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问题，是个真正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话题。即使是在历史上，它也是个士绅和民众都非常关注，并且为之付出许多努力的问题。对于理解历史上文化之共享与互动，了解山西以至华北历史，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更值得探讨的是，大槐树移民传说和广东的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客家的石壁村移民传说等等传说，所反映的地方历史变迁的过程。这个问题牵扯到历史时期区域开发的问题、宗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士绅的问题、族群的问题，特别是军事制度的问题。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或者比较准确地理解这类传说的产生和流布。这一步步深入的过程，也正体现了作者关于区域社会史或者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和阐述。

本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以宋代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三者交互联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从唐朝以来的贵族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本书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今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因为文献资料极端零散，大多数方志皆忽略会馆公所，这项近乎机械的工作，费力虽多，收效则甚为有限。因为文献记载多阙，本书所能列举大小各地的会馆当然不会详尽，与实际数目相差必远。但这有限的收获已经代表十余年来作者为研究明清土地、作物、人口、移民而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的附带结果之一。

《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作者史维东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撷取了“教案”这一晚清中国社会最为敏感而且频繁发生的事件与关注重点，并针对以往研究者注重城市“教案”研究而忽略乡村地区的不足，对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生存、发展及其在地方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乡村教案的本质内容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和透彻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教务教案档》中材料的梳理，揭示江西市镇和乡村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丰富多变的的各种关系，努力还原一个处于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中的晚清地方社会。作者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得出与以往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城市中的“教案”大都由地方精英主导，但在乡村地区绝大部分所谓的“教案”和基督教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个人或家庭纠纷、贫困以及日常的疏远也成为冲突的缘由；基督教徒并未脱离地方社会而聚居，江西乡村地区的天主教徒恰恰是仍然融入其生活的地方社会的；引起民教冲突的原因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的日常矛盾，而并非宗教问题；而且这些乡村冲突最终大部分都得到和平解决。《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中对清末江西地方社会生活多有鲜活描绘，读来饶有趣味。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绅”与“商”是晚清民国初年特别值得关注的两个群体，而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绅”与“商”在社会转型.早期现代化等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历来受到学界重视。本书收录的十多篇论文分别研究了这个时段广东的官绅关系、绅民关系、士绅控制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及广东的绅商、广东商人与香港关系、广州的商人团体等问题。本书对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抓住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中国中古时代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即“幽契”或“阴契”。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之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前后历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本书从超越地方史为着眼点，来研究粤西南地区呈现的亦神亦祖的祭祀现象。本书认为，神与祖先的形象与祭祀模式，关乎在大一统的礼仪与文化推广中，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国家礼仪来塑造认同。这个过程，既牵涉明清时期国家礼仪、地方行政、经济环境的冲击，也深受文字运用、宗教科仪、建筑形制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