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论文大抵集中在晚明到清初这一段，它们基本上与“明清思想的转型”这一个大论述息息相关，但是作者刻意挖掘前人所忽略的问题，故书中所处理的人物、材料、主题，不一定都落在一般熟习的论述范围之内。由它们可以看出整个“明清思想转型”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成份非常多元的历史现象，由心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只是其中一端而已。 本书所收文章大抵不只是就思想谈思想，而是尝试着将思想与其他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或为道德紧张感、或为知识社群的变动、或为时代心态、或为文人生活、或为地方社会、或为政治变动、或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等，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些新的尝试。
增订版新增新序和三篇长文，呈现了作者对于明清思想转型较为系统的思考。

“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本书就是讨论“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政治格局在与“祖宗之法”的互动中得以最终确立。通过这种讨论，不仅揭开了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抓住了宋代制度史的精髓，揭示了北宋专制官僚文化精神的特点。

1976年，巴勒克拉夫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历史学”部分。历时两年，用英文、法文同时出版。后以“Main Trends in History”为题，出版单行本。
本书问世后，成为西方大学生研习史学史的必读参考书。
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出版该书的中译本。此次北大出版社的新版，由译者重新对全书做了校订，并且附录了原书长达数十页的参考书目。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分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等。

本书以简明清晰的文字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五次历史选择。

文化史的实践已经不限于英语世界，它在欧洲大陆、亚洲、南美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蓬勃发展。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什么是文化史》一书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引。在全新修订的第三版中，杰出的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用通俗易懂的表述，再次引导我们进入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伯克首先讨论了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文化史的“经典”阶段，考察了从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到爱德华·汤普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反拨；随后，勾勒文化史近期兴起的概貌，重点介绍了上一代人写作的、常常被称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他将新文化史放在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重视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新方法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日常生活话语的兴起之间的关联。在此新版中，伯克还介绍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并思考文化史在21 世纪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是历史学专业读者的入门手册，也是关心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读者的必读书。

本书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利用传世文献与佛教造像记、碑铭墓志、竹简等，在国家制度的背景下，对北朝时期乡村社会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涉及“村落”的性质、时空分布状况、“宗族”的含义、“三长”的地位、乡里与村民空间认同、“市”的多重意义、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朝廷视野中的“民众”，等等，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十分生动、丰富的北朝基层社会图景。增补的《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一文揭示了在乡里编制之外汉代聚落带有自名的现象；《魏晋南北朝地方社会》 则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情况做了综合性的概括。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法国的旧制度宛如一座迷宫，其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的问题纵横交错，缠绕不清。研究历史悠久、职能多样的高等法院，无疑是探索旧制度迷宫的一条捷径。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也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穿袍贵族云集的众高等法院在绝对君主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既是君主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所倚重的机构，同时也是干预国王政府立法、挑战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旧制度末年，法国政府为挽救危机而推行的种种改革多遭到高等法院的掣肘与抵抗，只有多层次地考察这一机构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绝对君主制的改革困境以及大革命的起源。
本研究上编考察了旧制度下的司法体系、王权理论、官僚制度、社会治理等内容，以期为绝对君主制下高等法院的历史角色进行客观的定位，揭示王权与司法贵族之间相互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本研究下编力图从司法政治的角度探究法国革命的起源问题。18世纪后期，法国政府进行了多次致力于挽救旧制度的改革，但都遭到高等法院与公众舆论的强烈抵抗。

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材料、新视角，对元代科举进行重新考察与探讨。本书分六章，考察了元代科举的行废问题争论，乡试、会试、殿试的过程，新发现的元朝科举试卷汇编《三场文选》，考生通过策论与皇帝的对话。

本书重点讨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又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和象征性语言的民族主义，并且比较全面地探索各种民族主义的内涵、变种及来源。通过简要地概论民族主义的概念、评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贡献和现存的学术成果，作者全面地考察了有关民族主义概念的理论、意识形态和历史的不同棱面，以及在这一领域里的主要解释范式。同时作者还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乃至人类学的不同角度对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概念如民族(natlon)、族群(ethnic glroup)、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等进行了颇为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阐释以作者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族群一象征主义(eth nic—symboIism)民族主义理论观点。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知名社会学和历史学专家巴林顿·摩尔，此书是一部视野宽广的史学论著。本书是对西方正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抨击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惟一道路和最终归宿的西方传统观点，并在揭示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形态是形形式式的。此书1966年问世后，即在欧美文化思想界引起普遍反响，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大转折，此书一经出版，即成为西方学术经典，被誉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作者也因此荣膺伍德罗·威尔逊奖和麦基弗奖。

为知识分子写传记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有太多被称为事件的东西其实只发生在头脑中或书页上——但只有那些才是重点所在。艾兰与詹宁斯细致梳理了本雅明的主要作品，即便在文本尤为晦涩之处，他们的阐释也异常清晰。因此，这部传记并非简单的生平编年，更是指引我们探索本雅明思想迷宫的 可靠地图。——Peter E. Gordon，《新共和》
本书是对有关本雅明一生的所有现存资料——信件、日记、朋友的回忆——及其所有主要论著的集大成之作，填补了当前本雅明研究的空白……本书清晰地向我们表明，本雅明是如何被他身处的欧洲历史所塑造。——Adam kirsch，《纽约书评》
一部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本雅明传记。艾兰和詹宁斯两位作者对本雅明一生巨细靡遗的描摹，对其哲学思想敏锐、精妙的分析，使我们得以领略本雅明伟大的思想成就。——Anthony Phela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有可能读到的本雅明最为全面的传记……两位作者穷尽了近乎一生的时间从事本雅明研究……他们对本雅明思想的阐述堪称典范，对其个人生活的探究令人惊叹。——Modris Eksteins，《华尔街日报》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
“史”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所以我们用“史学史”一词，而不称“历史学史”，不仅因其简明，更因其符合我国的本义。
本书是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册，主要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特点、分期进行了探讨，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时期史学的修订及主要史书的内容，对于概略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纲要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The Roman empire tends to be seen as a whole whereas the early middle ages tends to be seen as a collection of regional histories,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e land-areas of modern nation states. As a result, early medieval history is much more fragmented, and there have been few convincing syntheses of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the post-Roman world since the 1930s. In recent decades, the rise of early medieval archaeology has also transformed our source-base, but this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integrated into analyses of documentary history in almost any country.In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Chris Wickham aims at integrating documentary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above all, at creating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period 400-800. This he does by means of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each of the regions of the latest Roman and immediately post-Roman world, from Denmark to Egypt (only the Slav areas are left out). The book concentrates on classic socio-economic themes, state finance, the wealth and identity of the aristocracy, estate management, peasant society, rural settlement, cities, and exchange. These are only a partial picture of the period, but they are intended as a framework for other developments, without which they cannot be properly understood. Wickham argues that only a complex comparative analysis can act as the basis for a wider synthesis. Whilst earlier syntheses have taken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region as 'typical', with divergent developments presented as exceptions, this book takes all different developments as typical, and aims to construct a synthesis based o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 and the reasons for it. This is the most ambitious and original survey of the period ever written.

《关键词》是对文化转变中的语言的一种精彩考察与探究。这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是历史语义学、语言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作者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语词不仅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帮助我们了解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本书从撰写到付梓，历经二十多年，《新左派评论》把它所激发的知识效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威廉斯一生的知识工作与文化唯物主义息息相关，《关键词》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而有系统的注释，也为他的“文化与社会”的方法提供了实际有用的工具。

这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书写研究以及（后）殖民批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深入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普拉特细数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既关注帝国主义事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宗主国文化，也关注从属的、边缘的接受端文化，并强调两者接触之时产生的互动。本书史料详实，叙事生动，将会带给读者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