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 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作者詹姆士•斯科特是美国人类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领军人物，其《农民的道义经济》一书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都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农业研究”是一个跨国的高水平博士后研修项目，至今已经延续了近20年。
【推荐】
这部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士·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它具有深入的洞察力、创造性和同情心。很少有学者具有更敏锐的能力可以洞察那些没有历史、居于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并采用完全不同的实践和形式的人群的能动性。事实上，这已经使他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人们不仅可以逃避国家 ，而且可以避免国家形式本身。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这是一个出色的研究，富有人文和文化的洞察力，这部著作将改变读者对人类历史，以及对他们自身的思考方式。这是我所阅读过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理论中最具吸引力和激动人心的著作。
—罗伯特·郝夫纳 (Robert Hefner)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歐亞草原的統治者，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偉大傳播者。
從亞洲東部的蒙古高原，到東歐的黑海北方，這一片廣袤的草原上疾馳著騎馬遊牧民。對它們來說，這個世界既沒有「歐洲」，也沒有「亞洲」。這些騎馬遊牧民，與農耕定居民的文化、社會、道德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經常創建出擁有廣大領域的國家，並帶給鄰近的東亞、西亞及歐洲很大的影響。
騎馬遊牧民如何衝擊世界史呢？眾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導致了歐洲發生重大變革，雖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學界依舊未達成定論，但匈人是從東方遷移到歐洲的騎馬遊牧民族則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衝擊更早地發生在東亞。從所謂的「五胡亂華」開始，其中鮮卑系的北魏勢力崛起，最終銜接上隋唐帝國，統治東亞長達五百年；然後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後是蒙元和滿清席捲了整個中國。可以說東亞受到騎馬遊牧民的影響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遊牧民，除了自身發展出的輝煌文化之外，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雙向的傳播。他們將取自西方的構想傳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發明傳至西方，並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來自西亞、希臘、中國等不同的美術風格。
■透過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對照，還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實樣貌。
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體掌握彷彿傳說般存在的古代遊牧民族。
然而遺憾的是，斯基泰與匈奴都沒有文字，它們沒辦法訴說自己的歷史。但藉由東西方的「歷史之父」──司馬遷與希羅多德的描述，他們的戰鬥實力與習俗被書寫、留存下來。司馬遷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驚人地相似。這兩人不持有偏見，承認與自己定居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獻，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採用考古和美術史資料。關於遊牧社會的考古，大約是十八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在彼得大帝兒子的生日會上，一名在中亞經營礦場的富商，獻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黃金器具當作禮物，大帝注意到了這些物品在美術上的價值，下令展開中亞地區的挖掘。隨著考古挖掘，馬具、兵器及黃金器具，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徵陸續出土。本書就利用了至今為止發現的考古資料，盡量「復原」湮滅的歷史。
以草原的「古墳時代」為主，解釋了西元七世紀的草原上已經誕生了王權，而且分佈在整個中央歐亞。另外，對（1）馬具、（2）兵器及（3）黃金器具的美術史分析，也凸顯出斯基泰美術的獨創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國、希臘風格上所達到的極致。
本書也將考古發現和文獻彼此印證。比如希羅多德記述的遊牧民「王的葬儀」——製作木乃伊、用割耳或傷害身體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喪禮上吸食大麻達到亢奮狀態，以淨化自己——這些都從考古發掘中加以證實。而在南西伯利亞考古發現的中國風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還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兒呢？作者也結合文獻加以推論。
■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看見遊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性！
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遊牧民通常被視為野蠻和落後，與文明無緣。在中國史料中，「華夷之辯」是一種貫通整個農耕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文明」一詞是從英語「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譯而來，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會所發明的用語。從這個角度看，以往被視為人類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謂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權誕生、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建築、官僚制度的創設、發明文字等等。
然而，對於本來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他們難道因此就是與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蠻」之地的「胡」人嗎？本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那不過是農業社會的偏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從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們的裝飾品來看──華麗的黃金工藝品、色彩鮮豔的氈製品、以及各種馬具和武器——都凸顯出「文明」的獨特性。另外，隨著文化的交流，遊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紀裏海附近的遊牧國家「可薩」為例，他們用貿易支撐其財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與當時的大國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並駕齊驅，備受矚目。首都裡有七位法官，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法官各兩人，薩滿教法官一人。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對待，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這樣的做法雖然並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觀念，但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就可看見遊牧民族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本書即採用大量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資料，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如果放棄中國視角，從匈奴的角度看漢匈之爭，會看到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呢？
其實，司馬遷已經告訴你。
關於匈奴的史料，幾乎主要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是持平之人，他透過一位叫「中行說」的宦官表達了匈奴的立場。中行說本是陪同和親的公主到達匈奴，但他最後發誓向單于效忠，並用他所認同的匈奴的價值觀反駁漢使。比如他認為，匈奴的政治更靈活和務實，不像漢那樣被無意義的禮儀所束縛。
透過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看到，漢除了以公主和親，取得匈奴支持外，還必須每年提供大量高質量的絲綢。這些絲綢並不是遊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轉賣給西方，獲得高利潤。此外，一般中國史書上多強調匈奴不守規則，即便漢已經和親、並每年提供贈品之後依舊反覆侵寇。然而本書指出，漢匈之間本來就存在民間自由貿易，這也是符合雙方利益之事。然而漢的中央政府認為不需要民間貿易、故常常閉關，從而引發糾紛。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叛亂分子常常尋求遊牧國家的援助。西漢時代最大的叛亂——吳楚七國之亂，就與匈奴單于合謀而發動。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匈奴掠奪金銀財寶、絲綢和穀物；他們掠奪的是人和家畜。這些人被掠奪去做什麼呢？——答案是從事農耕。本書也從考古學的資料中分析匈奴的遊牧社會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書指出，漢帝國中也存在大量自發性的逃亡者，除了層級高的比如燕王，還有大量一般民眾「聞匈奴中樂」而翻越長城。官員郎中候應在反對廢除長城防衛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長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漢人向北逃亡。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
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

以现代分子手段，重探人类演化路径
在“走出非洲”与“多地起源”的学说争论之间，持续追问“人之为人”的起源、演化与未来
◎ 编辑推荐
从提取古埃及木乃伊的DNA到测序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
从冷战时期的单枪匹马到全球大协作背景下的往来轶事
古DNA领域奠基人的一手回忆，一线 科研工作者的立体人生
◎ 内容简介
1856年，也就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三年前，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以东约10千米处的尼安德河谷，清理采石场的工人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和一些骨头。几年后，这些遗骸被鉴定为属于一种已经灭绝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他们是谁？大约于3万年前消失的他们，是否与现代人类有过混血？我们体内是否还留存着尼安德特人的古老基因？
本书的作者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通过古DNA技术，大胆且严谨地探索了以上问题。《尼安德特人》既是他对古DNA领域从兴起到日趋成熟的第一手行业记录，同时也交织着一位科研工作者，真诚面对困惑、失败、质疑、成功与更多未知的精彩经历。从古埃及木乃伊到获得第一个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序列，再到发表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草图；从瞒着导师开展实验，到冷战时期前往民主德国获取样本，再到全球科研协作背景下的交流轶事——帕博在古DNA领域30多年的探索，在“走出非洲”和“多地起源”学说争论之间，拉开了研究古老基因变异如何影响现代人生理的序幕，也见证了一位好奇于古埃及学的医学生到人类演化科研项目组织者的成长。请跟随本书追本溯源，一探我们如何成为人类，又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
◎ 媒体推荐
帕博用第一人称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引人入胜的古遗传学研究发展，以及使该领域成为可能的技术革新。
——《科学》
《尼安德特人》展现了一个新兴科学领域的发展历史。
—— 卡尔·齐默，《纽约时报·书评》
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与古DNA绑定在一起的，那非斯万特·帕博莫属……《尼安德特人》的出版及时，且行文流畅。必读推荐。
——《自然》
◎ 名人推荐
这是一本由传奇科学家写就的经典之作。我每次与斯万特·帕博博士见面都能感受到他的激情，相信本书一定会带给你一次不同寻常的寻踪问祖的穿越之旅。
——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帕博用引人入胜的笔调，讲述了欧洲“尼人”基因如何流入世界各地现代人学业的精彩故事；看似匪夷所思，实则情理之中。有趣的是，我国近年发现的许昌人化石居然还发育出“尼人”特有的器官构造，令人深思。遗传学与古生物学联姻将精准描绘近代祖先的行走轨迹：是“走出非洲”，还是“多地起源”，抑或“边走边融”？
—— 舒德干，中国科学院院士
想了解人类的演化历史，想了解科学家是如何解密这一过程的，《尼安德特人》绝对是上佳的选择之一。
—— 徐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透过尼安德特人这个独特的小窗口，我们得以窥视人类演化的过往历程。想知道是什么铸就我们现今的样子，或许，你可以翻翻此书。
—— 邢立达，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
了解我们从何而来，才能知晓我们将往哪走。认真回顾人类过往的历史，将会拥有更好的明天。
—— 王石，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
我们的先祖是什么模样？我们人类为何成为如今这般？其间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们从中又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读读《尼安德特人》吧！了解逝去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
科学家是如何通过DNA的蛛丝马迹来寻踪“断案”的呢？这部重建人类演化史的“科学历险记”能给我们想要的答案。
—— 李昌钰，刑事鉴识专家
什么使人类独一无二？科学家坚持不懈寻踪尼安德特人DNA，用科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望人类演化史的大门。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人类？看了此书你或许就会明白。
—— 黄晓明，演员
◎ 获奖信息
★入选《环球科学》2018年“最美科学阅读”榜单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许倬云、王铭铭、罗丰、荣新江等倾情推荐 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蒙古高原的匈奴| 高原河谷的西羌| 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
☆探察三大游牧社会及其与汉帝国的互动 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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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 考取径，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所学科研究方法，王明珂教授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进行了考察。主要探究了三大游牧部落的环境生态、动物生态与饲养、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汉帝国的交往互动。
游牧者们看似“自由”的抉择，乃是在一种生存境况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族群的发展并不能以高低为论，而是一种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王明珂教授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与辩证论述，希望以此形成对族群历史关系的新认知，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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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这是一本有关考古学的经典畅销书，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C. W. 策拉姆追寻着伟大学者和冒险家的足迹，从欧洲来到中东，又转至中美洲，带领人们进入一个个考古学传奇：施里曼发现特洛伊、卡特开启图坦卡蒙传奇般的墓室、科尔德维挖出巴比伦城、汤普森潜水寻找玛雅宝藏，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读者们宛如身临其境，亲历这些湮没已久的世界被揭开神秘面纱的过程。
本书首次出版于1949年。迈入21世纪以后，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德国罗沃尔特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了彻底修订，补录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插入大量精美图片，补充了附录，进行了多方完善。

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氐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本書首先呈現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歷史過程涉及華夏以「羌」為其西方族群邊緣的宏觀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許多邊緣人群爭論、建構與遺忘「歷史」並改變其歷史心性之微觀過程。此文化過程涉及─民族走廊上諸人群在中國、吐蕃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之多重政治文化影響下，透過各種文化表徵相互歧視、誇耀與模仿而成為華夏、吐蕃、以色列人後裔，以及「有共同語言文化的羌族」之過程。藉此，本書對羌族以及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此书中，他想要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仍得以延续。

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本书根据香港奥达斯制作有限公司1990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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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 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⑨ 是该校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 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A Study of the Ldab Ldod）论文，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戈尔斯坦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戈尔斯坦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助教授。1971-1977年，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戈尔斯坦先后担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5年至今），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78－1990年），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 主任（1987年至今），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 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至今），IREX（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蒙古项目（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跟踪研究）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 （IUAES）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2-1993年），“西藏扶贫基金会” 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亚洲腹地》（Inner Asia）杂志编委（1998年至今）。
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其中与藏学有关的项目达25项。
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西藏。戈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
戈尔斯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戈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收集资料。1986年6月3日，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 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对西藏西部牧民进行为期17个月的联合实地考察的协议，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55个家庭、253口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凯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Reflections on Tibet,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he Dalai Lama）的报告。
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Grammar and Reader)、《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语入门》(Tibetan for Beginners and Travelers),《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现代藏文精粹》(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The New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不仅冲破了印度学者达斯的《藏英词典》长期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而且弥补了达斯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不足。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已有汉译本）,《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 198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当代西藏研究著作主要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The Struggle for a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National Identity)（与凯普斯坦等合著）。

这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