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万历二十年（1592年），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倾全国之力发动侵朝战争，试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大明。朝鲜不能抵挡，短短月余便丢失汉城、开城平壤三都，战火烧到中朝边界。关键时刻，明神宗派大将李如松出师东征，抗日援朝。最终，这场历时七年的大规模国际战争，经过一系列明面上的厮杀与暗地里的角逐后，以日本全面撤出朝鲜为结束。
这场战争不仅对中、日、朝三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导致了东亚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本书广泛运用中、日、朝三国史料，详细介绍了万历朝鲜战争中发生的战斗、对峙、谈判以及各方盘算，力图以全景式描写还原每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将这场战争的始末与本来面目完整呈现给大众。

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本书。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现存资料大都是出自内地政权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他们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内地政权与吐谷浑的关系上，因而，要完整地论述吐谷浑族本身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象吐谷浑的社会性质这类的重大问题，也难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吐谷浑与其它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关系之密切，研究这种关系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基于上述情况，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

许多学者认为，每个王朝崩溃时，政府机器毁坏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对水利问题的忽视。由于漕运不能再进行有系统的输送，大明帝国才失去了活力，直至最后崩溃。这是真的吗？
本书系黄仁宇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全书以扎实的数据和考证为基础，还原明代的漕粮运输图景和漕运管理方式，并由此触及明代的政府模式、官场惯例、经济制度、地理环境、工艺技术和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它揭开了明廷依靠漕运作为国库收入主要来源长达两个世纪这一现象背后的主导思想观念，更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为何一个政治、经济、环境都远优于西方的国度，却未能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
编辑推荐：
1、本书征引资料丰富，运用大量数据分析是其重要特点。从经济角度而言，大运河对明朝发挥着命脉的作用；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审视，1368年至1644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中国却错过了这段使人奋发的岁月。本研究能够发现一些线索，为人们的思考提供帮助。许多学者研究，大凡一个王朝的灭亡，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对水利的忽视，大运河后来无法进行有系统的输送，是否证明了大明帝国的崩溃？史家黄仁宇在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大运河（漕运）对明朝的国家财政发挥着命脉的作用，它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的物资供应都要经过它，大运河有它绝对的历史意义。明代漕运问题涉及明史中的许多因素，如官场惯例、国民经济、地理环境和工艺技术等，都密切关联着漕运的运作。从明代帝王、大臣管理漕运的方法中，我们可以推断描绘明代的政治体制、政府模式、财政政策以及社会风俗和统治思想。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 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如何形成的？
★ 一个不同于秦汉社会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在与诸民族互动形成的？
★ 东亚大陆形成的统一帝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
【内容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外诸民族间的抗争与流动，足与西方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相匹敌，甚至超过其规模。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使周边民族逐渐“汉化”，同时中原王朝内部也出现了“胡化”“蛮化”现象。这种双向的“中华化”让一个迥然异于秦汉社会的“新的中华”最终形成。
汉民族乃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川本芳昭一直关注其形成过程极其与周边诸民族的互动关系。上至汉唐，下至辽、金、元，川本芳昭从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考察鲜卑、乌丸等北方民族，獠、羌等西南民族，以及朝鲜与倭国的“中华化”，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了东亚古代的民族与国家。
【本书突破】
① 从“中华帝国的构造”的观点来看，北朝与辽、元、汉代彼此间在国家体制上具有同质性的一面（本书第1篇第4章）；
② 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体制也可以看到与上述类似的发展历程（第2篇第1章）；
③ 当东亚大陆形成统一帝国时，周边地域（如古代云南、日本等）也会产生同样的波动，这一波动又与周边地域的自立化相互关联，从而呈现出与大陆同样的发展轨迹（第3篇第1章）；
④ 北魏史研究中的发现，在辽、金、元甚至清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同类现象，且这种类似性绝非仅仅因为同是非汉民族入华而产生的（第4篇第4章）；
⑤ 所谓汉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后才能得以实现，此时的汉民族已是个较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深化了的概念（第3篇、第4篇第1章）。

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上追尧舜，禅让称帝，王莽究竟是民选的圣主，还是篡汉的罪人？
★新锐文史作家、网红书评人张向荣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
★罗新、刘勃、陆大鹏力荐
★搁置定论，厘清王莽真容，揭示两汉皇权真相
丰厚细节，再现政途跌宕，叩问儒家使命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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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把新莽贬入闰位，把古典末期的这个重要瞬间涂抹得怪诞荒唐。张向荣以深描细察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转折时代。
——罗新
★写得真好，第一章汉史简述，综合各种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体讲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较少，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见，自在其中。
——刘勃
★张向荣博士的《祥瑞》，不仅仅是王莽的传记，而且把西汉的“建国”“建政”大业以及儒家如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开朗。这本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支撑，行文深浅适中，结构设计巧妙，幽默风趣，常有发人深思的犀利评论。对王莽、西汉历史和儒家这三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这本书。我期待能够读到更多这样面向“受过良好教育、非专家”读者的中国题材历史书。
——陆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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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来自极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到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9岁，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献雉，还是周成王时期，见的是辅佐幼主的周公。——难道所谓“王者”，是刚刚稳定了西汉政局的大司马王莽？这极有可能是王莽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可臣民们怎样看待这位功德超群的外戚权臣与周公相媲美？是诧异、震惊，还是觉得锦上添花？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是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论述精到，有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作者熊鸣琴认为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降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许倬云、王铭铭、罗丰、荣新江等倾情推荐 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蒙古高原的匈奴| 高原河谷的西羌| 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
☆探察三大游牧社会及其与汉帝国的互动 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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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 考取径，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所学科研究方法，王明珂教授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进行了考察。主要探究了三大游牧部落的环境生态、动物生态与饲养、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汉帝国的交往互动。
游牧者们看似“自由”的抉择，乃是在一种生存境况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族群的发展并不能以高低为论，而是一种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王明珂教授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与辩证论述，希望以此形成对族群历史关系的新认知，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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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本书主旨为探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原因，分析这种思想的表现及其对清韩关系的影响，阐明自号“小中华”的朝鲜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利用之以建立其政权的正统性，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作出全面的榫和重新解释。为此作者研读了中、韩和日本的几乎所有相关文献，穷十余年之功，撰写了这部被相关专家誉为具有震撼性的著作，持论公正，述事理性客观而有深度。应当说，这是近年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中的一本，《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上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有书目介始，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溥仪（尊龙 饰）的一生在电影中娓娓道来。他从三岁起登基，年幼的眼光中只有大臣身上的一只蝈蝈，江山在他心中只是一个不明所以的名词。长大了，他以为可以变革，却被太监一把火烧了朝廷账本。他以为自己是大清江山的主人，却做了日本人的傀儡。
解放后，他坐上了从苏联回来的火车，身边是押送监视他的解放军。他猜测自己难逃一死，便躲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割脉自杀。然而他没有死在火车上，命运的嘲笑还在等着他。文革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留下了斑斑伤痕。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萧启庆治元史的多篇论文在台湾先后不重复地结集收入三本著作中，即《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论》。此次将其中有价值的文章重新编排，汇为《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等。

这是两卷关于宋朝（960-1279）及其五代和南方诸国先驱者的第一卷，介绍了中国从907年唐朝灭亡到1279年蒙古征服南宋的政治历史。概述了在社会、经济和知识分子上升时期，标志着宋朝政治的兴起、巩固和灭亡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特别强调了在宋朝时期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识的文人阶层，其特点是在朝代早期考试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在接近尾声的“道学”运动的兴起。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宗派主义和宰相专制对宋朝政治文化的不稳定影响，以及契丹辽、西夏、女真金和蒙元等强大的草原帝国对宋朝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速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