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一些心得、成果的汇集，从三十年邓文如先生领进门开始，六十多年来对魏晋南弱朝史的研究，一直用力较勤的方向。
本书所收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12篇大多写于1949年之前，极少几篇发表于其后，但构思属稿仍在以前。下编的22篇文章大都写于七十年末以后，只有《论诸葛亮》一篇写于1954年。
上编的论文属早年之作，行文格式与今天通行者多有不同。为便利读者及全书体例的统一，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部分论文补充了一新发现的资料，同时订正了原文中排印及行文中的一些讹误，但文章的整体框架则一仍其旧。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不仅在捐纳制度史方面，而且在科举制度史、官僚铨选史研究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和推进。《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创意和创新突出，一是视角新颖。清晰揭示了捐纳对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将捐纳对社会流动的功用论述明晰，从本质上把握了捐纳的制度与运作。二是左右兼顾。翔实阐明了捐纳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将捐纳结合科举制度考察，再比较捐纳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特性，从而形象地再现了捐纳制度和科举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功用。三是一以贯之。深入探讨了捐纳制度与官僚铨选的关系，通过学理的分析，展示了捐纳候补官缺的丰富内容和候补官的“就职难”的实态。四是拾遗补阙。较大程度地丰富和深化了明清捐纳制度的基本内容，如报捐、印结、赈捐、明代捐纳，以及商人在捐纳实施中的角色等，既有研究不够或不足的部分，均有推进。
作者伍跃积十数年研究之力，搜集和征引了大量一手材料。全书除了引用大量大陆和台湾之已刊未刊档案，引用政书近50部，捐纳资料2 7种，登科录、缙绅录、职官录22种，尤其是缙绅录、职官录多达19种，奏议、日记、年谱、文集、笔记、官箴书70余种，不少是中国、日本各公藏机构的稀见珍本。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