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此书中，他想要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仍得以延续。

以蒙古人的觀點，解析蒙古與台灣、俄國的歷史關係，
想了解蒙古國取得獨立的真正過程，
絕不能錯過本書！
●蒙古獨立是蒙古人本身自願的，不是俄帝煽動的結果。蒙古獨立運動曾經不被任何國家支持，其獨立的過程完全依靠本身鍥而不捨的努力，向當時北方強大的鄰國（俄國）請求援助。俄國如何回答？俄國實際上對蒙古抱持何種態度？
●為了收復內蒙古，蒙古國政府曾於1913年向中國發起戰爭。蒙古國的政策以收復原先完整的領土，並恢復13世紀成吉思汗成立的「大蒙古國」為目標。依據蒙文文獻，內蒙古四十五旗當中幾乎全部希望加入蒙古國。當時蒙古國與內蒙古的關係如何？
●蒙古人於1911年發起第一次獨立運動，欲脫離滿清，卻被新建立的中華民國視為地方分離運動，加以反對。曾經建立橫跨歐亞帝國的蒙古，在歷史的悲劇中分裂為內、外蒙古。1911、1921年，內蒙古人與位於俄國境內的布利雅特蒙古人，都曾參與過獨立運動，足見蒙古國為蒙古族團結的重要中心。
●蒙古1911年的獨立運動成功後曾因俄國、中國的影響而受限，最終仍於1945年得到承認。1911～1945年如此長的時間裡，蒙古如何制定政策，順利周旋於兩國間？
●除了與中、俄國兩大強國間的關係外，蒙古也曾試圖取得美國、日本等第三方鄰國的承認，企圖影響中俄兩國對獨立一事的態度。雖然最終都未成功，此一歷史過程仍舊值得世人關注。
作者序
讓蒙古國的風吹進台灣
十多年前，當我初次踏進師大國語中心時，每間教室的牆壁上都掛著一張張世界地圖。但是，沒有一張地圖上出現「Ｍongolia」的字樣，相反地，卻把蒙古擺在中華民國的範圍內。
對於在獨立國家出生、長大的我而言，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現象。
在我認識的諸多台灣朋友中，每一位都以為我會說中文，都稱呼我來自「外蒙古」，沒有人認為蒙古是個獨立國家。當年，我一進入台大碩士班就讀一年級時，一位教授不知為何對我抱持著十分強烈的敵意。他批評我既然是中國人，為什麼中文還說不好？或是，你就是中國人，蒙古獨立算什麼？那年我不過是個二十初頭的小女生，因自己出生長大的國家而遭受謾罵，既不解也不懂得辯護。就這樣，默默在心中留下無法忘懷的傷痕。
雖然那時我幾乎要放棄回國了，但是身邊的台灣朋友卻不斷地鼓勵著我。加上，好面子的我不願意回國時被誤解，讓人說我怎麼隨隨便便就從學校退學？終究，我選擇了留下來，甚至還拿了個博士學位。這大概是當初完全料想不到的。
這幾年裡，我發現台灣人對蒙古的瞭解真的太淺、錯誤太多了。在盡力解釋的過程中，我興起研究蒙古獨立史的興趣。因為，用中文發表的相關著作確實相當稀少，我開始希望有一本書能夠讓台灣的朋友瞭解真正的蒙古史。而當我開始認真研究蒙古獨立史時，也發現獨立過程遠比我想像的更加漫長與艱辛。我衷心希望蒙古的年輕人能多加珍惜這個國家。雖然世代更迭，現今已是個提倡人權的時代，人人都懷抱獨立自主的願望與快樂。難道這不是在前人的奮鬥中一點一滴改變而來的嗎？這份精神，相信應該長存心中。
最後，這本著作使用相當多蒙古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相信會對部分讀者有所幫助，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由於是第一本書，不完善之處還有許多，期待更多人能夠批評指教。雖然不管在閱讀史料或是翻譯上都相當困難，最終沒有放棄而以中文發表，我真的感到相當慶幸。在台灣十幾年鼓勵我的老師以及所有朋友們，還有我的家人，我要致上最誠懇的謝意。謝謝你們，也謝謝讀者。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