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大师、作家型导演李沧东小说代表作。
♦心怀悲悯的现实主义写作，李沧东的一切电影创作的源头。
♦琐碎的生活暗藏汹涌洪流，直指生命深处的被掩藏、遗忘的一切。
"生命的意义不在天上，而是在现实当中，虽然它很丑陋。"
“我所有的希望，就是能有一点点的改变。这就像是用一 根 蜡烛在传递火种，手递手，点燃别人手里的蜡烛。”——李沧东
◎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录了李沧东的小说处女作《战利品》及其他短篇小说共十一篇。这些作品都是以城市边缘人和小人物为关注点，聚焦于两类题材，一类是朝鲜战争及南北分裂、光州事件等社会现实所造成的伤痛，一类是韩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他的小说不以大事件为线索，而往往围绕着生活的细节，如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夫妻之间或婆媳之间的家庭矛盾、大巴车上的风波等等，他拙朴的笔触下隐藏的是这些细小的事件背后巨大的悲剧感。他的作品有一种逼真的写实感，如同他的电影那样深刻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寻找被生活隐藏的真实。
无论是电影叙事，还是小说叙事，李沧东手中都握着一把极为锐利的手术刀，他深层剖开韩国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将其经受的历史创伤、人性的残酷、个体命运遭受侵害等问题连根拔起。在这部小说集里，他不止是人文主义的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心怀悲悯的作家。

◆作家张定浩沉淀十余年，以文学的读法、历史的读法、哲学的读法。解读《孟子》全本。
◆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何以安身立命，如何抵达一个良善的社会？你需要从《孟子》中获得直面现实、直面人性深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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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变今之俗”四字，是孟子一生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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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历史现场，仰观中国古典思想之刚健
直面今人困境，续燃映照世界本真的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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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成于战国，位列诸子，曾经是每个识字中国人的必读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本书从训诂、修辞和义理三个角度逐节解读《孟子》全本，探寻其雄阔简劲的文章笔法，感受其博而能约的历史眼光，体贴其明德新民的微言大义，从而认识古典和当下的交互，体会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感受学问与生活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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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今之俗”的方式，在孟子和他所私淑的孔子那里，都是先自上而下，从劝说君王、劝说重臣开始，渐渐知其不可为，遂再自下而上，从著述立说、教育身边弟子以及与同时代人论辩开始。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或许觉得他们只是种种徒劳，并没有明显地改变什么当时的政局和习俗，但试想假如没有他们，今日之中国又将是何种中国。而每一代杰出著作者的任务，都是和种种“今之俗”对抗，但对抗的方式，只是通过使用普通人也在使用的语言，只不过，让这语言更准确、更清晰、更具体，把对人类问题的判断和选择隐藏在自己所选择的词语中。
——张定浩

※ 跟随“实习生”柏拉图，阅尽哲学家的职场百态！
※ 3000年的哲学智慧，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职场！
※ 继《智者星球》之后，读者在现代职场再次遇见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
◎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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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大学生柏拉图进入一家名为“思考公司”的企业实习，毛手毛脚闯祸不断：误给实习老师苏格拉底喝下毒芹汁，冒犯在木桶里办公的第欧根尼，误删马克思写的工会罢工宣传稿，毁掉尼采千辛万苦签成的合同……乌龙连连，妙趣横生，轻快诙谐的法式幽默令你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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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因为冗余的流程倒错咖啡，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反抗开放式办公，福柯利用监控系统扩大权力范围，笛卡尔每天几小时躲在厕所里放空，赫拉克利特用每个季度一次的送行小酒会揭示——职场的重复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永恒轮回”……
×在网上赌博和认真工作完全是一回事儿，都只不过是艰难的人类处境的形式而已。
×办公室的生活就是这样：人们不期而遇，走廊的某一头有可能突然就成为人们相依为命的孤岛。
×工作，是比成为动物更糟糕的事。人类是唯一强迫自己工作以满足基本需求的动物。然而，也许还有比工作更糟糕的事儿：没有工作。
👑 继《智者星球》后，毕业于“法国哲学家的摇篮”——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漫画家朱勒和法国著名哲学家夏尔·佩潘再次鼎力合作！
法国《哲学杂志》推荐漫画——《智者星球》的两位作者再次联手，脑洞大开编绘哲学家活灵活现的职场故事！
◎ 内容简介
本书延续了《智者星球》的新颖形式，将趣味漫画与文字解析相结合，带领读者跟随实习生柏拉图进入现代职场，在嬉笑怒骂间揭示职场生活的哲学本质。
在这个特殊的“思考公司”，员工全部是古今中外的著名哲学家，实习生柏拉图不断闯祸，见识到各式各样的趣事奇景：实习指导老师苏格拉底误喝毒芹汁，自称“超级人道”的人力资源总监尼采暴躁解雇员工，“公司之眼”保安福柯24小时注视着监控，维修工德里达热衷于拆解复印机，工会代表马克思在设计“罢工”传单……
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又映射出哲学视角下的一个个职场问题，从邮件回复到PPT演讲，从开放式办公室到公司监控，从老板助理的权力大小到如何做好一个领导，事无巨细，包罗万象。
漫画与文字巧妙结合，亦庄亦谐，法式幽默和理性智慧跃然纸上。
◎ 媒体推荐
当最伟大的哲学家遇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一切都用漫画形式处理得聪明又有趣……这里集合了几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研究着我们每天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开放式空间、权力、服从、重复的任务……当然，还有工作的意义。
——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
《智者星球》的二人组在职场中找到了一个新的舞台，带领读者和哲学家们一起欢笑，并进行哲学思考。通过朱勒的幽默故事和夏尔·佩潘的哲学讲解，各种伟大的世界观得以呈现。本书描绘了一个疯狂的世界，但与现实并不遥远，相反，这些对办公室生活的欢乐讽刺，简直堪称“哲学家的职场生存指南”!
—— 瑞士读者最多的报纸丨《20分钟》报
这部漫画非常有趣，幽默感十足。笛卡尔在厕所冥想，蒙田滞留在试用期，德里达拆解复印机：所有这些奇思妙想，再配上俏皮的玩笑和双关语，令人开怀大笑的同时又引人思考。
—— 自由艺术网站丨Baz-Art

“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理睬大多数诗，是因为大多数诗不理睬大多数人。”伊格尔顿这本书，证明了文学理论如何是诗的理解的基础，也证明了他这样一位理论家是唯一可以真正揭示诗意欲何为的人。本书从批评的功能、诗的形式、如何读诗等几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叶芝、弗洛斯特、奥登、狄金森等人的诗精妙而细致的阅读，清晰有力地勾勒出了诗歌批评的功能；另外还通过对威廉•柯林斯的《夜颂》等四位诗人的四首自然诗的解读，作出了很好的例证。

《春山》生动再现了诗人王维的晚年生活，他与裴迪的日常与复杂情感，他与一二友人的交往，以及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诗与禅是探究王维内心宇宙的两把钥匙，它们包裹着王维的内心，令其呈现出诗意与哲学的光芒，生命由此获得了滋养、圆融与升华。这同时也是窥视中国文人在历史磨难中一路走来的一条门隙。

《一生的故事》被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迷恋大海的少年幻想者回忆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些传奇的故事和奇特的个性，他们之中有希腊船夫、高加索马车夫、海军军士等等，描绘了20世纪早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乍一看都普普通通，却都有着不平凡的阅历与个性，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影响了少年航海梦想者的命运。在基辅的玛利亚公园里，少年主人公遇见了波罗的海的一位海军军士，一个与基辅陆军军官迥然不同的水手。他的气质深深吸引了男孩儿，后者从此萌生了当海员的冲动与志向。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与对高加索的大自然的描绘、航海奇遇和荒无人烟的森林旅行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勇敢的希腊船夫阿那斯塔斯不惧风浪吟唱着歌谣，鼓励小说主人公要不怕艰险敢于与海浪搏击，这个感人的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朱赫来教保尔·柯察金练习拳击的那些相似动人的励志情节，而高加索山地马车夫更教会少年要学会忍耐。少年在这些勇敢者的熏陶下逐渐懂得了在困境中成长的意义。小说具有司汤达式的小说传奇性，“有时候借助某些桥段”艺术地演绎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熟悉的那些同时代的重要文学生命个性，诸如布宁、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谢维里亚宁、格林，虽然在作品中没有暗示出现他们的真实姓名，但他们的命运和个性在这些艺术处理中都非常明显。作家没有粉饰他们，着重的是突出他们的善良个性，以“唤起读者心中善良的情感”。非琴先生译出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部重要作品在国内俄苏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均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很值得一读。

本書從政治體視角出發，嘗試為理解古代華夏提供一條新路徑。無論是商末西土聯盟還是春秋戰國的諸夏，以及與秦漢帝國政治體系綁定的華夏，都是一種由政治關係維繫的人群集團。華夏帝國通過開疆拓土將一些非華夏族群納入統治，也利用文化霸權創造了華夷符號秩序以及關於周邊異族的經史知識體系。魏晉以下帝國分裂，北方五胡政權顛覆了華夷秩序，南方山地諸族在局部地區也獲得了優勢，但隨著兩者的政治體演進，殊途同歸地走上了華夏化的道路。

本书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七个多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中，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不仅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提示其中那种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趋向于类型甚至原型的文化程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研究中研究中国形象，探讨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自我的“他者”参与建构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解释中国形象生成的潜在动机与意向结构。

本书的“中古”，主要指从魏晋到赵宋。中古文学中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微妙、错综复杂。诗、史互见的情况较为普遍，诗歌中常常出现历史叙述或历史典故，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高度压缩到语言精练的诗歌中去，比如咏史诗和怀古诗；同时，历史和叙事文学中不时引诗、赋诗。这些诗歌在叙事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丰富了叙事方法和手段。例如，《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本事诗》中均征引了为数可观的诗歌。另外，诗歌、历史二者水乳交融，有时彼此依赖，很难分开，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厚重感。比如，杜甫的诗歌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可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失载。鉴于诗歌和历史之间的重要互动关系，本书邀请中外学者就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展开论述，写作论文。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诗言志辨》是对《诗经》的专门研究，《经典常谈》是对古代典籍的概论性著作。两书对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深远。

本书的主人公毕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不满世俗现实，却又找不到生活目标，精神空虚，因而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到处惹是生非，把非凡的才智和旺盛的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他的自私冷酷给他人造成了巨大不幸，自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乐趣，反而加深了内心的痛苦和绝望。
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形象。这部充满诗意的作品以其丰富的社会心理内容、多维的叙事结构和精确优美的语言风格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不朽杰作。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本书稿是《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第二辑之一种，是一部涉及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神学领域（包括谶纬神学、星占术、历律学、术数学、政治预言术等）与古代政治间的相互关系的书稿。全书除《绪论》外，分上篇《天命与预言》、中篇《祥瑞与灾异》、下篇《历数与历术》，涵盖了古代神学的主要内容。作者主要关注中国中古时期即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特殊神学与政治生活的内容与关系，搜集了丰富的资料，文字流畅，论证详尽。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本书着力较深，其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六朝精神史研究》以六朝时期为中心，历史跨度纵贯汉唐，通过综合性和个案性的考察与研究，对中国中古思想史以及中古政治与学术和思想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描绘。《六朝精神史研究》积著者近二十年之功，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六朝士大夫精神生活的总体风貌，从汉代走向六朝过程中的思想变迁，集中于六朝时期而围绕着何休范宁、范哗、沈约、颜之推、颜师古、葛洪、道宣、傅奕等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人物的著述及思想特点，还有汇集于这个时期的儒释道三家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和著名的论争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六朝精神史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叙述史学大师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点的历史书，在中国辨伪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上百幅精制的绘图与彩色照片和系统编排的内容，对爱好天文观测的初入门者和已略有经验的业余天文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观测夜空最实用的综合指南。
由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协助提供的星图，可供世界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用于观测，辩认各个星座，星星和深空物质。书中每月星空指南向读者介绍了所有88个星座中著名的恒重、星团、星系中有趣而显著的特征和景象。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此时怀抱向谁开”，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
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家法所拘囿。本书侧重于 1937 至 1945 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

在南朝历史上，兰陵萧氏先后建立了齐、梁两个皇朝。齐、梁两代的统治时间虽不足八十年，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却有其重要地位：中国的“近体诗”即滥觞于此时，《文心雕龙》《诗品》《文选》亦出现于这个时代，在这方面，兰陵萧氏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本书即从家族的角度研究南朝文学，剖析了兰陵萧氏在政治上和文坛上的兴衰，及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材料翔实，论述精到，语言平实，为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