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村庄》讲述了刘亮程是真正的作家，也是真正的农民，是真正的农民作家。作为农民，写作真正是他业余的事情；而作为作家，他却无时不在创作，即使在他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闲逛的时候。在文章里，刘亮程是一个农民，但是作为农民的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呢——或者说，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以作家自许呢？我不知道。我揣测，在他的村庄里，在与他一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村民们的眼里，这个无事扛着铁锨闲逛，到处乱挖，常常不走正道却偏要走无人走过的草丛中的人一定是个难以捉摸、有些古怪的人吧。在他们眼里，这个说不出却总觉着有点不一样的人是不是有点神秘呢？当然，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个人在跟他们一样的劳作之外，还喜欢偷偷观察着村里的人，以及驴，兔，飞鸟，蚂蚁，蚊子，以及风中的野草和落叶，甚至村东头以及村西头的阳光……

《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 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 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 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 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 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 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 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 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 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 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 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 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 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 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这是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行动的汇总、评价与对策的专著，本书对目前开展的留守儿童关爱行动进行汇总与梳理，在此基础上为不同的关爱主体提供了对策依据，力求在此基础上为不同的社会支持主体提供对策依据。本书对每项行动都分析了其现阶段存在的不足和局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这些行动而提出建议。

本书通俗地介绍了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目的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学派；特别是具体介绍了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及原始语言文字，对了解和研究文化人类学及原始人生活善有较大参考价值。

《赤贫的精神》以随笔的文体，富有想像力地表达了作者对文学与人生的解悟。正当物质碰撞的声音日益铿锵的时代，人们都在假借心性之外的力量来建设自身的尊严，并以此互相侮辱和恐吓着。可在富足和傲慢的背后谁人不是积贫积弱？而欲望的沉醉也以拯救的名义一锹锹地挖掘着人性的深渊。趾高气扬的启蒙主义仍然需要启蒙。

《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1975-2005)》内容简介：我的母亲陶晓清是资深广播人，打从1970年代便是美国权威音乐杂志《滚石》（Rolling Stone）的订户。父母卧室的床头和地上，常常摊着他们读到一半的书。父亲那边是杂文、小说、古籍；母亲这边，枕头底下便经常压着一本《滚石》。我自己是到上了中学，认真听起摇滚乐，才慢慢感觉《滚石》的厉害。尽管以我当时的英文程度和音乐知识，大多文章只能半读半猜，却也很长了不少见识。
1987年，信箱收到一本特别厚的《滚石》特刊：他们广邀各方乐评，选出1967年以来最伟大的一百张专辑，作为创刊二十周年特别企划。当年自然没有网络这种东西，此类资讯极为珍罕，消息传播也远不如现在迅速，这份“百碟榜”的效应，竟持续了好几年：若干台湾杂志曾经抄列这份榜单，唱片行也常把它张贴在店头，作为顾客采购指南。一时之间，自诩精进的乐迷人手一份，人人都在盘点自己听过几张，仿佛那是一份“摇滚学力测验”的考卷。

结束了“孤独”、“嫉妒”、“谎言”“暧昧”一系列对内心私密情感的探索，张悦然和她的伙伴们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这期有关人生命中最好时光的寻觅，向我们揭示了憧憬幸福未来与沉湎回忆过去间，为何隔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我们就算回到过去最好的时光，是否能把被痛苦撕碎的记忆重新拼贴完整？
无论是作家张爱玲、日本画家奈良美智，还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导演Danny Boyle，他们在作品里对最好时光的怀念全部渗透到了作品里，喜欢他们作品的人从细枝末节中与他们一起感受“最好的时光”鼎盛辉煌之势，质疑他们的人则读解出了被时光碎片划过后的棱角缺失。《鲤•最好的时光》特地专访到了台湾作家朱天文，一个半小时的美好时光里朱天文与我们交换了从事写作以来点滴体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更畅谈了与侯孝贤导演如何在文字幻化成光影的过程中保持步调一致。
80年代人对于时光的记忆常常源自一件微小的事物，一首歌，一条河流，一个梦中出现过的场景，张悦然邀请了她的好朋友殳俏、周嘉宁、摄影师Madi共同分享贴近肌肤的回忆。对于80后作家群，他们最好的时光定格在1998年到2005年的虚拟世界里，暗地病孩子、晶体论坛、黑锅论坛成了青年们的文学阵地，几乎每一个活跃在当今文坛的80后作家们都在这些论坛上留下了印记，而《鲤》主题书的初衷更夹杂着那些文学论坛未能完成的心愿。
少年时的往事总是让人莫名地兴奋，80年代人在2003年以后时光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在此之前的青春期里每个重要的时间点都留下了旺盛生命的印记，《鲤》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80年代末年到20世纪初里的共同集体回忆，成长是一件可以分享的事情，青春遥遥无期。
《鲤·最好的时光》里提出了全新的分享概念，从主编张悦然到每一个编辑都与读者分享了生活里最美妙的细枝末节，从一个电影插曲到一个唱片封套，再到小说栏目里编辑们大为推崇的约翰•欧文的小说与创作手记，《鲤》试图把分享这个概念延续下去。
张悦然用随笔《盗美贼》描摹了自己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过程，路内的《四十乌鸦鏖战记》继续少年关于工厂生活的回忆，还有新加入的小说作者老王子与徐斯韡都从男孩的角度写了那段私人化的最好时光。

在我们所熟知的拉美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数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第三位应该说就是略萨。他们曾深度影响过中国当代的年轻小说家，乃至决定过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某种走向。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来读略萨的这本写给年轻作家的书《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对早已进入中年的我们来说算是重温，而对现在的风流少年而言则是初读。我很难猜测年轻读者的感受，只是有一种直觉，这本书或许并不能激发初读者如重温者的那种感动和共鸣了。在我们当下的这种文学时代，这本书所崇尚的文学信念和专业探讨精神，可能会显得过于“古典”，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这本书真的能够指引我们接近文学吗？它对青年作家真的会有实际的价值吗？
全书由十二封信的形式组成。除作为“附言”的末信外，第一二封信谈的都是些“大道理”，第三至第十一封信则具体探讨（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空间、时间、视角等等叙事形式和技巧问题。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写作者主要关心的恐怕都会是后者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确实，略萨在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都在努力探讨写作中的具体问题，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学经验和理论素养指导年轻作家掌握写作的技巧和克服文学的障碍。不过，他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文学的才能必须首先建立在写作者的大量阅读和写作实践之上。这只要看略萨所同时提及并凭借的众多作家作品的名单即可一目了然。相对于理论而言，阅读和写作无疑是更重要的。理论可使人获得抽象的明白，但真正的文学悟性在我看来只能产生于具体的阅读和写作之中。这也正是文学常常会难以言说的原因所在。如略萨所说：“即使在评论是非常严格和准确的情况下，也不能穷尽创作现象的研究，也不能把写作的全貌说个明白。无论什么成功的小说还是诗歌总会有某个因素或者领域是理性批评分析无法捕捉到的。因为文学批评是在运用理性和智慧；在文学创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往往还有以决定性的形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附言）一句话，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理论评论不能不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即便如此，文学仍然有其不变的、恒定的乃至是最根本的要素。这是理论要加以阐明和表达的，同时也是略萨在这本书里列为首要内容而要求青年作家牢固建立的信念。如果说略萨的那些关于形式和技巧的所有说法，不难从别一个老练、成熟的作家口中听到的话，那么这个杰出作家的胸怀气度及文学信念，恐怕就远非一个平常作家所能有或所敢有的了。这就不能不谈谈略萨所说的文学大道理了。
在第一封信里，略萨首先谈及的是写作者的“文学抱负”问题。他认为对一个准备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文学抱负是必要的起点”。什么是作家的文学抱负？“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作家并不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换言之，作家获得或建立文学抱负的过程是，“一天，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唤，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种活动――比如写故事，根据自身条件，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丝毫不认为是在浪费生命”。在略萨看来，这样一种内心的或真正的文学抱负的获得和建立，“不能仅仅解释为自由选择”，而应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我选择”。所谓自我选择，突出的是作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文学的自觉的承担意识。这就需要作家具备源于内心的或精神的支持力量。由此便能够更深入地谈这种文学抱负的起源。不是别的，略萨提供的答案就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并且，“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反抗精神即文学抱负的起源，就是堂吉诃德的精神，也就是文学的真精神。它可被视为滑稽，也可被视为崇高；可被视为喜剧，也可被视为悲剧。――但这种精神，恰恰是“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唯一的证据”。略萨还有下面这段话，把他的文学抱负观推向了极致的表达：文学抱负“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如福楼拜所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作家“不是为生活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像献身宗教那样献身文学（而非仅仅是“从事文学”）的作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略萨）这样的作家也就成为其文学抱负的快乐而幸福的“奴隶”。
由此看来，略萨的这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探讨的主旨并不在如何使作家的成功写作成为可能，而是在如何使杰出的作家成为可能――文学抱负的获得或建立，将促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显然，这与大多数的文学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状况都是相距遥远的，这同时也就是杰出作家不能不是稀少的原因。
最后再顺便提及两个小问题，也算是读书余谈。一是略萨所谈的文学抱负及反抗精神（诸多引文未录），我以为其实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文学层面（如本文所谈），二是政治层面。后者显然与略萨所处的拉美政治环境有关（本文未详）。其次，看遍全书，我发现略萨所举的作家作品之例，除美洲以外，几乎都是西欧（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的文学，那么，至少，还有俄罗斯文学呢，为什么未见提及呢？
本书系当代拉美最重要的作家玛利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一部讨论小说写作技巧的随笔集，1997年在西班牙出版后，陆续在世界各国出版了多语种版本，是一部难得的文艺散论作品，它以书信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小说创作中，一系列关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基本问题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巴尔加斯・略萨在这本书中谈及的语言风格、时间、空间视角、不同的现实层面以及许多技巧变化都属于小说创作的“基本功”。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到优秀现代小说的欣赏途径。

《鲤•逃避》年底重磅出击，精心策划了一场岁末回馈读者的阅读盛宴。特别收录了日本文学大师村上春树在西班牙的独家采访，揭秘《1Q84》的创作心得。著名占星师，时尚达人闹闹献上《一场最华丽的冒险》，有关闹闹所知道的陈绮贞，关于闹闹与陈绮贞的那场东京浪漫逃亡，关于作为粉丝的闹闹和作为偶像的陈绮贞八年的友谊姿态，你都将在《鲤•逃避》中看到。此外还有张悦然的最新短篇小说《家》：一对同居的恋人在同一天，不约而同的离家出走了，剩下一座空房子和一只猫，然而故事还在继续……
今年9月在北美上市的Nick Cave的小说《巴尼·蒙罗之死》，《鲤•逃避》特邀btr和俞冰夏于第一时间翻译出来，让大家在简体中文版出版之前，抢先领略到这位音乐才子的文学天赋。此外，《鲤•逃避》还收录了小说家兼翻译家于是的《班芙译记》，受到作者Kim Echlin的邀请，于是在加拿大落基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班芙艺文中心历时三周，为大家带来了异常珍贵的《The Disappeared》翻译手记。
在这期《鲤•逃避》，作者们会一一供出他们的避难所。生活总是会有它过分无趣和苛刻的地方，我们或许需要走一次夜路，看一次偶像的演唱会，回忆一段最好的时光，或者继续做一些永远不会实现的梦。于是我们有了Lily去见偶像黄耀明之后写下的《我在人山人海里》，实现了很多坐办公室人的梦想，开了一家咖啡馆的dewpearl，在开店两年里收集的可爱片段《Take a little nap》，Sweetii的并不奢侈的愿望《我一生的愿望其实是做一个游吟诗人》。然后我们发现寻找避难所呈现了一种积极的处世哲学，很多时候逃避恰恰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鲤·孤独》以“孤独”为主题，以当下青年最关注的日本流行文学里的强烈孤独感为引子，展现和挖掘了女性“孤独”这一心理状态的不同侧面。
收录了日本畅销作家青山七惠、八零年代作家张悦然、周嘉宁、安意如，七零年代作家周洁茹，台湾女作家胡淑雯的最新小说和随笔。其中有中、日八零后生活和内心状态的展现，也带来了七零年代和八零年代作者和作品的碰撞。

商业企业家以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戴维·伯恩斯坦写道：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如何改变世界》讲述的就是这些卓越个体——有些来自美国，其他刚来自从巴西到欧牙利的许多国家——引人入胜的故事，为民营部门提供了一本“卓越指南”。在美国，一个叫J.B.施莱姆的男人帮助了数以千计的来自抵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在南非，一个叫维洛尼卡·霍萨的女人发展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病入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巴西，因为法维奥·罗萨的努力，数以十万计的边远农村居民用上了电。还有美国人詹姆斯·格兰特领导和“行销”了一场全球儿童免疫运动，挽救了2500万个生命，也因此为自己树立了声望。再还有美国人彼尔·德雷顿，他创建了一个自愿者基地“阿育王”——资助和支持了这些社会企业家，以及千余个像他们那样的人，将它们的思想威力撒播到了世界各地。
这些非凡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巨大变革：环顾世界，社会中成长最快的部分是民营部门，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社会企业家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涉足到政府和企业已经失败的地方去解决问题。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要告诉我们的是，凭着决心和创造精神，个人也能够创造出非凡成就。对那些追求在世上留下一个正面印记的人而言，这即是一本激励读物也是一本无价的行动指南。它将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2005年最值得期待的文学原创新星名家李修文（《滴泪痔》作者），网络青春文学教父李寻欢力荐春树，孙睿，易术，刘童，霍艳，残酷青春+新要领全明星阵容倾力推荐套拍同名影视作品《1238公里的忧伤》，现面向该书读者征集书中角色。
“有一点儿浪漫，有一点儿伤感，有一点儿颓废，有一点儿小资，很多人都是这样从青春走出来的，岩井俊二的电影如此，藏花的小说同样如此。”
“藏花的文字和人都散发着一种贵神精神，你可以发现他的乖张，不羁，坚强和敏感，他更适合于‘卓尔不群’这个词语”。
“敏感，温和，想像丰富，注重每个细节的优美。吴藏花是极聪明而执着的一个人，在文字的道路上，他的前途必将长久而光明。”

《活着活着就老了》：冯唐的随笔“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像”，他的随笔“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
本书收录的随笔，全部是冯唐近年来的代表作。这些随感而发的文字，表达了作者自由、时尚、前卫的思想、文笔犀利幽默，既调侃又老道深髓，极富哲理，常有惊人之语，既能让读者忍俊不禁，又能给读者的新的启迪。

所谓“公路小说”就是以路途为载体反应人生观，现实观的小说。

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韩寒新书的出版将会在中国创造一个历史事件，文章开头“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用一部旅行车为载体，通过在路上的见闻、过去的回忆、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等各种现实场景，以韩寒本人对路上所见、所闻引发自己的观点，这场真正的旅途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似乎逾越了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但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韩寒是“叛逆的”，他“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1988》就此问世。

《我是鸡汤》这本书是《南方周末》专栏“我是鸡汤”的结集，也包括作者在《外滩画报》、《希望》等报刊类似专栏的文章。75篇对话就是75次相遇，内容涉及爱情、婚姻、性、工作、时尚、读书、英语、忠诚、郁闷、孤独、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女孩怯怯地问：“很想和你聊聊，最近过得特郁闷，为了感情的事……”连岳是解题高手，接招拆招，煞是好看。对话展现了连岳的幽默与机智，恣意横飞的想象力，宽泛得让人咋舌的知识面，但更多的是诚实、干净、自由、不愤世、不媚俗，直指人性中美好的东西。

“虽然作者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文章，但它终究只是一本文艺读本，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本质上，他都无法承载很多人对于改变现状，改善社会的期望。我们总说，这个社会需要常识，需要启蒙，但其实我认为，互联网十年，该启蒙的人已经被启蒙了，有常识的人一直有常识，大家其实都知道美和丑，好和恶，只是我们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在台面上要扭曲和违背一下自己。要改变靠自己，现在不是旧年代，资讯毕竟对我们开放了七八成，我们也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七八成。而一本文艺读物，除了能提供好的文艺作品以外，能量有限，如果你抱着想看战争片的心态误看了一部文艺片，无论这部文艺片多好，你都会失望。”（韩寒说《独唱团》）

千呼万唤的李海鹏首部专栏集，中国当下最好的专栏作家之一。
本书是著名新闻人和评论人李海鹏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集结。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时评和杂文。语言睿智幽默、见解险直犀利，让民众听到一种最清醒有力的声音。
李海鹏的身份并不是作为《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记，或者《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名家，或者《GQ》的专题总监而被大家记住的，他被人尊敬和认识，是因为他近乎天真的对自由的执着，对伟大社会成形的关注及焦心。抽丝剥茧的分析，吹毛断发的文字，掷地成声的观点，恣肆放达的叙述，这些都注满了李海鹏的所有文章，其间到处安放着才情、思想、和对自由美好世界的向往，以至于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图书品牌：磨铁——文治图书
请海鹏写专栏是《第一财经周刊》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很多时候我们怯于表达，海鹏有勇气；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不够准确，海鹏对语言和逻辑的把握让他的文字充满力量；最关键的是，海鹏的优雅和从容，于是有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阅读的文字。
——伊险峰 《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海鹏把第一篇专栏《台风》给我时，不确定地说“不知道是不是GQ要的”。至今我都很感谢他，那篇专栏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回望内心的写作，感受到他“手指触及真理核心时的极度快感”，那声音好古怪。我想，这些细碎、微妙、不经意又很本质的描述，才是生命最原本的光辉啊。
——王锋 《智族GQ》编辑总监
在世界到处是光的今天，我们缺少另一种光。李海鹏的书像一颗小钻石，清醒、隐蔽，光芒四射。
——马莉 诗人、画家、《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无论作为记者还是专栏作家，李海鹏都长于发现无所不在的荒诞，但他文字的底色是悲悯，悲民生之多艰，悲世人昏庸而不自知。因此他刻薄、幽默、不羁却温热。汉语被他如此高妙自如地运用，像一个狡黠而骄傲的小男孩把玩他心爱的弹弓。
——杨瑞春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知识分子是个危险的种群。在罗素、雷蒙德·威廉斯及汉娜·阿伦特等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公共话题的知名学者看来，如今我们只有肤浅的专家、浅薄的演说家和骗人的医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把最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与最无聊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在本书中，作者对以“反精英主义”为旗帜，片面强调广泛参与而导致知识分子贬值、文化领域弱智化、文化媚俗化的庸人主义思潮与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民主所做出的最本质的贡献，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一个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能够对话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