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本科毕业又如何？ “其实助学金也是负债。如果说我欠债六百多万，男人听了会怎么想呢？”——二十四岁的小爱
结婚也摆脱不了贫困 “二十几岁的单身妈妈们人际关系薄弱，容易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有的人是受丈夫虐待，衣服都来不及换，身无分文就逃了出来。”
——“东京都爱心单亲家庭援助中心”工作人员
色情店成为“救命稻草” “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
——二十一岁的小花
本书由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报道组所制作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等节目集结而成，重点关注女性与儿童贫困、单亲母子家庭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在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值得中国读者了解、反思并引以为戒。

《老后破产：所谓“长寿”的噩梦》是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采访过程全记录，也是已经有良好口碑的“译文纪实”系列的第28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老后破产”在日本是热门话题，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也成为避不开的话题。
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为什么还会“老后破产”？
长寿，这个幸福社会的象征，将成为压垮老后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建筑公司的老板娘在独子过劳死、丈夫病逝之后顿失依靠，有病痛不敢看病，只求节省开销……
宠物店老板关掉店铺专心护理重病的母亲，送走母亲后却无法再次就业，只能卖掉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房子以维持生计……
中年失业的子女，仰赖双亲的养老金过活，最后却两代人双双破产……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案例中的每一位老人，年轻时都与你我一样认真工作，做好了退休后的储蓄计划，却从没想过老后生活如此孤独辛苦，甚至失去求生欲望。
“老后破产”问题不只冲击65岁以上的老人，更进一步蔓延至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如果不能认清现状，寻求解决之道，那么，不管你现在几岁，都将成为“老后破产”的预备军。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