本即将战败的消息后，试图夺取神风敢死队的飞机去轰炸东京的日本皇宫，以阻止投降，结果没有成功。他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晚溺水而亡，留下的遗物红皮箱则被警察送回给家人。作为打开有关父亲记忆之门的钥匙，红皮箱中只有一部书《金枝》。小说从整体上强调，人生存的现实中可以同时包含两种不同的精神，年逾古稀的古义人这个形象，体现着原昭和精神和战后精神的对立。红皮箱里保存着的父亲遗物《金枝》也就给父亲的死增添了“金枝”式的内涵：革故是鼎新的必要条件。
原型批评家维克里曾经精辟地指出：“《金枝》成了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它以对理想事物的传奇式探求的形式，带着在神圣的神话与人类习俗之中的反讽张力，为人类学研究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它成为论说的原型，并因此而充当了现代文学的母胎。”从现代主义创作流行以来，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知识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至今已经成为村上春树、卡梅隆一类最流行的当代创作者取材和构思的灵感源头。这一现象足以给传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如何适应从民族文学到文学人类学的想象范式之时代转换，打通文明和原始、传统西方经典与边缘性、少数族裔文学的界限，在后殖民批判的知识格局中，消解殖民时代遗传下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贵族化文学经典观，重新建构一种开放式的人类文学观。事实表明：《金枝》已经成为人文新知识的标杆，不读它，就连最时髦的当代小说也难以看懂了！
所有认真读过《金枝》的人，都会这样一种疑问：这位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如此知识渊博。他和前辈的西方博学者的主要差别是，他不仅熟悉西方知识人一贯熟悉的西欧的文史哲传统知识，诸如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与悲剧，希伯来的圣书《旧约》等，而且对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诸多族群都有所涉猎。比如，最早登上日本列岛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的猎熊生活以及他们的熊图腾神话（《金枝》第二十二章“禁忌的词汇”；第五十章“神体圣餐”；第五十四章“以动物为圣餐的类型”）。再比如，因为害怕鬼魂，西伯利亚的萨摩雅德人、印度南部的托达人、撒哈拉的土阿瑞格人、菲律宾的廷圭恩人、以及尼科巴群岛、婆罗洲、马达加斯加、塔斯马尼亚等地的原住民都避免提到死者的名字（《金枝》第二十二章“禁忌的词汇”）。
对于所有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12卷本《金枝》的基本作用，就相当于在课堂所学知识以外的一部补充性的百科全书。换言之，这是有关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迄今尚未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原住民文化的百科全书。我在写博士论文《文学与人类学》时，把这种具有引领时代潮流性质的新知识观称为“知识全球化”。人类学这门大器晚成的学科之所以迟滞到19世纪末才正式在西方学坛上登场，原因之一就是：把“人类”这个自古希腊时代就有的概念真正落实到全人类的每个族群和每个部落，需要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各地原住民的大发现，作为其认识的前提。原来的西方知识传统中所没有的这部分内容——有关文化他者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如今还生存在现代社会之外的，刀耕火种的乃至狩猎采集的原住民的知识，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成为学者著书立说的研究对象。
知识全球化的效果是什么？就人类学产生以前的学术史而言，西方知识传统和中国知识传统都有一个共同的局限：都是一种“被文献所绑架的知识世界”。文献的界限就构成人们认识上的界限。中国人习惯说的所谓“白纸黑字”，意味着只要是书写成文字的东西就是可靠的，甚至是铁案一般的固定不变。至于所谓“书缺有间”，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一般会以为子虚乌有，不屑一顾。文化人类学的诞生，以研究无文字民族和族群为基本目标。这样就一下子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和历史观：在没有白纸更没有黑字的情况下，如何展开知识的漫游和探险，这就是人类学研究的特长所在。《金枝》的巨大篇幅就是这样以世界各地的无文字民族的神话传说为主要叙事内容的。一部人类的故事，当然不是小册子之类文体就能承担的。弗雷泽的这样一种环绕地球而取材的写法，是在科班的人类学之方法论标志——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尚未推广之前，依靠在图书馆的勤奋作业而实现的，这就更让人感到惊异。可以说，没有人类学，就无法实现知识的全球化。一切课堂知识都是以人类知识的名义来教授的。但如果不能让知识真正地覆盖到地球人类的各个族群，那岂能叫全球化的或全人类的呢？
除了知识的全球化，人类学还给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带来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类学转向”，这是一场带有后殖民和解殖民倾向的价值观转向，或称“眼光向下的革命”。课堂上不应该只讲帝国主义列强方面的知识，也要讲千千万万的被殖民者——原住民的知识。相比于坚船利炮的殖民者一方，原住民的古朴生活方式才是没有污染的和可以持续的。人类学转向带给电影人卡梅隆充分的底气，让他拍出一部经典大片《阿凡达》，让代表原住民生活方式的潘多拉星球纳威人，给武装到牙齿却面临资源枯竭的地球人，重新做人生哲学的再启蒙。
人类学转向的思想史意义非同小可。简单的说就是打破人类知识观中长久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字中心主义，让人走出文字记录的小世界，面向真实存在的大世界。此话怎讲？人类的族群数以千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族群是没有文字的，仅有百分之几的族群发展出文字。我们怎么能让这百分之几有文字的族群代表整个的半分之百的人类文化呢？这不能代表的大部分，如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给出官方的价值认定，并同时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新术语词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的官方新话语提出，要比弗雷泽先生的实际关注各民族口传神话的做法晚了近一个世纪！什么叫做超前，这就是超前。比中国学界所说的“预流”还要高出一个层级。预流是跟上时代潮流的意思，超前则是需要引导时代潮流。弗雷泽及其著作《金枝》和《旧约中的民间传说》等，都是这样的超前性著述。其引导知识全球化的里程碑作用，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显现出来。惟其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当主流的科班人类学家将弗雷泽讥讽为没有田野作业经验的人类学家，即“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时，文学批评界的大师级人物，加拿大的弗莱才会将弗雷泽《金枝》推崇为20世纪最优异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在2010年出版的文科研究生用的新潮教科书《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一章第五节，用弗雷泽书中二十五个不同族群的造人神话为案例，说明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如何走出一对一比较的初级窠臼，转向在五大洲做地毯式搜索的广阔大视野。
把弗雷泽和他的前驱人物，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人维柯对比，情况就很清楚了。维柯的《新科学》也要解答人类历史的普遍性规则问题。但是该书的主体内容是以荷马史诗为研究对象的，没有更多的系统文化资料做参照。只有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异教文化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不言自明。再看《金枝》就能看出，弗雷泽的取材更加广泛和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科学，首先要看取材的包容范围。一个社会的或文化的原理，如果是建立在抽样调查基础上的，其可信性会大打折扣。如果是建立在普查采样基础上的，能够覆盖大多数人类社会，那结论将另当别论。这是认识的个别性和普遍性的区别。这样的比较并不意味着要读者盲从弗雷泽书中所得出的一切观点。《金枝》也受到其时代的局限，只能从古典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去论述“巫术——宗教——科学”的三段论的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模式，这样简单化的模式，会遮蔽更多的复杂的历史变量。这，正是弗雷泽的后继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自身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从弗雷泽时代的侧重寻求“普遍规律”，到更加关注特定文化的意义编码规则。这便是人类学从“科学”取向，到“解释学”取向的巨大变革。文化的解释，成为新的研究潮流，并再次给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带来“文化转向”。就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看，四千前以前没有普及金属冶炼技术，在文明到来以前谈不上对黄金和金枝的崇拜，却有比黄金更加重要的本土崇拜物——玉石。这样看，研究中国文化的信仰根脉，就不能亦步亦趋地走弗雷泽的“金枝”圣物考察之路，而要回到《山海经》背后的200处产玉之山河之谜，去做实地调研和采样。这就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同仁们的当下研究思路。可以简单概括为：从金枝到玉叶。在《金枝》的十二卷英文全本即将在国内出版之际，特意提示读者关注中国本土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是为序言。

巴克所着的《印欧语语汇比较词典》不仅是他最集中心血，也是受众面最广的著作，此书正文厚达1515页，按照语义分类，可以让读者快速获悉同源词在各种印欧语中的分布情况，提供了关于原始印欧人的环境、文化和制度的重要信息。
字典主体分为二十二个章节，分别是：1.物质世界；2.人类；3.动物；4.身体部分；5.食物和饮料；6.衣服装饰；7.住所；8.农业；9.技艺动作和制品；10.运动；11.财物；12.空间关系；13.数量；14.时间；15.感知；16.情感；17.思想；18.言语、阅读和书写；19.社会政治；20.战争；21.法律；22.宗教。每一章节内再细分为数个小章节。比如第一章物质世界就有土地、山、水、树木、日、月、风、云、烟等分类。在每一项语义词条下除了列举在各种语言中的形式外，还附有简短的语义解释和词源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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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诺贝尔奖得主，大诗人T.S.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的副题就是：“献给埃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该诗曾得益于庞德的亲自修改。作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鼻祖之一，庞德在艺术创作及批评理论方面都有较大影响。主要作品是一部雄心勃勃、包揽人类文明的长诗，以诗章形式于1917～1959年分批发表，共包括109首诗章及8首未完成的草稿。1969年又出版了未完成草稿的一些片断。这些诗章晦涩难懂，题材广泛，技巧多变而独特，是学院派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第1～7章讨论诗的构成与意义，第8～11章讲述一位威尼斯将军及艺术庇护人的故事，第12～13章比较西方现代社会秩序与中国孔子道德理想，第14～16章描写从现代地狱的伦敦转入古代天堂威尼斯的途径，第41章颂扬墨索里尼，第62～71章研究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还有他在美军俘虏营里写下的《比萨诗章》，述说他身为战犯穿越“灵魂的黑夜”的心路历程，等等。其思想主要特征是：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西方正统文化统治（其中包括英国文学教条、犹太人及文艺检查制度），强调借鉴东方智慧与古代文明财富（如中国与埃及古诗、日本戏剧、儒家哲学、古罗马艺术、杰弗逊的重农主义民主理想等），造成一个充满人性、崇尚艺术、多种文化交融并存、而又受到个别英明救世主庇护与领导的美好世界。在诗歌理论上，庞德曾提出有关意象诗及“漩涡主义”的观念，打破传统诗歌严密结构，促成英美现代诗歌形式历史性的突破与发展，并且在开阔视野、搜胜猎奇、吸收东方及古代文化方面有较大进步。庞德也是宣扬中国文明、翻译介绍中国古诗的西方诗人之一。庞德为诗歌的民族化与世界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广泛借鉴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
1947 年，方志彤应邀到哈佛大学参与《汉英词典》的编撰。此后，他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讲师和高级讲师，专业领域是中国经典和艺术批评。
1954 年，庞德的中国古诗选集《诗经》英译本出版，书首有方志彤的介绍。他早期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吸引他进入哈佛的比较文学系。庞德作品是他学习的基本内容。1949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开始了博士论文研究，研究庞德这位在其诗歌中大量吸收中国表意字的诗人。方志彤关于Pisan Cantos的评论文章于1958 年送呈，他完成了博士学业，并于此年被授予博士学位。《庞德<诗章>研究》被学界认为是庞德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承担的国家课题成果，前后历时十余年完成。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历史学为主线，第一次系统梳理了美国中国学二百年来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早期中国学向现代中国学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当下中国学研究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发展态势，清晰呈现了一个丰富立体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轨迹，并由此展开了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填补了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空白。

马可波罗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又名《马可?波罗游记》、《东方闻见录》），记述了他在东方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可?波罗行纪》英译本的注释本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

《中外交通古地圖集》選録123幅（套）涉及中外交通的中國古地圖，包括各歷史時期的全國輿圖、航海圖、沿海圖及有代表性的其他古地圖。每一幅中國古地圖（或幾幅同題材的中國古地圖）撰有一篇題解，對其繪製過程、流傳情況、歷史意義以及其中涉及的地名等詳加注釋，同時配置相近年代的外國古地圖作比照。外國古地圖的内容與中國古地圖没有直接聯繫，僅顯示中外古地圖的不同形式、特點及其演變。
本書不僅從國内文獻典籍中爬梳整理出一批涉及中外交通的的古地圖，更从牛津大學、耶魯大學等海外收藏機構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地圖，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是2013年6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89篇，围绕“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主题展开讨论，内容丰富，涉及出土文献中的甲骨、金文、简帛、玺印等诸多领域，可供相关专业的学者参考。

《印度学与印度研究丛书：佛教逻辑研究》开创汉传因明研究新生面，其中，汉藏因明合璧，难得一见；立破学说研究与量论研究比翼齐飞，追赶着世界潮流；陈那、法称因明两个高峰异同的清晰刻画有了长足进步，日本因明对汉传因明有反哺之功，中国学界普遍对这位后起之师缺乏了解。《印度学与印度研究丛书：佛教逻辑研究》既有日本近、现代因明理论研究述评和论著索引，又有因明传习史略。一册在手，有如拿着一份日本因明千年传习的导游图。

本书精选裘锡圭先生四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由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相关领域的四位学者黄天树、沈培、陈剑、郭永秉分别进行读解，力图从学术史、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宏微观结合地来引导读者在准确理解这四篇文章的基础上对所涉相关学术问题有所认识。本书既适合初学者了解学科知识、学习研究方法，又适合对此领域感兴趣的读者借此了解此学科之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