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book is the first dedicated volume of academic analysis on the monumental work of Elena Ferrante, Italy's most well-known contemporary writer. The Works of Elena Ferrante: Reconfiguring the Margins brings together the most exciting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on Ferrante's treatment of the intricacies of women's lives, relationships, struggles, and dilemmas to explore feminist theory in literature; questions of gender in twentieth-century Italy; and the psychological and material elements of marriage, motherhood, and divorce. Including an interview from Ann Goldstein, this volume goes beyond "Ferrante fever"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and richness of a remarkable oeuvre.

本书是一本深刻而富有见解的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研究专著，非常彻底而全面地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新时期代表性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包括张洁、戴厚英、宗璞、谌容、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刘西鸿，方方、池莉等重要作家)，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视点与立场的流露，提出了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与写作规范的同时，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并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庞杂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冲击。本书是国内研究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奠基性著作。
本书作者戴锦华最早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成功地再解读中国重要女作家的创作，成为今天的一种范式。 戴锦华的强大和缜密超越了简单的女性立场。她有理论，但保着敏感和热情。她有视野与深度，不流于一声叹息。更可贵的是，她的视野穿越了学院，来到了广阔的社会中间，她看到繁华表象下遮蔽的另一种叙事。她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精英。

《苏轼评传》旨在从一个思想者的角度追踪这位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景观，并注重考察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其对于宋代乃至整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及其在陶铸我们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方面所起的作用。相比于单纯的文学家的苏轼，思想者的苏轼或许更切近他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上的东坡居士。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堪称一代典范的苏轼，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而且其间条理贯通，自成一家之学。

本书共收录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建立以来包括陈允吉、朱东润、赵景深、陈尚君、陈引驰等先生在内的本系教师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代表性论文总计二十一篇，涉及中古七言诗、文心雕龙、续高僧传、目连传等，书后附有“编后记”总述本书主要内容及编选原则等。

本书辑录了海外著名学者高友工、梅祖麟于1968至1978年间共同撰写的三篇研究唐诗的经典论文：《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唐诗的语义、隐喻和典故》。两位作者从语言学角度，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研究唐诗，对诗歌的语义变化、节奏转换、繁复意象及错综语汇进行了细致详实的分析，并在论述过程中对中西诗歌作了精湛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一条进入中国古典诗歌世界的可能路径。

小说《金阁寺》是三岛独特美学观成熟的标志之作。小说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了青年沟口醉心于金阁寺之美，又认为“金阁不朽的美丽，却飘荡着死亡的可能性”，最终一把火烧掉了金阁寺。

《流水三十章》是女作家王安忆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作品将视角伸入人的内心。用剖析人心理活动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女人从襁褓之中到而立之年那好似流水的生命的历程，不仅能够看到一个女人心灵的轨迹，而且还能够看到那一段特定的历史岁月。作者试图改变用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结构长篇小说的模式，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中融合了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这无疑是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中国禅学研究入门》并不是要对近代以来禅史研究作一全面的综述性报道，而是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试图把禅史写作放到具体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书写的脉络中去分析其流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英三大语系对禅史的研究都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中国禅学研究入门》的“入门”主要分成三部分来对其进行论述。

本书是作者的书评与随笔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赫胥黎与圣经、科伦索主教与摩西五经、纳粹神学家等，第二部分谈哈佛大学教授方志彤与钱锺书以及哈佛在京留学生的交往，第三部分是书评，谈阿伦特的剿袭等问题。

《名著名译丛书 荷马史诗·奥德赛》是以特洛亚战争传说为题材的“系列史诗”中惟一一部传世的“返乡史诗”。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亚城之后，率领自己的军队渡海回国。途中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历经十年飘泊，随行同伴全部遇难，只有他在女神雅典娜的佑助下，坚韧不拔地孤身一人回到久别的故乡。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文字禅”时代。佛经律论的疏解、语录灯录的编纂、颂古拈古的制作、诗词文赋的吟诵，一时空前繁荣。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的禅宗，玄言妙语、绮文丽句都成了禅的体现，中国禅宗史上出现了独特的富有诗意的宗教文化景观。
与“文字禅”的兴盛相对应，北宋中叶以后的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以文字为诗”的时代。唐诗中的兴象意境，一变而为宋诗的诗眼句法。无论是王安石的工整、苏轼的新颖，还是黄庭坚的奇崛，都致力于语言的选择与安排。宋诗学中的许多命题，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着眼于文字的讨论。
宋代禅学与诗学这种同步的“语言学转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借用佛教术语来说，即二者缔结了文字因缘。无论是禅学立场的“以诗语禅”，还是诗学立场的“以禅喻诗”，都可见出这一点。事实上，尽管诗与禅相互渗透的过程开始于唐代，但二者真正的融合却完成于北宋中叶以后。可以说，“文字”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换言之，诗与禅其他相似的内在机制，如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等，只提供诗禅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才将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提供了诗禅相融的最佳范本。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禅宗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字”都是一个具有“形式主义”嫌疑的名声不佳的字眼。“文字禅”自然是遭到忽略或贬斥的现象，一般学者认为，禅宗发展到宋代，已失去思想史的意义，“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从严肃走向荒诞”①。而“以文字为诗”也同样是遭人白眼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为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活靶子屡受攻击；宋诗研究勃兴之后，仍然处在相对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在探讨宋代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学者的兴趣也集中在讨论禅宗思想对士大夫人生观的影响，以及禅宗悟入方式对诗歌思维的启发，而相对忽略禅宗语言艺术在唐宋诗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文字禅”在宋诗变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宋诗在变无字禅为有字禅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尚未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语言和诗歌语言的问题已受到语言学者的普遍关注，而研究禅宗和诗歌的学者仍对“文字”的意义不屑一顾，相信“直指人心，教外别传”，或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样，尽管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禅宗语言问题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二者却一直处于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状态。最近，语言学界已出现主动打通禅宗研究与语言研究门墙的倾向①，而作为禅学界和文学界的回应，首先便应把“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但其中贯穿着共同的精神，即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承认甚至肯定。这与“以文字为诗”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宋代以文献典籍的印行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全面繁荣的结果，都是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曲折反映。“文字禅”中的确有神秘荒诞的一面，但有些表面荒诞的言句，其实包含着对语言本质的深刻理解。因而，通过对“文字”的解读破译，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禅宗的智慧和哲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禅”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儒学化和文学化的必然归宿，对于宗教学、哲学、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代禅僧和居士们对“文字”的肯定和理解，中国禅宗研究将不可避免地留下巨大的空白，因为现存的禅宗典籍，十之八九都是宋代“文字禅”兴起之后的产物。
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禅的生命哲学与诗的艺术语言联手，既促进哲学的诗化，也推动诗的哲学化。诗化的文字是宋人存在的家园。宋诗的研炼句法与反向内心相一致，宋禅的参究话头和妙悟自性相一致，说明宋人已将现实内容、外在实践抽象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准宗教的意义。禅宗和诗家共同津津乐道的“句中有眼”，正是这种语言观的集中体现。明白这一点，不仅可重新评估“文字禅”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宋诗的精神。
由于“文字禅”与宋诗学的关系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必要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结合。
首先，“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表明了宋人对语言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佛教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使得宋代禅宗对言意关系有更辩证的看法。在宋人眼中，指与月、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语言与存在，往往有同一性。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运载思想的工具，而其本身就可成为参禅的对象，“一切语言文字皆解脱相”，宗杲倡导的“看话禅”，正基于这种观念。同样，诗歌的句法格律也不是外在于内容的东西，而正是诗歌的格致韵味之所在。因此，必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禅的文字化和诗的形式化现象。
其次，“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不是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禅宗和诗歌的发展史中分别逐渐形成的两种倾向。尽管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现宗门机锋和苦吟诗派这些有文字化嫌疑的苗头，但直到北宋中叶后，文字化才发展为大规模的席卷禅宗各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和诗歌各派（荆公体、元祐体、江西体）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文字禅”和宋诗与晚唐五代的机锋和苦吟已有本质的不同，这还不仅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纵向发展的结果，而更主要是宋代文化横向影响的产物。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之后，宋王朝开始着手文化的重建，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积累，北宋中叶文化出现全面繁荣，复古思想盛行，学术空气浓厚，禅宗文献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古典精神传统，像儒家经典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文字禅”的出现正是禅宗顺应文化重建任务的表征，而“以文字为诗”则正是时代学术风潮在诗中的折光。因此，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字禅的勃兴与宋诗面貌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再次，文字禅的流布与宋代士大夫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也与宋代禅僧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分不开。但宋代士大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规模上与禅宗发生关系，宋代禅僧究竟具有多高的文化素养和撰述水平，必须通过具体事实来考察。还有，文字禅与宋诗学的文字因缘究竟有多密切，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就需要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检阅宋代居士和诗僧的基本队伍，以及宋代文人与禅僧交往、学佛参禅的具体情况，了解宋代语录、灯录、拈古、颂古、禅偈、僧诗的编纂情况以及佛经在宋代的疏解流行情况，查证禅家典籍与诗家文集在“文字”上相互交往的实例。
最后，对待文字禅，本书并不想站在纯粹宗教的立场上指责它，而试图从阐释学的立场对其意义重新说明。近一千年前的那些宗教纷争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从历史的遗址中去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同样，唐宋诗优劣之争对我们也没有多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描述、阐释、发现，而不仅是裁判。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完全重建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观、阐释的合理，则应是我们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除了应具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对中国历代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文论著作熟读精思，以及对相关的文化、历史等透彻了解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古代作家作品的了解与研探。
《陈与义·陈师道研究》是玉华君的又一部学术专著，体现了他广博的学识、扎实的功底和对文学作品较高的领悟品鉴能力。特别是对诗人家世、交游、生平事迹及某些作品系年的考索，更能见出他深厚的考据实证之功。与他的博士论文《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相较，一偏重理论建构、论证严密，思辨色彩较浓；一偏重考证品鉴，细腻精切，情采俱擅，可读性强。纵观二书，可谓理论作品结合紧密，宏观微观相得益彰，代表了玉华君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向，但又统摄于文化角度探究文学的总体思路之中，定能给当下研究中国文化、文学与文论的同仁以诸多裨益和启示。

《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薇依论古希腊文学》收录了薇依绎读古希腊文学经典的所有完整文稿。通过绎读《伊利亚特》、《普罗米修斯》、《会饮》等名篇，薇依以独特的睿哲引领我们重新接近古希腊诗文，以敏锐的眼光探寻基督精神与希腊精神的关联。《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薇依论古希腊文学》亦收入薇依的全部诗稿……去世之前，薇依始终牵挂这些小诗，希望有机会“按写作先后顺序”发表。

《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为了爱情和写作，离开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那不勒斯，不可避免地与莉拉，还有我曾想要逃离的城区再度变得亲密。“我”和莉拉甚至在同一年怀孕、生子，并经历了恐怖残暴的那不勒斯大地震，一切都分崩离析，一切又将被重建。

“我”在不自觉中卷入莉拉秘密的企图——她希望利用我的名声和写作技巧来对抗城区陈腐而猖獗的恶势力。但在经历了生命最恐怖的打击之后，莉拉选择以一种怪异夸张的方式在城区彻底将自己流放。

而“我”也将以惊人的韧性和诚实面对写作、爱情、家庭的失败。在经历了多年的自我怀疑之后，“我”决定忤逆（罔顾？）莉拉的告诫，将“我”和她一生的友谊写成一本小说，却招来了最深的背叛……

两个女人 50年的友谊和战争
那不勒斯四部曲NO.3
全球畅销近千万册 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我希望她在场，这是我写作的目的。”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 后续，
意大利最神秘的作家费兰特（Elena Ferrante）
探索中年的虚无、困惑、野心和近乎残暴的爱
《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我”在未婚夫彼得罗一家人的帮助下，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享受着成功的喜悦，而留在那不勒斯的莉拉却身陷贫困而卑贱的工厂生活。“我”像个骑士一样，再度介入莉拉的生活，并动用丈夫一家人的关系，让莉拉和恩佐的生活有了转机——他们成了那不勒斯地区最早学习、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他们顽强、坚韧的学习能力让他们开始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我和莉拉之间再次胜负难辨。婚后的“我”开始面临自己的创作危机，而平静的、中产阶级式的婚姻也令“我”疲惫不堪。对社会变革颇为冷淡的彼得罗希望“我”放弃作家的身份，而“我”在扮演“母亲”、“妻子”这些角色时，总是避免不了内心的分裂、紧张。
莉拉对“我”的新作品的指责更是让我产生彻底的自我怀疑：我接受的教育和拥有的知识是否只是让我的作品徒有其表，没有真正的思想，也永远无法拥有莉拉近乎粗野的表达中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直到有一天，“我”丈夫突然将尼诺带回了家……

《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莉拉在结婚当天就发现婚姻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的初夜几乎是一场强奸。她带着一种强大的破坏欲介入了斯特凡诺的家族生意，似乎成为了她和埃莱娜小时候都想成为的那种女人。久未有身孕的莉拉，和埃莱娜去海边度假休养。而在伊斯基亚岛的那个夏天，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

出于对莉拉所拥有的爱情的愤怒，“我”（埃莱娜）奋力摆脱这个破败、暴力、充满宿仇的街区。“我”成了街区的第一个大学生，并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男孩订婚，甚至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我”以胜利者的形象回到那不勒斯，却发现告别了丑陋婚姻的莉拉，在一家肉食加工厂备受屈辱地打工。

当“我”发现自己的小说，其实完全窃取了莉拉交托给“我”的秘密笔记本里那些独特的力量和灵感，“我”被迫面临一个极度痛苦的问题：“我”和莉拉，到底谁离开了，又是谁留下了？

《荆棘鸟》是一部世界著名的家世小说。家庭秘密、禁爱、新大陆的繁重劳作交织在考琳·麦卡洛这部畅销传奇之中。小说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的故事。克利里家族在20世纪早期来到了澳大利亚，在广袤的德罗海达牧场谋生。小说的时间跨越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麦卡洛在这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让主人公轮流登场，上演从1915年至1969年间发生的故事。然而全书的核心还是菲和帕迪·克利里的独生女梅吉和英俊的教区神父拉尔夫之间不可能实现的爱情：拉尔夫一心向往教会的权力，却爱上了克利里家的美丽少女梅吉。为了他追求的“上帝”，他抛弃了世俗的爱情，然而内心又极度矛盾和痛苦。本书问世时引起轰动，在世界各国畅销不衰，并被多次搬上银幕和荧屏。如今，它对新老读者的影响力依然如缕不绝。

《我的天才女友》是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两个女主人公莉拉和埃莱娜的少女时代。故事一开始，已经功成名就的埃莱娜接到莉拉儿子里诺的电话，说他母亲彻底消失了。埃莱娜想起莉拉对自己命运的预言，于是她写下她们一生的故事……

莉拉和埃莱娜一起成长于那不勒斯一个破败的社区，从小形影不离，彼此信赖，但又都视对方为自己隐秘的镜子，暗暗角力。

莉拉聪明，漂亮。她可以毫不畏惧地和欺凌自己的男生对质，也可以去找人人惧怕的阿奇勒﹒卡拉奇要回被他夺走的玩具；埃莱娜既羡慕莉拉的学习天赋和超人的决断力，又一直暗暗模仿莉拉。

家人不支持莉拉继续求学，因此她到父亲和兄长苦苦维持的修鞋店帮工，又面临几个纨绔子弟的追求。埃莱娜则怀着对朋友的关爱、嫉妒和理解，独自继续学业，却始终无法面对和莉拉竞争的失落。

最终，十六岁的莉拉决定嫁给肉食店老板，但在婚宴上，她发现了丈夫的背叛。而埃莱娜也站在成人世界的入口，既为前途担忧，也因对思想前卫的尼诺产生朦胧好感而彷徨。

《伊利亚特》以特洛亚战争为题材。战争由“金苹果传说”中特洛亚王子帕里斯裁判造成美女海伦被劫引起，历时十年，史诗主要叙述发生在第十年的五十天左右里的故事。希腊军队统帅阿伽门农的傲慢和贪婪激起军队主将阿基琉斯的愤怒，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战斗和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