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世间已无张居正。”金庸：“我读《张居正》，是迫不急待的先睹为快。”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今后人扼腕叹息。本书是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晓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本书为樊树志教授几十年讲述明史的讲稿整理而成。讲稿从基本知识讲起，既把这一领域最有权威性的观点介绍出来，又附带介绍作者自己的见解。书稿文笔流畅，讲解透彻。对明初、明末的特定时期，对党案、海禁、经济发展等专题，对从皇帝到大臣乃至当朝百姓的叙述与剖析都颇为到位，有些观点已经成为学界权威观点。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英文原版初版于1974年。作者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读，在推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本书选择了明清嬗代过程为论述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进行剖析，揭示帝国秩序崩解与重建的过程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是韦祖辉先生退休之后几十年磨一剑的佳作，全面论述了明清鼎革之际一次气节与文化的东渡壮举。明遗民留下来的是气节，带走的是文化。著作从明遗民的精神文化根源入手，详细叙述了东渡的过程，并恰到好处地将崇祯朝灭亡之后南明势力抗击清朝的精彩历史片段穿插其间，最后以大量笔墨多领域地阐述了明遗民东渡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而其影响却不止于此，明遗民东渡使得许多中国学术文化、文献典籍和多种技艺历经明清之际兵燹和有清一代满汉矛盾而得以保存，也使得南明抗清的许多史料记录得以流传下来，弥足珍贵。该书的出版也希望能够为中日交流史、南明史等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借鉴。

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
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愤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乱民、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
《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婺源县一场持续了六十四年的经济争端，反映了一个县级官员，是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的。
《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案。诉讼双方在这场绵延八年的官司中各展所长，用尽心思，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嘉靖法律大戏。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一个坐落于后湖（玄武湖）中的冷门机构——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了解明代的基层统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司，却引来了无数贪婪蚊虫的叮咬。胥吏之恶，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四个无辜的清白老百姓，是如何裹挟入朝廷斗争的。
作者力图以冷静克制的零度叙事，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
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遇中，才蕴藏着最真实的规律。

本书是《停云献疑录》之后谢正光的第二本学术随笔集。
历史上的中国，每逢改朝换代，士人的出处便成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伦理问题，亦成为日后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话题。就较近的历史而言，明末清初的士人选择仍牵动今人的心。但历来讨论此一问题者，多持遗民与贰臣界线分明、水火不相容之论调，而谢正光指出这并非历史的事实，清初重夷夏之辨如顾炎武者，也与新朝大臣颇多往来。
本书所收各篇，即放弃用“政治操守”做单向性的探讨和阐释，尝试考述遗民与贰臣间的社会关系、治学方向、伦常日用、性情志趣等，推求所处之境与论交之由，呈现出远比一般认知复杂的清初文人圈子与历史现实。

本书以清初史家群体为对象，以史学史结合社会史、文化史，探讨巨变时代的史权博弈、史家对史学和文化秩序的追求，思考史家与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依据史家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本书将清初史家群体分为遗民史家、仕清史家和贰臣史家三种基本类型，探讨了他们在兴亡、忠义、正统、君臣等明史书写主题上 的异同，分析了遗民史家修史经世而续命、仕清史家修史表忠求名山、贰臣史家修史明志兼自赎的书写取向，梳理了他们的分化与整合，反思了易代之际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阐释了史家群体与史学在清初文化秩序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注重两个视角：一是群体视角，以史家群体展现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的宽度与厚度，可更深入地认识其全貌；二是主体视角，从史家的主体意识审视其在史学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诉求，可弥补把史家视为“他者”的弊端。本书提出的史权与文化秩序等问题可为人们思考社会变革中的政府、史家、社会、史学的角色与责任，提供资鉴。

本书以明与帖木儿朝往来的汉文史料为基础，首次系统地整理和分析了《明实录》中所记帖木儿朝的史料，并利用明与帖木儿帝国来往使节留下的记载，以及相关的外文资料，以勘对照，同时梳理明嘉靖至清乾隆时期汉文中有关帖木儿朝史地诸著作间的源流传承关系。此是本课题研究的起点。其次，通过对帖木儿朝与明之间的来往使臣、贡赐贸易、礼仪制度、语言沟通以及明朝对帖木儿朝的外交政策的历史考察，展现明与帖木儿朝交往的历史情景，探讨双方往来的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第三，对《明史·西域传》中有关帖木儿朝的部分内容作适当的考证，为进一步研究明与帖木儿朝关系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