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volume is a synthesis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of value. David Graeber re-examines a centur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about value and exchange, in large measure to find a way out of ongoing quandaries in current social theory, which have become critical at the present moment of ideological collapse in the face of Neoliberalism. Rooted in an engaged, dynamic realism, Graeber argues that projects of cultural comparison are in a sense necessarily revolutionary projects. He attempts to synthesize the best insights of Karl Marx and Marcel Mauss, arguing that these figures represent two extreme, but ultimately complementary, possibilities in the shape such a project might take. Graeber breathes new life into the classic anthropological texts on exchange, value, and economy. He rethinks the cases of Iroquois wampum, Pacific kula exchanges, and the Kwakiutl potlatch within the flow of world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recasts value as a model of human meaning- making, which far exceeds rationalist/reductive economist paradigms.

作者在本书的论证中除人类学外，还涉及到了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事物的命名与分类方式，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名称与一般名称关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历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论述的方式也别具一格，其中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往往交相并用。此外，尽管我们会在本书文句中不时遇到借自控制论、信息论、逻辑代数、结构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术语，但它绝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学风格的人类学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梯。首先是在来自俄罗斯的各族群内部延续；其次是向与上述族群发生直接接触的人或人群传播；最后主要是通过上述人和人群向他们以外的人群和地区传播。

《妮萨》出版之后，肖斯塔克曾于1989年6月至7月间第三次踏访昆人社会。这次重访的经历和感想在肖斯塔克逝世后由其亲友协助编辑整理出版，即《重访妮萨》。该书在写作风格上更接近于个人回忆录，而非民族志。
《重访妮萨》讲述的主要是肖斯塔克自己的旅行经历、感受和对当年田野经历的 对比回想。当时作者身患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术和化疗，她试图故地重游，重拾友谊，寻求内心的平静。因此，这次旅行被称为“精神之旅”“心灵之旅”。作者和包括尼萨在内的一群昆人，进行了一次狩猎－采集的旅程，途中开展了多次当地传统的治疗仪式和舞蹈，作者对青春、健康和友谊的渴求跃然纸上。不过，《妮萨》中所展示的那种和谐关系在这本书中出现了裂痕，致使肖斯塔克进而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权力、经济以及对双方关系的定位和期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人类普同性中的某些品质毕竟有能力超越体质、种族、文化等的差异性，使得肖斯塔克在她的阿非里加（Africa）感知“天命”。

「時間」是原住民未來命運最大的敵人，瞬息的生滅，淘洗的不只是一個「個體」的生命，它也像潮汐一樣，剎那間便沖垮一個民族或文化築起的沙城。 　原住民文化存續的工作，是一項與時間賽跑的志業，原住民的存亡，也不完全只是原住民自己的事，它隱藏整個台灣的歷史、空間、族 群、文化等問題之重構歷程中各式各樣的組合動力和可能性。 　原住民各族母語長久以來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充分地反映了原住民九族同胞悲慘的處境。語言的迅速喪失，正是造成原住民黃昏性格的主因。若可能的話，我們也願意站在現實的基礎上，對推展原住民母語教育之若干實際問題，提出一些反省和建議。

When Napoleon Chagnon arrived in Venezuela’s Amazon region in 1964 to study the Yanomamö Indians, one of the last large tribal groups still living in isolation, he expected to find Rousseau’s “noble savages,” so-called primitive people living contentedly in a pristine state of nature. Instead Chagnon discovered a remarkably violent society. Men who killed others had the most wives and offspring, their violence possibly giving them an evolutionary advantage. The prime reasons for violence, Chagnon found, were to avenge deaths and, if possible, abduct women.
When Chagnon began publishing his observations, som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who could not accept an evolutionary basis for human behavior refused to believe them. Chagnon became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since Margaret Mead—and the most controversial. He was attacked in a scathing popular book, whose central allegation that he helped start a measles epidemic among the Yanomamö was quickly disproven, and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ondemned him, only to rescind its condemnation after a vote by the membership. Throughout his career Chagnon insisted on an evidence-based scientific approach to anthropology, even as hi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dithered over whether it really is a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In Noble Savages, Chagnon describes his seminal fieldwork—during which he lived among the Yanomamö, was threatened by tyrannical headmen, and experienced an uncomfortably close encounter with a jaguar—taking readers inside Yanomamö villages to glimpse the kind of life our distant ancestors may have liv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he forcefully indicts his disciplin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ccusing it of having traded its scientific mission for political activism.
This book, like Chagnon’s research,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human nature itself.

本书第一版就宗教仪式如何适应社区并从生态上规范社区这一主题，以其严谨的实证研究、对系统理论的创新性运用，以及富于解释与启发性的论证，成为生态人类学的一块里程碑。该第二版重印本增加了作者对此书第一版评论的回应，试图发展其方法中涉及到的认识论问题。 拉帕波特作为第一代受到斯图尔德影响的人类学家，他从人口、种群、经济、生计等方面论述了生态环境与文化仪式的相互影响，并在斯图尔德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发展了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扩宽了其研究视野，推动了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可以说《献给祖先的猪》是前人研究成果之集大成，是对早期生态人类学成果的集中呈现，被视为早期文化生态学的典范之作。

智者面前有一頭真的大象，智者在大象面前蹲了下來。智者說：「這不是一隻大象。」過了一會兒，當大象轉身並開始笨重的移開，智者心中升起一股懷疑：是否有可能大象根本就沒有出現過？最後，當大象完全從智者的視線中消失，他往下看著大象遺留下來的足跡，很肯定的宣稱：「的確有一隻大象曾經在這裡出現過。」至少對我而言，人類學就是這樣：從大象留在我心裡的足跡，試圖去重構難以捉摸、相當虛無飄渺，而且至今已消失無影無蹤的大象。
……
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定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也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時而引發興趣、時而令人沮喪，既有益處又充滿樂趣。
——克利弗德．紀爾茲
紀爾茲的異想世界
紀爾茲，人類學一代宗師，如何回味自己精彩而豐富的學術人生？對於自己學門的徒子徒孫留下哪些忠告與建言？對於想一窺人類學奧秘的讀者又給予何種想像？《後事實追尋》這部迷人的作品，提供了回答上述問題的種種線索。
紀爾茲一生寫下數部學術經典（如《文化的詮釋》、《地方知識》、《工作與生活：作為作家的人類學家》），並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民族誌作品（如《爪哇的宗教》、《峇里島的親屬關係》、《摩洛哥社會的意義與秩序》）。但他學術巨人的身影及浩瀚淵博的學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免讓人望而生畏，所幸紀爾茲留下一張進入他異想世界的知識地圖——《後事實追尋》。後人按圖索驥將能發現經典民族誌的許多空白間隙，而地圖所載軼事、典故、趣聞更是賦予理論生命的重要血肉。
紀爾茲在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時，一方面不停追問什麼是人類學？什麼是田野工作？什麼是民族誌書寫？另一方面又深刻反省始終牽動著人類學事業的西方霸權，以及當代糾纏難解的現代性問題。在這本深具反思性的回憶錄中，紀爾茲以兩個國家為經、四個十年為緯，交織建構出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並娓娓道出慧黠而深邃的體悟洞見。追隨大師的足跡踏上旅程，我們終將發現：事實，在行路的終點。

田野归来，杂乱的素材该如何变成民族志？人类学家究竟是“作者”还是“写作者”？民族志呈现的究竟是“他者”在“那里”的生活，抑或也带着“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的印迹？格尔兹带领我们阅读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斯基和本尼迪克特四位人类学家的作品，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说，本书既是他对于这些作品的品读，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学研究及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观点。

《文化模式》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该书也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已被译成14种文字，有着广泛影响。果勒认为，可以“以此书出版的年代，作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诞生之年”。玛格丽特·米德在1958年的新序中提出，此书是“20世纪第二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意思。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趋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台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1969年，婚后的玛乔丽跟随丈夫前往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对昆人进行一系列跨学科的田野研究。在2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她学习昆人语言，入乡随俗。在调查中，能说会道的昆人女性妮萨向玛乔丽清楚、生动地讲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的断奶记忆，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母亲和子女的亡故，几段婚姻和数位情人的故事，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此外，妮萨还坦率地披露了性行为的细节，以及受新情人所吸引的方式和原因等更为私密的事情。
由于妮萨丰富的人生经历及讲故事的天分，我们获悉了昆人个体间的互动方式及昆人社会的组织方式，了解了许多关于昆人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经验的新材料。与妮萨的15次录音深访，成就了《妮萨》这部几乎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相提并论的佳作，在人类学界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本书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11FMZ002）。该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来源、演变进程、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特征，从历史来源和现存文化等方面比较了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乌裕尔河流域柯尔克孜族群的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坚持田野调查方法，搜集了第一手资料，理论前提科学、逻辑严谨、资料翔实、引证规范。

在现今这个多元世界中，学习文化人类学能让所有学生洞悉、探索我们置身其中的千差万别的世界。本书将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归结为11个问题，每章都以作者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亲身经历开篇，并在文中进行详细剖析，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有助于学生较快地掌握人类学研究人类行为和观念的 方法，学会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这本激动人心的新书引出了文化人类学思考方式的核心方式，并通过十一个问题让它们浅显易懂，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这些问题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每个简短章节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并附有练习和课堂演示，是一本上佳的人类学通识教科书。

十万人口，僻处幽远，服饰绚烂，风俗特异。即使在民族风情绮丽纷呈的云南，花腰傣也是引人注目的族群。这其中，既有大众的兴趣，也有学术的关注。本书是力图结合两者的一种表述。
《宇宙观与生活世界》首先是一部民族志。要在有限的篇幅内，用清晰的线条描述完整的异文化之网络。牵引故事的时间线索是一个花腰傣女性的人生历程，它在亲属制度、信仰体系、社区生活等大背景上隐现，展开了个人，也展开了社会。
《宇宙观与生活世界》还是一本人类学理论著作。知微见著一向是人类学的长项，能从陌生的一小群人的文化结构观照整个人类的思维模式，以获自遥远的他者的知识来相对化我们自己。《宇宙观与生活世界》提出了时间观、空间观、人观、生命观、社会观等包含在“宇宙观”这个大问题之下的诸问题，并用案例和分析作了部分回答。

交换，这个极为普遍而又普通的社会事实之所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交换所实现的是一种价值。本书以大量实证资料讨论了交换背后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并提出独到见解。作者认为：人们不仅处在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中，同时也处在饮食知识性财富和文化批评的生活关系中；在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过程中，非物质交换的“生活关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生产关系相互制约，使劳动和消费得以沟通；这种“生活关系”中交换的内容，大多与人格、品质、威信等相关，它们构成了无形财产，即“文化资本”；由于文化酱是无形的，交换往往是跨时空的，所以这种交换往往是不等量、不等时、不等价的，但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描述了麦当劳在东亚五大城市：台北、香港、北京、东京、首尔，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成功经验。在跨国经营的背后，麦当劳其实十分重视文化差异这件事。麦当劳董事长詹姆士·坎特洛普曾说过，麦当劳的目标是“尽可能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在各地积极举办各种社区活动外，当日本人觉得正餐一定要吃饭才吃得饱，又想吃烧烤的料理时，东京的麦当劳就从善如流，开始卖咖哩饭和照烧猪肉堡。在香港人的认知中，笑脸迎人必有诈，麦当劳就调整当地员工教育训练的方式，不去强调麦当劳一贯的微笑式服务。总之，麦当劳会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在经营方式上做调整。

《文化的解释》是格尔茨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的精选集。该书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文化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恰当方法等问题。

Fabian's study is a classic in the field that changed the way anthropologists relate to their subjects and is of immense value not only to anthropologists but to all thos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man. A new foreward by Matti Bunzl brings the influence of Fabian's study up to the present. Time and the Other is a critique of the notions that anthropologists are "here and now," their objects of study are "there and then," and that the "other" exists in a time not contemporary with our 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