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西班牙拉曼查地方有一位乡绅，酷爱骑士小说，终日捧读，手不诗卷，最后读昏了头脑，竟异想天开，想要做一名游侠骑士，锄强扶弱，行侠仗义，闯荡天下，便自称堂吉诃德，并说服村上一位农夫做他的侍从，乘马持矛，踏上冒险之途。
堂吉诃德满脑子都是骑士书中的人和事，所以，在他的眼中，妓女是贵妇，客栈为城堡；他同风车厮杀，将羊群视为军队；闹了许多笑话，出尽了洋相。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坚持自己的理想，直到一命归西。
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潘沙主仆二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个追求理想，一个非常现实，两者形成强烈对比，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又象征人的双重性：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因此，使作品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

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编辑推荐
你知道武王克商的繁复真相么？你知道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猫的最早实物么？你知道知名的司母戊鼎有一个假耳朵么？你知道孟姜女姓姜不姓孟么？你知道汉代穿深衣的人所穿的裤子是露屁股的开裆袴么？你知道最古老的同心结是什么样子么？你知道黄帝战蚩尤的真相么？你知道最古老的酒瓶出现在6000年前么？你知道猪肉的“腥”字本来是什么意思么？你知道中国近3500年来经历过何等让人匪夷所思的三次大规模变冷么？
精彩内文：全彩版在黑白版的基础之上，精勘精校，完善并增补了与中国古代文化相关的考古新知，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图片解析力。
精良印刷：内文选用优质日本进口纸张，用顶尖级德国海德堡四色印刷机印刷，并根据文物实物对印刷颜色做了校正，以期对文物影像做到高度还原。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力教授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出版50余年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本次修订突破了以往的模式，特聘请在美国任教的汉学专家刘乐园（Lewis Eden），以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成果为出发点，通过近世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增补最新文化研究成果。修订的文稿和图片注释无一句空话，深入浅出，新意连连，水平之高为数十年来同类出版物中之翘楚。修订的内容中增加了一部分与文稿相配合的图片，某些关键文物的照片解析力之高也是惊人的。完成后的修订版文稿，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修订委员会还专门为有兴趣的中学生阅读本书扫清了字词和基本概念上的障碍。

可以说，有一个大观念贯穿着这四个讲演。这一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马克思思想具有潜在的统一性……在一个更深且历史范围更广的层面上，它表明从最早的源头上就镶嵌在欧洲思想里的两种基本视角完成了统一；两种视角走到一起，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本质定义。
这里所称的我们传统的两种根本视角，是经由很多源泉“蒸馏”的过程得来的结晶……一方面，这里提出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包含一种超越的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包含一种理解的传统，以及一种主要来自唯物主义及现实主义之古代哲学的冷静的、“科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现在也许可以越来越清楚和显著地看出来，它的“诞生”恰恰是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真空中出现的，它也没有走进死胡同。马克思留下了他的痕迹。

極權和專制統治下的假面社會裡，民間笑話經常是聰明人和明白人經過自我審查的意見表達——旁敲側擊、婉轉迂迴、閃爍其詞、欲言又止、顧左右而言他。玩笑起源於人們有想法，但表達卻因言論控制而不得自由。被控制的表達也就是被控制的思想。玩笑表達的怯懦、曖昧和模棱兩可，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多半會蠶食人們思想的獨立和勇氣，使之變得油滑、投機和隨波逐流。
玩笑和笑話為觀察普通人對日常生活世界的善惡和是非認知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視角。考察和研究一個社會裡普通人說些什麼笑話、怎麼說笑話、在怎樣的政治和社會氣氛下說笑話，是從一個特殊的社會文化角度來瞭解他們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察覺到了什麼、知曉了什麼、明白了什麼，並作了怎樣的表示或表達。在人們普遍戴著假面的犬儒社會裡，這樣的資訊總是被遮掩在層層扮相、偽裝、謊言和神話的帷幕後面。越是這樣，玩笑和笑話包含的真實資訊也就越加彌足珍貴。

本书探讨了传播和文化是如何影响人的性别定位的。全书理论与鲜活的个案相结合，由浅入深，寓理论论述于生动活泼的案例旁证之中。原书在美国出版后好评如潮，迅速畅销全美。书中探讨了性别化的家庭动态、家庭暴力中的性别问题、性别化的学校教育等多个热点问题，展示了大量有关性别传播理论和最新研究资料，并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传播作出了独到的分析。
本书既拓展了传播研究领域，也开拓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研究视野，是高校传播学、社会学及相关专业师生、研究者和关注自身社会价值的广大读者值得一读的好书。

作者考索晚清知识精英如何措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因此，除了一般国民均应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外，在此书中，也会有意凸显专为女性群体特设的类项。“男尊女卑”导致的女性各项权利的缺失，晚清以来的先进之士已不断研讨与抨击。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争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与地位， 实为“男女平等”的正确释义。尤应注意的是，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属巳经具备“常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杰提供的人格典范，由此构成“中国新女国民”的理想境界。

《国家精英》是布尔迪厄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本书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这一研究通过分析法国教育体制中的各种关系得以完成。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国家魔术”，它通过再生产特定符号的资本权力，保证权力的运作、转换，从而维护社会秩序，而这又是通过某种表面中立的形式进行的。
布尔迪厄对社会的这种批判，既深刻又具体，使我们能更真切地认识社会。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男性统治》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ISBN：9787100034883，作者：（法）P.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法）J.-C.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著；邢克超译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共同体—社会—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这 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演变。
洞穿多民族统一国家构造的深层历史，
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
九州四海、内服外服、华夏四夷，探寻“多重型天下”的思想起源
羁縻州府、藩部体制、改土归流，把脉“多元型帝国”的利弊得失
新疆建省、五族共和、民族自治，理解民族国家建设的困境与成就
王柯此书清晰梳理了中国统一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脉络，指出了“天下”观和“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分析了历朝“因俗而治”多元化行政体制的利弊，认为清王朝在新疆实行的“分治”政策是近代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此书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民族关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迪。
——马戎
这本著作自2001年问世至今已近20年﹐它仍吸引众多读者而再版，自然由于论述精辟，也因其主题仍与读者所处现实密切相关。对中国及海外华人读者而言，这现实便是今日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本书完整而连贯地说明由夏商周三代到当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非常值得一读及深切关注。
——王明珂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重治理的帝国，王柯教授的这本书，对中国多元一体的国家特性有非常全面和清晰的展示，他启示我们，即使在民族国家的今天，古代的帝国传统也并非完全过时。
——许纪霖
“何谓中国”，是近年来大热的话题。“中国”概念在古代是文明的意涵，近代转为国家的意涵，这是古今之变的转换。古代的文明意涵下，在长城南北分属两个政权或同属一个政权的不同时代中，还有农牧之变的转换。这双重转换，关键而又复杂，但在讨论问题时又常不自觉地为人忽略。王柯老师的这本书，对于厘清相关的问题域，有着重要的意义。
——施展

关系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在变动逻辑、影响作用的社会学研究。《关系社会学丛书》旨在向读者呈现关系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推动关系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简历关系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是关系社会学丛书的第一册。其目的在于探讨社会学关系的内在本质，把握关系现象在迅速变迁的中国社会的不同存在形式，揭示关系机制对社会资本、经济活动、家庭和民族行为的影响。
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从方法论层次讲，关系社会学是探索与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思维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即从关系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社会和所有其他社会。
《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由边燕杰教授主编，费尔德曼、林南、边燕杰、刘少杰、蔡禾、罗家德、陈志柔等26位国内外学者、教授撰写的22篇论文组成，全书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8篇文章论述关系的本质和特性；第二部收集的5篇文章，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讨论社会资本的意义和效果；第三部分收集了5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社会阶层和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作用；第四部分收集了4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民族关系、社区关系、家庭关系。

-编辑推荐-
★ 法国社会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被公认为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5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布迪厄研究了大量的主题：教育、文化、艺术、政治、经济、文学、法律和哲学。在这些研究中，布迪厄发展了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概念，这些被他称为“思想工具”的概念，被广泛用于揭示当代社会的运作方式。
★ 本书以一种传记结合具体材料的视角，逐一探讨了布迪厄最重要的概念，并在每一章中对它们作了专题研究。这样的结构和行文风格尤为适合初学者使用。
★ 这些概念如何能被运用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这是本书编者修订此书所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在新版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部分——“应用”。在这里，作者不仅为我们总结了布迪厄的一些方法论原则，还从布迪厄的视角出发，给出了一个能够指导研究的实践框架，对于那些即将成为研究者的人来说，这为他们在研究中运用布迪厄的那些基本要素提供了依据。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生平，理论和实践”、“场域理论：超越主观性与客观性”、“场域机制”、“场域状况”和“应用”。这些部分中的各章都将探讨布迪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概念，如习性、场域、资本等。这些关键概念不应被视为孤立的实体，它们都是彼此错综相联的，共同构成了布迪厄所研究的社会语境的结构和状况。
本书的每位撰稿者都将从自己的视角来思考并撰写一个特定的概念。整本书将包含如下内容：
• 讨论各个概念的定义：布迪厄是如何定义它们的。
• 各个概念的历史与背景。
• 与该概念相关的其他作家，以及他们对该概念的定义与布迪厄有何不同。
• 布迪厄在何时何处使用这些概念，以及为什么如此使用。
• 这些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是如何发展的，同时是如何与其他学科，比如人类学和哲学等发生联系的。
• 这些概念如何适配和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主题，以及为什么能够这样运用，同时还包括如此操作所引发的其他问题。
每一章节既可以被视为对每个概念的阐释，同时也是对该概念的评估。通过这种方式来探讨这些概念，为思考和解释布迪厄提供了基于个人的视角和相应的契机。

梦与现实是怎样关联的？它是如何解释和治疗癔症的？在梦中出现的人或物有什么象征意义？它们真的能揭示做梦者试图隐藏的内心秘密吗？
《少女杜拉的故事》从罹患癔症的少女杜拉所做的两个梦出发，分析了在梦的掩饰下杜拉表现出来的敏感、多疑、愤怒以及病态的心理特征，深入剖析了癔症引发杜 拉各种身心疾病的作用过程，探索了梦境、癔症和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作为集弗洛伊德丰富严谨的临床实践和奇思妙想的文学才华于一体的经典著作，本书在解读杜拉之梦时可谓环环相扣，给人一种穿越迷宫般的阅读快感，而通过其犀利的分析所挖掘出的令人震惊的心理学现象，对研究癔症以及两性关系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论是心理咨询师、专业的医学人员，还是对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会被弗洛伊德严密、细致和睿智的心理分析所折服，并随着杜拉故事的深入对梦和人生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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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流传最广、最通俗易懂的经典著作
《少女杜拉的故事》是伟大的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写的唯一一本非学术性长篇作品，这部作品是弗洛伊德学说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代表作。
★ 精神分析的最佳入门读物，无删节全译本，值得珍藏
《少女杜拉的故事》深入少女杜拉隐秘的内心世 界，探讨了她的抑郁、癔症以及性幻想，尺度之大、描写之大胆前所未见。有鉴于此，过去的译本多有所删改，而本译本则一字不删地全部翻译过来，为读者彻底还原弗洛伊德对杜拉所做的精神分析的整个过程，从而让读者一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之全貌。
★ 最适合广大教师和家长阅读的青少年成长读本
弗洛伊德对少女杜拉内心世界的解剖细致入微、分析一针见血，探讨了家庭情感关系和周边环境对处于青春期的杜拉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疗愈之道，对于教师和家长了解青春期青少年的思想及行为具有不可多得的借鉴价值。
★ 弗洛伊德最具才情的作品，文学与心理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少女杜拉的故事》是弗洛伊德丰富严谨的临床实践和天才神奇的文学想象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个充满科学专业色彩的病变心理学报告，又是一个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和写法新颖的文学故事。1930年，弗洛伊德获得了“歌德文学奖”，这是他一生最引为骄傲的荣誉。而本书，正是他文学才华的最佳体现。
★ 随书附赠以爱德华·蒙克绘画为主题的精美明信片一枚。

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等的论述，以及詹姆斯·穆斯《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等。

《滴水不漏：学位论文写作与答辩指南》是一本指导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写作研究性论文的指南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三节讨论了构写论文的前期准备，包括确定主题、撰写大纲及厘定结构；第二部分的六节内容涉及具体论文撰写过程中，主题问题聚焦及谋篇布局规划等实际问题；第三部分三节介绍了论文答辩及出版的相关内容。本书结构缜密，内容详实，具有一定参考性及实操性。

本书以近代广州的城市建设为切入点，在大量使用方志、政府出版物、档案、报纸、期刊、谱录、游记、旅游指南、文集、回忆录、海关报告等资料的基础上，探讨近代广州土地产权的产生及其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的过程，试图以地域社会的角度，展示广州从清末到民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下从“省城”到“城市”的景观变迁和建构过程，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重新思考中国城市的转型问题。

本书共收清人小品四种，即冒襄《影梅庵忆语》、沈复《浮生六记》、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和蒋坦《秋灯琐忆》。这四种书中涉及的四个女性，都是很有文才的人，而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遭遇。四书作者都以抒情的笔调，表现悼亡的主题，其中著名的为冒襄之悼董小宛。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