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小萍编著的《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以自贡盐业的经营和自贡商人为研究对象，揭示了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自贡盐业发展的基本面貌。作者高度评价了自贡盐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业经济史上的研究地位，认为自贡盐业是“中国第一个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私营井盐工业”。本书记述的是中国最早的私人高资本、高生产能力工业企业——食盐制造企业的百年兴衰。这些企业清朝中期时出现在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这是一部商业史的著作，也是一部与外界互不关联的商人圈的社会史——他们调配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向我们呈现了帝国边缘地带的中国城市精英的形成。

在本书中，林郁沁围绕着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她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美国版“国史大纲”，美国大学中国通史教材
“帝制”二字，讲透中国历史四千年
“走进帝制”的历史，“走出帝制”的进程
◎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贺凯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
197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专门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写的，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文明从史前到1850年的漫长历程。
这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选材独到，叙述精当，很符合美国大学优秀通史教材的特色。自出版以后，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地作为中国史的基本教材而采用。
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 编辑推荐（作品看点）
汉学经典名著，美国大学广为流行的中国通史教材。
全书仅仅400多页的篇幅，就能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较为详实地叙述了中国4000年的历史。
“帝制”二字，讲透中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历史特点。
◎ 媒体及学者推荐
此书是伟大的汉学之精华与经验之集成，是愉悦又艰辛的治学之体现……在贺凯教授诸多杰出的学术成就中，此书是最富有魅力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贺凯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他向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文明方方面面的丰富知识……为汉学家、老师和学生展示了通史式中国史的另一种写法。——《亚洲历史学刊》
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其组织结构……如此结构可以给予读者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直观又综合的视野……——《历史》
毫无疑问，它将成为大学课程中的标准。它扎实但不艰涩，可以被推荐给任何一个想要了解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入门知识的人。——《华裔学志》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中国历史文化简史》是一个完美的入门。它文字极佳，组织合理，是一部记录了从历史之初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著作。——《东方学报》
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试图用四百多页的篇幅囊括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亚洲华尔街日报》
这部书的优点在于一卷在手，中国史的大体脉络很清楚，而且作者关注很多文化的例证，因为他有过很好的汉学训练，这是晚近新的西文中国史不具备的。——陆扬（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

本书收集了作者数年来的专题研究论文共计十九篇，内容涉及历史、考古等。作者结合自己长期在宁夏固原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公元3～10世纪中国中古史作为研究重点，对宁夏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融合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并引用了大量国外的资料，对于现阶段相关问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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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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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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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是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论述精到，有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作者熊鸣琴认为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降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本书精选刘浦江教授在宋辽金史领域的学术论文，按照主题排列，以见其学术格局。刘浦江教授以文献考据见长，并能娴熟运用辽金石刻材料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将历史学与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疑难问题，将宋辽金史研究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生动还原八百年前元朝两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一本多角度的历史大散文。
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这条路相连。
这条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 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这条路是元代的辇路，是皇帝往返两都之间的专属性道路，设有十八处纳钵。
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享受历史的丰富，探寻生命的意义，重新发现中国。
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大历史与个人小历史在书中错落交汇。
在这条路上，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一边是遥远的史书上的沧桑印迹，一边是近处几十年的悲喜人生。年少时不为人所知的暗恋，三十年前的半途而废的远足，二十年前暴风雪中被倒提双脚走出黑松林，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记忆里一朵牵牛花的摇曳，都因某一地点某一场景，在路上被恍然忆起。作者五十年的人生，也零星散落在这条徒步之旅上。
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本书汇集了许多的旅行家对于徒步的思考和意义。所引用的国外旅行家的段落，几乎都出自作者的优美译笔，且金句叠出：
“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
“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
本书配以精美手绘插图，以及手绘地图，生动表现沿途历史遗迹和人文风貌。

《孤军》一书乃家族个案史与王朝兴衰史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全书以八旗贵族费英东的子嗣，即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3年）、凤瑞（1824-1896年）、金梁（1878-1962年）这一家三代人为主线，揭示出该家族百余年浮沉消息的“小历史”,适时而巧妙地牵引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大历史”,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族群认同”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和阐释。

本書中討論的是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迴避這些大問題。最近，迅速膨脹的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中國與亞洲和世界，究竟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們要承認，現代中國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比如高句麗問題、東海與釣魚島問題、南海與西沙、南沙問題、外蒙古與內蒙古問題、新疆的東突厥運動以及伊斯蘭教問題、西藏及藏傳佛教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台灣問題，甚至還有可能死灰復燃的琉球問題等等。
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裡，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尊重。
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本書從「歷史」出發，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作者侧重探讨了夹在汉、唐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的本质；当时周边地区如日本、高句丽、百济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与许多国内学者不同，川本芳昭打破了国别的限制，而试图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接受、以及这种文明的传播所带来的民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葛兆光教授十年前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計劃，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保存的有關中國史資料作為「新材料」，試圖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為此，葛教授陸續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著作，在國際學界受到廣泛關注。本書是葛兆光教授有關東亞與中國研究系列論著之一。為了對「周邊」及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做一個清晰的界定，作者在這本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民族史（包括「邊疆民族」）、歷史地理學（包括「邊疆史地」）、全球史（和區域史）等各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以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907）至宋辽“澶渊之盟”（1005）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前三章）专注于界定一系列概念并探讨相关观念的变化，包括边界（border）、族性（ethnicity）、忠诚（loyalty）的意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后三章）通过对不同时期越境入辽的代表人物李澣、韩延徽、张砺、赵延寿、王继忠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从唐亡至“澶渊之盟”近半个世纪民众的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一章辽朝的历史。第二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四章。第五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六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七章元后期的历史。第八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九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