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本书结集初版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收钱穆先生时政论文诸篇。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为理想中国的建立与复兴进行探索，范围包括政冶、社会、经济、法律、教育等诸方面。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思想史(新校本)》讲述了所谓真理，则可有两种看法：一认真理为超越而外在，绝对而自存。一认真理印内在于人生，而仅为人生中之普遍与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处。天地万物，本先人类而有。天地万物有天地万物之理，其时尚无人类，则谓此等真理超越外在，独立自存，自无可议。这既有人类之后，便有内在于人生界之真理，络续发现。此仅指其在人生界有普遍性，共同性，决非亦超越人生而外在。然此二项真理，亦非全相隔绝，抑且互有关涉。人生本从宇宙界来，本在天地万物中，故人生真理中必处处涵有宇宙真理，亦必处处被限制于宇宙真理中而不能违反与逃避。然就人生论人生，则人生本身。亦必有其内在之真理。此二项真理之分别，本极明显。然人类思想往往从此分别上发生种种偏差与歧误。

《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中华文化十二讲(繁体竖排版)》于一九六八年十月由空军总政战部出版，交台北三民书局经销。一九八五年，再版时，先生曾作小幅修订。今全集版整理，即以修订本为底本。新加书名号、私名号、引号，以及分段与引文之版式处理，以利读者阅读。排校了作虽力求慎重，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国史新论(新版)》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钩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的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名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论语新解》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一以贯之”，再加上作者自己的理解予以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