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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文集 豆瓣
The Federalist Papers
9.1 (17 个评分) 作者: 汉密尔顿 / 杰伊 译者: 程逢如 / 在汉 商务印书馆 1980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2019年2月11日 已读
大学时翻阅的记忆早已模糊,再读时重点啃第10篇(党争)、14篇(统一)、39篇(混合)、40篇(制宪合法性)、51篇(制衡)、70篇(行政集中)、78篇(司法独立)等。其中,第51篇堪称神作。一是从逻辑起点解答了法治扼杀向善的困惑;二是“复合共和国”克服堕落政体的种种好处,进而引我思考:脱胎于治理对象原子化+资源下移+物质逐渐丰富的所有政权,如何延长国运——汉唐和国朝均如此。原本将其作为“美国革命”主题阅读的收官之作,可惜,还有更有趣的书在等着我呢!
共和 制度设计 央地 宪政 美国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豆瓣
作者: 周振鹤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 1
《中国读本: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内容简介:公元前221年,秦王称帝,立号“始皇帝”, 保国家安宁,秦国开始了一场大辩论,是继续四周时期的治理制度还是采用新的郡县制呢?一场争论下来,始皇帝坚定地站在了李斯一边,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的新的治理模式拉开了序幕。随后几千年,随着治理模式的变化,行政区域的划分也不断地必生着变化。
2017年4月25日 已读
太棒了!脑袋里整张地图和局部地图不断浮现,小时候玩战略游戏的感觉又回来了。全书第六章帮助最大,对我认识县域治理有提升。很喜欢这类逻辑清晰、平实质朴的书,读起来令人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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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河北之间 豆瓣 谷歌图书 Goodreads
8.3 (24 个评分) 作者: 仇鹿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1 其它标题: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2020年12月30日 已读
2020年最后一本书合上了。走出王府井站,满足感和苍凉感满满。满足感来自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嗅觉(特别是前者),也来自小的个案和地方视角延展出中晚唐的大画卷,用心用脑的作品令人愉悦。苍凉感来自寒潮下北京的朔风,也来自2019年站在西安灞水岸边,纠缠中晚唐的进取求索和放任堕落,唏嘘长安-范阳、西安-北京的乾坤倒置。“国朝大患,大略与宋同”,我们的大患何尝不与唐同?从元和、会昌和徒有虚名的大中,看着奋力又无力的唐廷和藩镇,身处那样的时代,真不知是该优化还是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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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豆瓣 Goodreads
9.1 (30 个评分) 作者: 李碧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8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2021年3月2日 已读
终于磨磨唧唧、依依不舍地读完,特别是在浙西、宣歙池等故人故事的加持下更感亲切。中晚唐的政治生态和格局最令我着迷的两点,一是它可以与现实相照应,仿佛能暗示衰落的因子,并构筑一个盛衰变更的迷幻;二是它开始脱离中古时代的贵族话语体系,鲜活的中小人物与时舒卷、挣扎奔忙——在这里都得到了满足。回到本书,铺开4大区域的历史画卷,依着作者的文字顺流而下,河南朝叛双方复杂的博弈、河北三镇迥异的气质、关内代德两朝艰难的调适、江淮横跨半百的变迁,心潮澎湃又心生悲悯,仿佛高潮过后进入贤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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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中心 豆瓣
作者: 杰克•菲利普•格林 译者: 刘天骄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7 - 8
从1607年第一块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到1788年《联邦宪法》的正式批准,大西洋两岸的不列颠人和美洲人始终面临一个巨大的宪制困境。这个困境用埃德蒙·柏克的话来说就是:强大的主导权力对于维系一个庞大、不相连、极其多样化的帝国是非常有用的,但它究竟该如何与边缘的自由和安全 相协调?
史学泰斗杰克·菲利普·格林研究指出,中心与边缘之间权力分配的难题不仅困扰着大英帝国的治理,还同样考验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论是独立革命还是南北战争,历史经验仿佛表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界争议,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分离、武力或威胁的命运。
【名家推荐】
格林教授的名著《边缘与中心》在学术创见上,应与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齐名。他是跨大西洋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从17世纪英国宪制结构及其演变入手,抽丝剥茧,清楚地梳理出自北美殖民地建立到美国革命前夕这一时段英国政体与殖民地政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和“权利”消长,凸显了“权力”与“权利”之间极为微妙的转换,不仅为美国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宪政解释,而且也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早期美国宪政的核心内容。该书见解独到,思想深邃,是了解美国宪政起源与传统的必读之书。——王希(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
历史学家眼中的法律史和法律人眼中的法律史呈现为不同的图景,这种因学科分野而造成的对完整历史的手术化切割妨碍着人们对历史自身逻辑的完整理解。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格林摒弃了门户之见,从约翰•菲利普•里德等法学界的法律史家那里汲取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对美国革命和建国做出了极富洞见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勾勒出了宪法形式在革命前后的连续性,分析了这种藕断丝连对于美国建国之后的政治稳定性所具有的意义。在英国本土不成文宪法传统、殖民地宪法传统和英帝国宪法传统这三重结构中,格林敏锐地看到:随着英帝国疆土的拓展,试图加强向心力的帝国宪制对英国本土宪制的核心价值造成了挤压,从而导致殖民地政治力量诉诸英国本土宪法价值的抗争。1787年美国宪法恰是借助联邦制,解决了英帝国着手发展但未及完成的宪制构想。制度因革,损益可知,本书堪称英帝国史、美国建国史和法律史领域的一部杰作。——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对习惯于将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巨大历史断裂的读者来说,格林提供的是相当新颖且引人入胜的历史连续性叙事。他将帝国史的眼光贯穿始终,证明了北美殖民地镶嵌在大英帝国的宪法结构之中,并受到帝国内部宪法争论的深刻影响,甚至革命与立宪的制度想象也深受这一背景的影响,并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共和帝国”。——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2020年2月8日 已读
总体上是《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的丰富化,结合《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一起阅读,这种交相呼应的感觉真好。总体观点在《美国革命的宪法观》中都已涉及,核心问题仍是光荣革命导致的主权转移过程中的“国家底层代码的bug”被北美抓住,其结合七年战争后的地位和资源,“漫天要价”、得寸进尺。至于那些虚幻的争论——权力和权威、内部和外部、附属和依附、王室和议会、根本法和一般法——不过都是文人扯皮罢了。书中还有一个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即1787年制宪是对主权理论的重大突破,可惜没展开。结合现代共和对古典共和的进步(《革命品格》)和前台人物的政治智慧,主权在民这一套说辞,算是修复了英帝国边缘分裂的前鉴。
主权 央地 宪政 美国 革命
从胡地到戎墟 豆瓣
作者: 王炳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析这一事件的维度主要有二,一个是政治史维度,一个是民族史维度,二者又有所交集。本书试图打通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的讨论。著者细致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胡化问题,注意到安史之乱前幽营地区胡人的多元互动,把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胡化,分成北部的幽营与南部的恒魏两个不同阶段,阐释其中意涵的差异。对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借兵回纥,以及叛乱平定之际作为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之叛,本书作了更为深入的梳理,尤其注意多种势力之间的角逐,呈现了更加繁复的历史风貌。
2023年8月4日 已读
书题把胃口吊得很高,但内容上很不解渴,既没有面上白描,也没有点上解剖,还有不少地方跑题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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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豆瓣
作者: 王绍光 / 胡鞍钢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文提要
一国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
会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强化
国家能力的过程。为了顺应现代化的要求,动员各种
社会资源,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建立稳定的经济社会
秩序,形成全体国民对现代化的共识,维持整个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
的中央政府,不断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加速本国
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其代表为中央政府)是经济发展、政治变
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提
高国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
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
能力。
本报告旨在探讨中国国家能力变化,分析中央政
府在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是一项中国
国情分析的研究成果,是系统研究中国国家能力与国
民经济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该项研究受中国科学院
资助,作者在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完成。
中国经济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
变化。尽管这场改革是以渐进方式推进,但是它对中
国社会变化的影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
本报告所关注的问题是,这场改革对中国国家能
力变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
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作用,还是强化中央政府作
用?如果中国市场经济转变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那
么,中央政府应当发挥哪些作用,地方政府应具有什
么职能?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
平衡的大国中,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规范的中央和地
方关系?如何在市场经济转变和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加
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构成了本报告的主要内
容。同以往的国情分析报告一样,本报告的主要观点
和基本结论是依据作者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计算分析以
及国际比较分析而得出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本报告
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在阐述过程中,本报告力求
观点明确,论证有据。报告中也吸收了国际学术界有
关国家能力的研究成果。
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
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
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其
中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也是实现
其他国家能力的基础。
国家能力对一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一
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国家在工业
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因此,对于各国来讲,
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也就成
为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它是实现其他各项国家能力的
基础。
欠发达国家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尤为重要
的。它是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起飞,缩小与发达
国家之间差距的最主要的条件之一。
强化国家能力,就是强化国家动员和汲取社会资
源的能力。反映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最主要指标:一
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财政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前者反映了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
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动员
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
影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因素包括发展因素、制
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当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
构、经济国际化程度一定时,财政体制是决定国家汲
取财政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一个富有增长弹性的财政
体制有助于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一个低增长弹性
的财政体制将严重削弱国家汲取财政能力。
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是不断强化国家能力的。在
长期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的财政收入比
重以及中央政府收支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这反映了以
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逐渐从小政府变为大政
府,从弱政府变为强政府,不断提高政府特别是中央
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并在稳定经济、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越来越
大的主导作用
国家能力对中国发动工业化具有最主要的影响
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主要
的条件之一。从1750―1950年的二百年间,在世界性
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由
世界经济最强国变为世界经济弱国,始终未能出现任
何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迟迟不能正式发动工业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
明确现代化目标与意志的中央政府以及强大的国家汲
取财政能力。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占
GNP比重从未超过7%,其国家能力十分低下。
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立,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极短的时间
内迅速强化国家能力,发挥财政与税收的现代国家职
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至三分之一,比国
民党政府具有4―5倍的汲取财政能力,经济增长率在
“一五”时期达到高速度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经
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时代,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起步、迅
速建设工业化体系创造了前提条件。国家汲取能力由
小变大,中央政府由弱变强,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
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过分集权的中央政府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
的。5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始
终没有形成稳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集权―分
权”或者“收权―放权”循环中反复变动。50年代基本
上属于高度集中类型,除大跃进之外,这一体制延续到
60年代末;70年代属于以集中为主、适度下放财权的
类型。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仍相当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
入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央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尽管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动
员和集中社会各种资源方面是获得成功的,为中国工
业化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它有个致命弱点,即在
使用和分配各种资源方面效率低、效益差。所以改革就
是要解决资源配置与资源效益的问题。
80年代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
1980年以来,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大包干制
引起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政
府财力极度分散,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突出
表现为:
一19财政收入增长弹性下降,且处于低弹性范围。
1986年至1991年期间,GNP每增长1%,财政收入仅
增长0.66%。这表明财政包干制度属于具有严重缺陷
的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通用的现代财政
体制――分税制和统一税制相比,大包干制具有非规
范性、非科学性、非统一性的缺陷。
――财政收入占GNP比重不断下降,国家汲取
财政能力相当低下,尚不及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的一
半水平。财政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至
1992年的14.7%;预计到2000年将下降至11.3%,
在世界上属于最低水平国家之一。
――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上最低点,已陷
于“弱中央”的境地。1989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
占GNP比重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1.6个百分点,相当
于印度等上亿人口发展中大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的水平。预计到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
比重将由目前的五分之二降至三分之一;中央财政收
入占GNP比重将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
一,比1989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财政能力还要低,其发
展前景令人十分担忧。
――预算外资金增长过快,几乎与“第一财政预
算”相等。如果预算外资金计人财政收入之中,中央
财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地方财政收入约占
五分之四。世界银行专家惊叹:“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
国家的财政收支比中国更为分散了。”
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或者上亿人口的发展中
大国相比,中国政府汲取财政能力低下,是名副其实
的“弱政府”。与地方财政实力相比,中央政府又是名
副其实的“弱中央”。这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与社会、
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并对中国长期
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决策者尚未深刻认识国家能
力迅速下降的危害性,或者已经认识尚无有效办法制
止国家能力继续下降趋势。
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改革以来,中国GNP总量成倍增长,人均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非农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已居优势,经
济开放度明显增大,诸多发展因素变化有利于扩大中
国可能获得财力的基础,对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做
出正贡献。
但是,中国实行的财政大包干制具有严重缺陷,突
出表现为对财政收入增长做出负贡献,且随着大包干
制的推广,其负作用不断增大。1979―1985年其贡献
率为―52.7%,在1986―1991年贡献率达到
-87.5%,大大抵消了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正
贡献。采用这种不良的非规范的、非现代的财政体制,
是中国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表现
为:
――工业增长对财政收入贡献作用下降。从产业
部门看,工业部门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
的财政贡献又大大高于产值贡献,工业部门利润下降,
导致较低的增长弹性(1983―1987年仅有0.306),工
业部门的财政收人下降将会引起整个财政收入下降。
――国有经济发展相对衰落,大量国有企业严重
亏损,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从所有制部门看,国有企
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的经济角色决定
了它的财政角色。50年代初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经历
了倒U形曲线,即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迅速发展-
占据优势―相对衰落―退居优势的发展过程。改革以
来,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下降,企业亏损上升,导
致国有企业财政贡献下降,从而影响整个财政收
入。
――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经济贡献与财政
贡献不成比例。到1991年,非国有经济创造了三分之
二的国民收入和近二分之一的工业总产值,但是非国
有经济占财政收入比重远远低于它的经济贡献。中国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五花八门的税种和税率,特别
是对“三资”企业实行减免税,对国有企业实行“歧
视性”税率,不仅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
且导致理所应得的国税“名正言顺”地大量流失。
一一各地方擅自竞相减免税,中央普施“优惠政
策”。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改革思路是:改革=放权让利
=优惠政策=减免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但它是以减少中央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在中央与地方
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常常是地方得多失少,中央失多
得少。
――普遍偷税、漏税,使国税白白流失。中国各
类企业偷税、漏税相当惊人。国有企业偷漏税率在五
成,集体企业在六成,个体及私营三类企业在八成,个
人收入调节税在九成以上,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60
年代的水平(13―15%)。
中国是财政收支较为分散的国家,也是财政税收
制度较为混乱的国家。目前实行的财政包干制至少有
六种:总额分成包干;总额分成包干与增长分成包干;
定额上交包干;收入递增包干;上交额递增包干;定
额补助包干。这与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统一的规
范的预算体制相冲突,也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公
开竞争、公正竞争的市场竞争规则相冲突。财政包干
制是一项应急性的非规范的、非科学的、非现代的财
政体制,它对中国经济发展仅具有短期正效应,但是
这种正效应正在迅速递减,而负效应却在迅速扩大,导
致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并为中国长期发展产
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严重后果,也为中国走向市场经
济,建立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创造公平竞
争的社会环境设置了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
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严重后果
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能力
的基础。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央政府控
制宏观经济能力在下降,它将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
过程中产生十分严重的短期和长期后果。这包括:
――经济周期波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已
经出现四起三落。经过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各地方一
哄而起,一拥而上,争投资,上项目,盲目建设,重
复建设,形成“投资热”、“开发区热”、“公司热”、
“股票热”、“房地产热”等等,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总
是加剧经济波动,而不是缓和经济波动。
――投资急剧膨胀。改革以来,中国出现四次较
大规模的投资膨胀高潮,各地方拼命争上项目,乱铺
摊子,基本建设规模超越国力和资源供给能力。
――消费需求膨胀。改革以来,中国出现四次较
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膨胀高潮。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过快,
社会集团购买力超额增长,奢侈之风愈演愈烈。
――连年财政赤字。中国实际财政赤字巨大,
1979―1992年累计额为4168亿元,平均每人负担
356元。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大量透支,中
央银行超额印制钞票,导致通货膨胀。
――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形成各自为政
的“诸侯经济”,层层小而全,大而全,自成体系,地
区封锁,贸易壁垒。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实力决
定政治权力。“诸侯经济”将会导致政治衰退,中央权
威和权力不断流失,任其发展,其后果是令人十分忧
虑的。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是由一个政党――共产党高
度统一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国家机器不是
铁板一块,经济决策权极度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各级
政府的能力极其有限,而地方政府已经形成独立于中
央的经济利益主体,与典型的市场工业化大国相比,中
国地方政府财力过分膨胀,行政权力过大,经济干预
过多。
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政党、社
会组织敢于向共产党以及国家权威挑战,主要威胁是
来自于共产党内部和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
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日益坐大的某些地方政府。中
央政府财力是极其有限的,中央领导人的权威性也相
对削弱。在应付地方政府各种挑战方面(既包括经济
利益,又包括政治权力),中央拥有的惟一手段是频繁
地撤换或调动地方领导人。但是仅仅依靠这一传统的
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财政
关系,这是无法阻止和改变国家能力继续下降态势的。
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相互冲突,经济政治权力的分
散化以及多元化,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迅
速下降,反过来又加速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多元化,成
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隐患。
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效地生产和
配置资源的较佳方式。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
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和完美化。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
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职能包括提供公共物品;
进行公共投资;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稳定宏观经济;
制定产业政策。除第一项职能是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外,
其余四项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市场无法代替和完成
上述国家职能。
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这是因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建立是一个非自发的
加速过程。中央政府对加快建立新机制和法律框架具
有决定性作用。
――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观念冲突和转变的过
程。市场经济原则与伦理经济原则互相冲突,危及许
多人的生存和利益。这需要以说服为手段,向社会公
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推行市场经济原则。
――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
新调整的过程,需要政府对某些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
实行利益补偿。
――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宽松的
宏观经济环境,中央政府具有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经济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并随着改革深化,成
本不断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十分特
殊的国情。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还会出现如下难
以避免的发展问题:
――人口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数量大,且在
不断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正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老龄
化过程。
――环境问题。人口压力、生存压力以及市场压
力,加剧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产生外部不经济。
――基础设施问题。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她必
须支付昂贵巨额的社会经济基础成本,资本系数上升
难以避免。基础设施滞后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
薄弱环节和增长瓶颈。
――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市场
化等因素,将造成长期性的大量的失业人口群。城市
公开失业率和乡村潜在失业率不断上升。
――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
过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正
进入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阶段。这包括地区收入差别
扩大,农民与非农民收入差别扩大,以及城乡居民内
部收入差别扩大。此外还有十分突出的贫困人口问题。
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央政府负有极其重大的和不可
推卸的责任,也决定了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
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在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要有意
识地加强在新体制基础上的主导作用,大力提高国家
汲取财政能力,强化国家对市场之外领域的干预。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今后政府职
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减少经济建设职能;提高供给
公共物品职能;继续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强化
社会保障职能。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统一性与多样
性相结合。所谓统一性,体现在中央政府的作用和职
能上,包括宏观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建
立统一的、公平的国内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税制
和税率,规定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制定统一货币政
策。所谓多样性,体现在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上,各
地方有权制定与国家法律不相冲突的地方法律和行政
法规。多样性原则就是保证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对地方
政府的活动进行干预,保证政府权力在纵向上分权及
制衡。应当按现代市场经济原则重新界定和划分中央
与地方政府事权。
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途径
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基本途径,一是提高国
家外部整合能力,即提高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使
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通过现代税收或非税收手段转变
为政府资源。
二是提高国家内部整合能力,即提高中央政府运
用财力的能力,使相当一部分政府资源通过稳定的分
税制转变为中央政府资源。
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实质性含义就是提高两
个财政比例,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中央财政
占国民收入比例。同时应扩大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机
会,以及对全社会资源分配表达本地区利益的发言权,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协议,以政治权力换取经济利
益。既取之,又予之,或者先予之,后取之。不管大
省小省,穷省富省,都有平等参与权与表决权。
主要建议如下: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
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消计划
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
分应依据成文宪法。建立现代的、稳定的权力结构和
政治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事业。
――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
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
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税,省区无权改变或免
减;地方税为省区统一税,县市无权改变。
――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对国内外企业一律实
行统一的公司所得税。除自由贸易区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不应对外国公司实行“优惠”税率,对本
国公司实行“歧视”税率。国有企业一律实行“利税
分流”的现代制度。任何公司有权拒绝非成文规定的
各种摊派。
――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重新界定个人收入范
围。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累进税率,
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一律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开
征个人继承遗产税和个人不动产税。
――实行社会保障计划。包括失业保险金、职工
退休金、医疗保险金、工伤保险费等强制性保险项目,
以及其他非强制社会保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