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本书以新中国政权初建为背景，以1949—1956年间的上海旧职员为研究对象，尝试以共产党为获取其政治认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为经线，以旧职员群体在此过程中的经济、思想、政治取向及心路历程变化为纬线，考察国家通过“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政治价值观念，传播政治知识，传授政治技能，进而影响旧职员群体的政治认知和态度，成功获取其政治认同的过程，以为获取新政权的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之一。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为解读建国以来尤其是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执政效力、对社会中间阶层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情况，提供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视角；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益借鉴和启迪。

中华民国成立后，引入议会民主制，成立中华民国国会，开始了议会制的实践与尝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阵营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为蓝本，引入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中国因此就有了十几年的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实践的历史。《中华民国国会史》书稿，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再现了中国议会十几年的兴衰史。民初，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军阀操控国会，使得中华民国的国会畸形发展，国会成为各政治派别谋取私利的工具。到1923年北洋政府时期第一届国会临时会议，国会最终各种丑闻而被国人唾弃，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本书用150多万字的篇幅，揭示了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历史结论。研究和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有助于以史为鉴，而不重蹈走过的弯路，坚持并展拓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道路是有益的。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本书以民族学的研究视野，对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等不同时期少数民族的含义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尤其是比较研究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但史学研究却鲜少对湖南进行连贯性的探讨。本书不同于中国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的普遍看法，而以湖南为中心，认为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湖南是具有独特性格的地区，……既为更大国家的建造付出心力，也孕育出自己的身份认同。本书以多不胜数的一手数据为基础写成，为发人所未发的一部力作。 ——拉纳•米特（Rana Mitter），《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作者
湖南在中国历史舞台占有特殊地位长达一百多年，先是助政府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平乱之后大量湖南人成为封疆大吏，晚清改革时湖南成为主要的改革中心之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湖南贡献甚大，而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则有多位湖南人跻身最高领导阶层。
——柯文（Paul A. Cohen），《历史三调》（History in Three Keys）作者
关于民族概念的中国如何由内往外发展出来，　至今只得到局部的探索。裴士锋的专题性作品，以令人信服的笔法说明地方根源与民族果实的关系。他笔下的湖南以新且有效的方式说明了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满洲人》（The Manchus）作者

本书是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历史进程及面貌的历史地图集。主体部分记述表现辛亥革命的背景、缘起、经过及结局，涉及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情况。

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每一个与国际金融与商品市场相联系的经济体都受到了冲击。本书不仅意在表明中国无法逃避资金流动和贸易急剧下降的后果，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大萧条是现代中国的分水岭。在以金本位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是唯一使用银本位的国家。国际银价的波动侵蚀了中国的货币体系，并破坏着中国的经济稳定。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国家对市场从自由放任转向调控干预。用不同的外汇标准构建新的货币体系，要求审慎的政府管理；最终经济复苏与币制改革的进程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化。通过对大萧条冲击与其后经济复苏过程的分析，本书考察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联下国家—市场关系的转变。

清代四川经过了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过程。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后裔，经过长期生息、融合，已逐步形成一个“四川人”的地方认同，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和学术上更为强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在全国的政治和文化格局中，都还处在一个边缘位置，被视同“异乡”；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难日亟和国家政治统一进程的加快，其地位才得到提升。不过，这也把诸多新的政治、社会和学术力量引入川中，导致一系列复杂变化。本书透过对晚清民国四川社会与文化史上几个片段的勾勒，试图对中国近代的地方、国家和认同进行更深入思考，尤其希望凸显“全国地方性”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项相辅相成的文化现象的重要性。

艾米莉·洪尼格所著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以1919—1949年上海纱厂（华商纱厂和外商纱厂）女工为研究对象，把女工放到上海经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探讨纱厂女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及30年间女工参与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情况。《姐妹们与陌生人》是妇女史、劳工史、社会史、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成果，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劳工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這是一部史料價值極高的回憶錄。作者是一位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的鎮壓，於1970年從新疆外逃到蘇聯的中國知識份子。內容涉及其被KGB（克格勃）長期監控，試圖逃往伊朗，被抓回後流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經歷中蘇關係解凍的1980年代和蘇聯解體的1990年代初等傳奇經歷，展現了一位外國流亡者眼中的中亞社會。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对模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各章节观点明晰，史料丰富。
——《历史》对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人来说，该书是非常有益的资源……本书对1550—1949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做了完美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
——《历史学家》作者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直接和明晰的探讨，成功地撰写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书。该书不拘泥于成规，充满活力，让人受益匪浅。
——《亚洲》《家族、土地与祖先》为以往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该项研究反映了美国学者及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和新的研究趋势。
——《经济史学刊》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