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mportant book makes a bold statement about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provides a series of in-depth explorations of key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by some of the scholars whose work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language as culture. Provides a definitive overview of the field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omprised of original contributions by lead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Summarizes past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 across the field and is intended to spur students and scholars to pursue new paths in the coming decades Includes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over 2000 entries designed as a resource for anyone seeking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尹绍亭、何明主编，邹辉所著的《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以云南哈尼族为研究对象，以植物的文化和象征意义为切入点，运用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通过深入的参与性田野考察，对哈尼族的文化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作者10余年执着于此课题的研究，首先运用哈尼族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对植物的文化表述，来介绍和概括哈尼族对植物的文化记忆；其次依靠语言学和参与式研究方法，对哈尼族有关植物的认知系统、命名与分类以及资源管理、森林观、水文化等地方性知识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使人们能够通过植物来透视哈尼族与此有关的认识模式和思维活动、文化习俗；第三围绕文化记忆、传统知识、象征等一系列理论、概念的分析和利用，展示植物如何影响了哈尼族和哈尼族文化怎样表述植物，进而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审视植物和人类关系的视点；第四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了以绿色产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对哈尼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的影响。《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无论是理论、观点和方法，还是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均令人耳目一新，创新开拓显而易见，填补了前人研究中缺乏民族植物民俗事象与文化象征联系的空白，是近年少见的生态人类学的力作。

Review
" . . . a promising and well-produced series. . . . these essays show how much of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anthropology would be lost if it were treated simply as a history of idea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 This volume is likely to prove indispensable to historians of anthropology in general and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in particular.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historical skills on display, from traditional textual analysis to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sort, and there is a more or less thorough chronological coverage from the era of classical evolutionism virtually up to the present. One can only hope that historicizing anthropologists will sample some of these war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roduct Description
'This volume is likely to prove indispensable to historians of anthropology in general and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in particular. A wide range of historical skills are on display, from traditional textual analysis to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sort, and the more or less through chronological coverage extends from the era of classical evolutionism virtually up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做的一个新诠释。格雷伯从人类学的历史出发，尝试勾划出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特别通过探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的权力架构、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经济，以及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研究，为我们打开一个走出国家—市场局限的视野。格雷伯书中还探讨了全球化所引发的问题，以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作为民主的新方向，强调人类学关于权力制衡方面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乌托邦的梦想，以及怎样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书也是对人类学的批判：为何百多年来人类学家掌握了这些田野资料和人文志技巧，却不能为我们指出另一个方向？而这本书便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

本书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斯特劳斯四卷本《神话学》中的第一卷。在本书中，斯特劳斯试图以生的与煮熟的、新鲜的与腐败的、湿的与干的等对立的烹饪及感官特质建立一套严谨的逻辑架构。“生/熟”这个对立组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前者属于自然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差异及变换以火的发现为指涉的焦点。他还发现了下列层次上各对立组的对应关系：在食物层上是“生的/熟的”，在社会层次上是“自然/文化”，在宗教层次上是“世俗/神圣”，在声音层次上是“静默/音响”。

李維斯陀的結構人類學，是要探掘人類心靈的思考模式；對他來說，表面上看來毫無規則的資料，可藉結構分析發現其秩序。在早期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裡，李維斯陀在看似偶然而分歧的種種婚姻規制背後，發現了幾條簡單而準確的原則。但是，李維斯陀尚無法認定它們是由體系本身的運作所造成的；在此，李維斯陀仍然認為親屬及婚姻法則只是某些社會需求投射於人類心理所產生的反應罷了。
李維斯陀在神話分析上，則企圖更準確地呈現心靈思考的自主性及結構性。神話並無明顯的實用功能。因此，如果說人類心靈的運作是任意的，那麼這特定性更應該在神話的領域裡表露無遺。李維斯陀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透過神話的結構分析，他正是想證明看來非常任意的表象之下，存在著人類心靈非常固定的運作法則。他說：「如果在神話學的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那麼我們就更加有理由相信：在所有其他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
《神話學》的目的既不在闡釋個別的神話故事，也不在探索某一族群之神話體系與文化背景的關係。這部神話研究以一則博羅羅（Bororo）印第安人的神話為起點。李維斯陀先記錄下他所選的這則「關鍵神話」（Key myth）的整個內容，並描述它的民族誌背景。他指出這則神話裡某些無法用歷史及社會事實加以解釋的因素，由此轉向神話內在結構的檢視。到了這部書的結尾，李維斯陀終於把採自南北美洲各地的八百多則神話納入一個複雜的結構變換體系之內。在每一則神話之內，他斷定了各個節段之間所具有變換關係；在不同神話之間，他則找出它們在結構上的種種對應關係。
第四卷《裸人》比較南美和北美的神話，並探討各變型之間的對稱關係。李維斯陀特別注意衣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所伴演的角色。最後，他演證了南美和北美區域之神話整體所具有的封閉性質。
李維斯陀可以相離數千哩、沒有歷史牽連的區域採取神話來進行比較分析，這是非常違反一般人類學的原則的。但他認為神話邏輯乃是人類普同而無意識之思考結構的表徵，因而他的神話研究幾乎只限於針對其邏輯結構的分析。李維斯陀這樣說：「我不是要指出人如何在神話之中思考，而是要指出神話如何在人們心靈中運作，而人卻不知道這回事。」換句話說，地李維斯陀認為神話有自主性，而且這表示他可以忽略特定變異型態的文化系絡。
當然，李維斯陀並未宣稱他的神話分析方法是唯一可行的途逕；畢竟，他所注重的也只是神話的一個重要的面相。無論怎麼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神話學》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訊息？我們也可以把《神話學》看作一則神話，那麼，這則神話的意義又何在？
事實上，《神話學》四卷的標題（生食和熟食、從蜂蜜到煙灰、餐桌禮儀的起源、裸人）已經暗示我們：李維斯陀的終極關懷是人存在於自然與文化這兩個範疇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處境。這四個書名的第一個字「生」（cru）和最後一字「裸」（nu）無論在發音上或在意義上都是互相呼應的。那麼多神話所要說的，李維斯陀所要講的，不外是如此：人藉著文化而脫離自然，但人類不必驕恃；在宇宙之中，人類何其微不足道。但是，我們也不必沮喪，反而更應該珍惜人類心靈的產物，因為有一天「我們」與「無」之間是一跨即過的。

李維斯陀為當代著名的人類學家，也是法國結構主義的締造大師。《神話學》為其最具代表性之巨著。全書分成四卷《生食和熟食》、《從蜂蜜到煙灰》、《餐桌禮儀的起源》、《裸人》，本書為其第一卷。李維斯陀認為神話邏輯乃是人類普同而無意識之思考結構的表徵，因而他的神話研究主要是針對其邏輯結構所作的分析。透過神話的結構分析，他企圖證明人心靈在看來十分任意的表象之下，存在著非常固定的運作法則。同時，《神話學》四卷的標題也告訴我們，李維斯陀念茲在茲的關切所在是人存在於自然與文化這兩個範疇之間的處境問題。

李維斯陀的結構人類學，是要探掘人類心靈的思考模式；對他來說，表面上看來毫無規則的資料，可藉結構分析發現其秩序。在早期的《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裡，李維斯陀在看似偶然而分歧的種種婚姻規制背後，發現了幾條簡單而準確的原則。但是，李維斯陀尚無法認定它們是由體系本身的運作所造成的；在此，李維斯陀仍然認為親屬及婚姻法則只是某些社會需求投射於人類心理所產生的反應罷了。
李維斯陀在神話分析上，則企圖更準確地呈現心靈思考的自主性及結構性。神話並無明顯的實用功能。因此，如果說人類心靈的運作是任意的，那麼這特定性更應該在神話的領域裡表露無遺。李維斯陀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透過神話的結構分析，他正是想證明看來非常任意的表象之下，存在著人類心靈非常固定的運作法則。他說：「如果在神話學的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那麼我們就更加有理由相信：在所有其他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
《神話學》的目的既不在闡釋個別的神話故事，也不在探索某一族群之神話體系與文化背景的關係。這部神話研究以一則博羅羅（Bororo）印第安人的神話為起點。李維斯陀先記錄下他所選的這則「關鍵神話」（Key myth）的整個內容，並描述它的民族誌背景。他指出這則神話裡某些無法用歷史及社會事實加以解釋的因素，由此轉向神話內在結構的檢視。到了這部書的結尾，李維斯陀終於把採自南北美洲各地的八百多則神話納入一個複雜的結構變換體系之內。在每一則神話之內，他斷定了各個節段之間所具有變換關係；在不同神話之間，他則找出它們在結構上的種種對應關係。
第四卷《裸人》比較南美和北美的神話，並探討各變型之間的對稱關係。李維斯陀特別注意衣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所伴演的角色。最後，他演證了南美和北美區域之神話整體所具有的封閉性質。
李維斯陀可以相離數千哩、沒有歷史牽連的區域採取神話來進行比較分析，這是非常違反一般人類學的原則的。但他認為神話邏輯乃是人類普同而無意識之思考結構的表徵，因而他的神話研究幾乎只限於針對其邏輯結構的分析。李維斯陀這樣說：「我不是要指出人如何在神話之中思考，而是要指出神話如何在人們心靈中運作，而人卻不知道這回事。」換句話說，地李維斯陀認為神話有自主性，而且這表示他可以忽略特定變異型態的文化系絡。
當然，李維斯陀並未宣稱他的神話分析方法是唯一可行的途逕；畢竟，他所注重的也只是神話的一個重要的面相。無論怎麼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神話學》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訊息？我們也可以把《神話學》看作一則神話，那麼，這則神話的意義又何在？
事實上，《神話學》四卷的標題（生食和熟食、從蜂蜜到煙灰、餐桌禮儀的起源、裸人）已經暗示我們：李維斯陀的終極關懷是人存在於自然與文化這兩個範疇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處境。這四個書名的第一個字「生」（cru）和最後一字「裸」（nu）無論在發音上或在意義上都是互相呼應的。那麼多神話所要說的，李維斯陀所要講的，不外是如此：人藉著文化而脫離自然，但人類不必驕恃；在宇宙之中，人類何其微不足道。但是，我們也不必沮喪，反而更應該珍惜人類心靈的產物，因為有一天「我們」與「無」之間是一跨即過的。

This re-examination of the Trobrianders of Papua New Guinea, the people described in Malinowski's classic ethnographic work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rovides a balanced view of the society from a male and female perspective, including coverage of new discoverie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woman's work and wealth in the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writing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a society formerly without it, or where writing has been confined to particular groups, is enormous. It objectifies speech, provides language with a material correlative, and in this material form speech can be transmitted over space and preserved over time. In this book the contributors discuss cultur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sophistication and literacy and examine the importance of wri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ocieties. All the articles except the first were specially written for this book and the extensive introduction unites and synthesizes the material.

本书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一种，依据法国Plon出版社1991年版译出。本书同文集中的另外两本书《面具之道》、《嫉妒的制陶女》一起，可以被视为界于神话故事和侦探小说之间的轻松读物。作者认为，神话思维是一个中介，通过不同地区流传的互不相同而又彼此相通的神话，探讨了美洲乃至世界各地的二元组织模式问题。
作者通过北美地区印第安人部落中流传的一个关于猞猁的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北美到南美及欧亚非洲等地，讲述了几十个神话故事，并通过这些神话间的关联，试图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本书介绍古DNA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及其在新疆古人群研究中的应用，涉及运用DNA技术对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和罗布泊地区古代人群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结果。

本书根据香港奥达斯制作有限公司1990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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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 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⑨ 是该校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 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A Study of the Ldab Ldod）论文，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戈尔斯坦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戈尔斯坦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助教授。1971-1977年，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戈尔斯坦先后担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5年至今），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78－1990年），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 主任（1987年至今），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 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至今），IREX（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蒙古项目（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跟踪研究）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 （IUAES）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2-1993年），“西藏扶贫基金会” 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亚洲腹地》（Inner Asia）杂志编委（1998年至今）。
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其中与藏学有关的项目达25项。
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西藏。戈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
戈尔斯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戈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收集资料。1986年6月3日，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 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对西藏西部牧民进行为期17个月的联合实地考察的协议，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55个家庭、253口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凯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Reflections on Tibet,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he Dalai Lama）的报告。
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Grammar and Reader)、《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语入门》(Tibetan for Beginners and Travelers),《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现代藏文精粹》(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The New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不仅冲破了印度学者达斯的《藏英词典》长期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而且弥补了达斯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不足。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已有汉译本）,《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 198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当代西藏研究著作主要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The Struggle for a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National Identity)（与凯普斯坦等合著）。

在本书中作者司马少林(萨林斯)旁征博引，梳理摩尔根之后百余年来西方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涉及涂尔干、施耐德等影响深远的学者的亲属制度理论，尤其是建构论、解构论和族性生理学等。作者在本书中主要讨论人类学亲属研究中的思想，而非具体的亲属制度研究技术或术语。他把这些思想放置到广义的西方思想脉络之中，延续他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提出的文化论。该书在国外已经引起较大范围的讨论，是我们理解近来诸多相关文本的一个关键性参照。

Politics of Piety is a groundbreaking analysis of Islamist cultural politics through the ethnography of a thriving, grassroots women's piety movement in the mosques of Cairo, Egypt. Unlike those organized Islamist activities that seek to seize or transform the state, this is a moral reform movement whose orthodox practices are commonly viewed as inconsequential to Egypt's political landscape. Saba Mahmood's compelling exposition of these practices challenges this assumption by showing how the ethical and the political are indelibly link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such movements. Not only is this book a sensitive ethnography of a critical but largely ignored dimension of the Islamic revival, it is also an unflinching critique of the secular-liberal principles by which some people hold such movements to account. The book addresses three central questions: How do movements of moral reform help us rethink the normative liberal account of politics? How does the adherence of women to the patriarchal norms at the core of such movements parochialize key assumptions within feminist theory about freedom, agency, authority, and the human subject? How does a consideration of debates about embodied religious rituals among Islamists and their secular critic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ily form and political imaginaries? Politics of Piety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issues at the nexus of ethics and politics, embodiment and gender, and liber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收录了当代较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三十年间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些从未出版过的重要论文。在本书中，格尔茨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聪明睿智的头脑评论了马林诺夫斯基、甘地、福柯等重要人物，以及伊斯兰、全球化、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失败等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