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被认为是政体从帝制到共和，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关键。但是，由于被推翻的清朝为统治了大多数中国汉人近三百年的少数族群所建，而革命者绝大多数是汉人，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辛亥革命不仅仅是反帝，而且是反满呢？
路康乐在《满与汉》中探索了这个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分析了满族作为一个世袭军事特权阶层（“旗人”）向一个独立的族群的转变，也详细描述了清朝与汉族改革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一互动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达到了顶峰。
《满与汉》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将改变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清亡原因的方式。同样，该研究也澄清了族群学者关于满族作为职业军事特权阶层的起源问题，分析了满汉关系的变化，以及满族从边疆“蛮族”到统治者，再到被统治者的历史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

本书是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最新修订译本，内含24页彩色图片，另保留原书风格20幅黑白题图。本书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本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在研究中国方面资料最翔实、最博学精深，并且写得最赏心悦目的著作。
——《亚洲研究杂志》
完全是赏心乐事……薛爱华先生几乎没有漏掉唐代生活的任何一个方 面，以至于一点一滴地为整个文明建立起一幅合情合理的全景画卷……谢弗先生文笔优雅，睿智。他喜欢这些 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而且把它们讲得非常好。
——《星期六评论》
对唐代文化一次令人着迷的考察，这可以从唐代对舶来品的使用和需要中反映出来……我们很难得看到这么一本令人愉快而内容丰富翔实的书。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美国学者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著作。……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外来物品是何等的丰富多彩，而这些外来物品对中国社会、中国原有的文化又发生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很多逐步溶入中国原有文化之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中国文化既包含汉族的，也包含其他兄弟民族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成分。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2012年坎迪尔（Cundill Prize）历史奖大奖（世界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
裴士锋生动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所夺走的人命之多，在人类史上名列前茅。它的深远影响，在当今中国仍未消失。《天国之秋》是由第一流历史学家和杰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胜之 作。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论中国》《大外交》等书作者
精心琢磨的历史铺陈，是极出色的典范。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打至一八六四年的这场中国内战，可能是人类史上死伤最惨烈的内战；裴士锋以生动翔实的手法，呈现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数千万子民的命运如何受到英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如何受到太平天国本身的非正统宗教和政治理念影响。一个悲惨且撼动人心的故事。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等书作者

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人（包括之後接受中國文化思想的人們）對世界的原初認識，追溯到在這種認識之上的人類與自然神靈之間建立的契約關係，以及為了遵守這種契約關係而形成的關於人與人之間、個人•共同體•社會•國家四者之間、文化與政治之間、權威與權力之間 、民族屬性與文化屬性之間關係的認識。只有在這一宏觀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正確掌握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脈絡，理解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在各個時代的發展演變，理解各時代的民族關係和各個政權處理民族問題政策的得失，並進而思考近代民族問題發生的原因，找到解構近代民族問題的鑰匙。

本书是一部关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研究专著。作者在古今浩繁的相关资料中爬梳抉择，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认为后人对李清照一代才女形象的认知和看待她的立场经历了层累性的改变，几乎所有关于李清照的惯常言论都是经过精心阐释的产物，只有经过传统这一棱镜的折射后，李清照才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后人为了强化她的传统形象，在明代结集的李清照的作品中，甚至混杂了后起的拟伪之作。作者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于李清照的累赘层层剥离，以重构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的形象，揭橥数世纪以来颇富趣味的李清照接受史。

本书关注东亚地区是如何发展演进而来的，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书中重点关注东亚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大国——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并比较了“汉文化”国家彼此交往的经验与其处理同北部、西部边境游牧部族关系的做法的异同。

The aim of this volume is to explore international flows of metals and monies, especially silver, in the period from the mid-15th century to 1800.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on mining output is a second important theme. Discussion begins with the late-medieval Central European silver boom that peaked in the 1530s, noting that European silver flowed to Asian markets via Venetian and other merchants. Next follows a major study of the European trade via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attempts to estimate aggregate trade figures for this route. European Cape traders are viewed as a group; steady growth in the Cape trade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sending off 2 million European sailors for Asian waters. The next papers provide new looks at Spanish American precious metal production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and at the magnitude and destination of exports. Attention then turns toward Asia, with discussion first of the Ottoman role in the global silver trade, with the decline in Ottoman silver production in the Balkans by the 1640s, and the re-export of American silver to Asia. Two studies examine the routes for the import of silver into India; both land and sea routes maintained import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as did Indian (as opposed to European) merchants. Japanese silver exports to both China and Ind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ing Tokugawa monetary system, are considered next. The final paper focuses on China, the world's dominant end-user of silver throughout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 global sink that is best understood in terms of powerful demand-side forces that arose domestically in the private sector. All but one of the papers were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in 1998, but have now been revised and elaborated, often extensively, or translated, and are joined by the major new study by Jan de Vries on the volume of commerce via the Cape Route. Together, these studies constitute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understanding global - as opposed to national - connections throughout the early modern world.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东洋史学风、与国内学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思路与视角；对于书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以“景气史观”阐述盛衰兴亡；几乎从不引经据典，论述全凭记忆力与洞察力；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独立又贯通的易读结构；愉快而酣畅的叙述，只为唤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这一切使这部中国通史具有了深厚的学派底蕴、强烈的个人风格、全新的启发性和的可读性。

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作者从青铜时代写到20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他吸收现有硏究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详尽之作。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总充满了南辕北辙的阐释，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作为一部综合之作，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本书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与其他历史书相比，作者并未提出一种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理论，而是更希望“仁慈的上帝寓于细节之中”。作者在书中提出两个标新立异的观点：第1，万志英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和亚冰期观点。第二，作者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他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并非主要源于市场的扩张，而是源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前现代的经济增长同样如此)。经济历史学家对市场的过分关注忽略了其他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一其中为明显的是忽略了国家的作用。
本书每一章节都具有时代的特性，以第5章为例，其就讲述了隋唐时期，中国国际贸易蓬勃发展，作为跨欧亚贸易主干线的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同时期，佛教自印度向东亚的传播，刺激了中亚贸易路线上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尽管本书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述中国300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并没有将格局仅限于经济，而是以经济为主线，还原一个立体丰满的中国历史。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崛起，令许多长久以来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既定假设遭遇挑战。在整个前工业化时代，经济繁荣对于中华帝国的延续同样至关重要。在18世纪之前，欧洲先进地区所具备的部分特征，如高效的农业以及成熟的市场等，也同样在中国的经济中显现。但是，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前工业化经济又背离了西方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一直将灌溉农业置于中心地位，同时也在家庭结构、产权、商人地位、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异于西方。
本书共分9章: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 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江南经济的全盛期、市场经济的成熟、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万志英教授对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这三千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各种制度的基础、延续以及中断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研究。

《中华帝国的法律》主要内容包括：D•布由系美国汉学界著名学者，其所著《中华帝国的法律》（由法学家C•莫里斯协助）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汉学家同类研究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作者从清代案例汇编《刑案汇览》中精选出190例，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与评议占全书的过半篇幅，此种美国式案例分析研究法也是《中华帝国的法律》特色之一。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清代法制，而且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当有亲切的认识。

《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作者史维东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撷取了“教案”这一晚清中国社会最为敏感而且频繁发生的事件与关注重点，并针对以往研究者注重城市“教案”研究而忽略乡村地区的不足，对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生存、发展及其在地方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乡村教案的本质内容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和透彻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教务教案档》中材料的梳理，揭示江西市镇和乡村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丰富多变的的各种关系，努力还原一个处于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中的晚清地方社会。作者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得出与以往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城市中的“教案”大都由地方精英主导，但在乡村地区绝大部分所谓的“教案”和基督教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个人或家庭纠纷、贫困以及日常的疏远也成为冲突的缘由；基督教徒并未脱离地方社会而聚居，江西乡村地区的天主教徒恰恰是仍然融入其生活的地方社会的；引起民教冲突的原因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的日常矛盾，而并非宗教问题；而且这些乡村冲突最终大部分都得到和平解决。《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中对清末江西地方社会生活多有鲜活描绘，读来饶有趣味。

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在这本内容广泛的著作中，穆素洁就为何在18世纪中叶尚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中国，到了19世纪停滞不前这个基本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答案。《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集中探讨了蔗糖产业、国内及国际贸易、生产技术以及千年间的消费历史，以此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她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经济发展不是停滞不前的，也没有抑商；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融入到了世界市场里面。但显然，发展的轨道没有改变社会生产组织，也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穆素洁将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置于全球的视野下进行，探讨了广东与台湾之间的资产与生产的联系，以及国家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她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提出地方史与全球史的结合，以重塑我们对清朝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