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必须四处游历，我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也因此养成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 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我发现，这些落脚于城市的乡村移民，正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
搭乘地铁和电车，或是深入城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我得以细细观察面前这片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而上一次人类大迁移，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为欧洲和新大陆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直接造成了人类在思想、治理与科技领域的彻底变革。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历史。而对这种历史的冷漠，导致了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持续不断的暴动与骚乱；而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正在摧毁数以万计人的生活与未来。
这个时代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而成的。
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那条路，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在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化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了多样化的人类后果。

本书在广泛吸收有关论争政治的各种理论和经验资源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三件事：1、建立了思考集体暴力的方法，并说明集体暴力的种类和变化；2、辨别促使集体暴力发生和变化的机制与过程；3、披露各国有代表性的集体暴力事件来详细说明作者的观点。集体暴力行为是危险的，但是又是难于避免的，本书可供研究集体暴力的学者借鉴，也给非暴力政治斗争倡导者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认为，人类技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约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和其他学者一样，波斯曼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以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他认为：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认为，“信息革命”经历了印刷术、电报、摄影术、广播和电脑等五个阶段。在技术垄断到来之前，信息控制机制帮助人驾驭技术，这些机制有：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到了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闸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难以驾驭、难以把握了。《技术垄断》揭示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的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它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异同，它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它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去拼死抵抗技术垄断，并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这本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齐格蒙·鲍曼是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