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录像》是一部 1992 年的纪录片 ，由哈伦·法罗基 (Harun Farocki)和安德烈·乌吉卡 ( Andrei Ujică)根据 1989 年 12 月罗马尼亚革命期间被示威者占领的布加勒斯特电视演播室的超过 125 小时的业余镜头、新闻镜头和摘录整理。 2004 年，奥地利电影博物馆将这部纪录片选为“乌托邦电影”计划的一部分，列入电影史上最佳 100 部影片名单。

理论告诉我们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常识告诉我们事情越多,麻烦也越多;
经验则告诉我们政治问题揭开总有个内幕,内幕揭开还有个黑幕...
我们的老熟人, 行政事务部（DAA）大臣吉姆哈克上位成功了! 在公务员体系的化身, 内阁秘书汉弗莱阿普比爵士和走钢丝大师, 私人秘书伯纳伍利同学辅佐下, 经过三年艰苦磨练(磨蹭和训练), 哈克终于入主唐宁街十号, 成为英国首相!
明暗之间棋逢对手, 新老问题此起彼伏, 首相的政治生涯之精彩, 注定不亚于大臣. 于是,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这三位老朋友周围, 走进白厅这一变幻莫测的舞台吧~

片中出现人物，以当年发动政变的领导人为主。他们都在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以叛国罪名遭到起诉，此后全体特赦出狱，唯有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拒绝特赦，坚持受审，被判无罪释放。
对于这几位苏维埃联盟的掘墓人和殉葬品的功过是非，以及八月政变的历史评价，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无论是固若金汤的柏林墙的顷刻瓦解，还是超级集权大国的急速崩溃，历史再三地清晰昭示：受挑战的永远是我们想象力的勇气。
引用：
1991年，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地图上消失了。
被普京总统称为20世纪最大悲剧的苏联崩溃。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错误。评价至今未定。
造成苏联崩溃的导火线，是1991年8月的政变。反对改变苏维埃联盟框架的新联盟条约的保守派集团揭竿而起，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别墅，出动坦克开入莫斯科。
然而事态并没有向政变集团期待的方向发展，政变惨遭失败。这起事件的结果，是改革激进派的叶利钦掌握了最高权力，仅仅四个多月后，苏联便急速奔向崩溃。
政变的主谋们被以叛国罪逮捕，但其中之一的瓦连尼科夫被判决无罪。政变主谋们众口一词，认为那并不是政变。
八月政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揭开苏联崩溃之谜，此次我们尝试采访了事件的当事人，根据他们在事件15年后打破沉默的证言，揭示历史的真相。

本书是吉登斯著作中最具有历史社会学特色的一部作品。其理论思路源于《社会的构成》中有关社会转型的论点，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力图通过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作者本人则宣称，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以系统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线条。本书内容极为丰富，充满复杂性和说服力。

1990年代中期，暗号「黑金星」的南韩「国家安全企划部」情报员，假扮成南韩商人跟北韩进行商业交易，藉此渗透北韩军事单位，打探核开发情报，他得在最危险的地方，赢得敌方的信任，没想到一心只想完成任务的他，却在不自觉中陷入南北韩权力高层间的恐怖阴谋。

1956年，两位东德的高中生提奥和库特在偷跑去西柏林看电影的路上见到了匈牙利十月起义的新闻报道。为了对起义的死者表示悼念，他们和同班同学们决定一起在课堂上无视老师，突发沉默一分钟。然而这短短的一分钟彻底改变了班上同学的命运，许多人被东德的教育和安全部门视为眼中钉，加以监视和迫害。在班级被强行解散后，他们却决心在西德重新结集，不过是以作为逃亡者的新身份……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
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本书中仍然可以找到惊喜，她是幽默的：“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她还是犀利的：“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书中内容，包括、国际时政、政治书评影评以及一些个体化思考的杂论，更为多样化，阅读上带有跳跃感，但并不会有断裂之感，相反，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自由是什么？正义、法律、财产、和平以及繁荣和自由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汤姆•帕尔默作为学者、教师和记者用其一生来探究和回答这些问题。他最好的文章都被集入了这本《实现自由：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历史与实践》，覆盖正义理论、多元文化、民主和有限政府、全球化、知识产权的法律与经济分析等多个领域。
个人自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概念常常被批评为，狭隘的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不关心周围的世界。汤姆•帕尔默的这本著作最大的贡献在于消除以上的错误概念。他论证了个人自治的力量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有益于整个社会。他再次提醒我们个人自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宝贵的财富。

20世纪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这本《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揭示了导致所有这些规划灾难的共同条件。《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认为，这些失败教育我们，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必须要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迪恩（威尔 史密斯 Will Smith 饰）是一个家庭生活和美、前途一片光明的黑人执业律师。圣诞节前夕，迪恩遇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从此，迪恩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这位友人将一张记录了某个位高权重的人谋杀国会议员整个过程的光盘放进了迪恩的袋子！可怜的迪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NSA中的害群之马严密监视，并被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无端遭到了谋杀前女友雷切尔的起诉。迪恩迫于无奈之下，只得只身展开了逃亡、追查幕后真凶之路。

“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书系的骨髓所在。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海国图志丛书》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书的写作提纲。

人类能够达成某种幸福的理想状态，我们对此曾深信不疑，然而我们现在却不再相信它。这种理想状态在500年前就有人描述过他，托马斯·莫尔在其代表作乌托邦里就提到了。尽管人们现在认为乌托邦是子虚乌有无法实现的，但人们并未在内心深处放弃对乌托邦的追寻。与此相反，它正在以某种方式呈现，只是它并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不重视可创造的未来，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称之为怀旧的乌托邦的毫无生命的过往。作者对这种怀旧的社会思潮持批判态度。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二战结束70年后，沉睡的希特勒（奥利佛·马萨奇 Oliver Masucci 饰）竟然苏醒了。再度走上德国柏林的街头，眼前的一切已经和当年大相径庭，而他的一帮拥簇也早已经不再身边，希特勒陷入了迷惘之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网络时代里，自己因为“长得太像希特勒”而一跃成为了网红，接踵而至的聚光灯和赞誉令希特勒内心里建造帝国的梦想死灰复燃。
于是，希特勒决定利用新时代的高科技产物——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希特勒的计划在刚开始似乎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渐渐的，分歧产生了，他无法掌控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

东京湾水隧轰然巨响、大水灌入，突发原因不明的崩塌事件。首相官邸召集阁僚开紧急会议，大多认为“原因是地震、海底火山”，看过网络目击影片的内阁官房副长官矢口兰堂（长谷川博己）指出海中可能栖息巨大生物，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赤坂秀树（竹野内丰）及周围的人对矢口意见皆付之一笑。其后，在海上巨大不明生物现身，惊慌失措的政府相关人员收集情报追踪之际，巨大生物登陆镰仓沿路破坏建物前进，日本政府因应设置紧急对策本部下达防卫出动命令，美国国务院则派遣总统特使加代子·安·派特森（石原聪美）关切，面临未曾有的威胁，不仅日本、世界也注视其动向。自卫队与称作“哥斯拉”的巨大生物在川崎市展开大决战，究竟人类是否抵御得了这远远超出所知的“完全生物”。

赖纳•文格尔（Jürgen Vogel 饰）是德国某所高中的老师，该学校正在进行“国家体制”的主题活动周。由于他最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位老师捷足先登，因此他只能主讲“独裁统治”课程。
对于自由散漫的学生们来说，任何课程都只是为了学分而上。他们在课上大声聊天，无心听讲。文格尔别出心裁提出假想“独裁”的实验。在为期一周的实验中，文格尔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学生们对他要绝对服从。从最初的玩乐心态，这些青年男女渐渐沉湎这个名为“浪潮”的组织中，他们体会到集体和纪律的重要性，却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独裁”与“纳粹”的深渊……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并荣获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和最佳男配角奖（Frederick Lau）。

透视习以为常的基本政治问题
检视生活处境，反省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宣言在当今世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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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七大主题三十个问题带你检省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
☆ 所有阶级差异都应该被废除吗？
☆ 如果人民掌权，应该他们自己掌权，还是通过代表？
☆ 为什么服从？
☆ 政府是否应该在 所有情况下服从宪法的限制？
☆ 是否每一个政府都只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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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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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廷德写了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他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一书被看做是苏格拉底宣言在当今世界的典范。
——史蒂文·M·德路，迈阿密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
作者一共提出了几十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其问题的提出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让读者了解其他人所处的窘境，而是让他们自己陷入自身的窘境。真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身临窘境的体验，读者在读本书时，至少要对几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并自己尽力找出答案。
——顾肃，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此论题，本书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基 于作者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以及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
----精彩观点----
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性。
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下。
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殇”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

冬星，寒冷，偏僻，远离人类活动范围，但人类的一支仍旧在这里扎下根来，生长繁衍。
终于有一天，人类联盟发现了这一支兄弟。他们伸出了手：回来吧，我们的兄弟。
机动使，联盟与未知星球第一次沟通的使者，代表着人类联盟善意的手。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必须坚强勇敢，因为他是孤身一人，深入未知；他必须睿智机敏，以理解当地的政治与人情；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胸怀宽广，能够包容当地种种奇异的观念和风俗。
冬星是对以上种种素质的最大考验，因为它是人类所知的唯 一 一 个单性繁殖社会。
闻所未闻的风俗、变幻莫测的政局、国家的冲突，加上猜疑、背叛和出卖，阴暗的冬星似乎将永远游离在人类联盟之外。
但黑暗中伸出了一只手。它是要与机动使相握，还是排斥来自远方的善意？它代表着光明，还是黑暗？
光明是黑暗的左手，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冬星诗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