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东南亚史(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东南亚是世界上历史、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儒学，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这里有过殖民经历。战后东南亚的新发展举世瞩目。东南亚的历史复杂而令人倍感兴趣。
《剑桥东南亚史》是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剑桥史”中的一种，由美国，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12位具有国际学术声誉的东南亚史学者合作完成。这部150万字的巨著，采用主题论述的方式，聚焦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发展，在结构上和内容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不同于此前出版的按国别或纯粹按年代顺序，以政治甚至王朝兴衰为主要内容的东南亚史致力于从整个地区的层面上论述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全貌，也不忽视各个国家的特点，各章既有鲜明的特色，互相之问又联系紧密，全景式地展现了东南亚史；充分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前历史学、考古学对东南亚史研究的新成果，并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比较方法，体现了当代东南亚史研究的水平和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分两个部分，全面展示了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的东南亚历史。本卷在开篇第一章对20世纪的东南亚历史编纂学的极有学术价值的全面考察之后，运用新的结构和分析框架，多学科的方法和大量新的史料，在第一部分第二章到第五章中论述东南亚地区1500年前的历史，探讨了东南亚的原始社会。早期国家组织.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因素、复杂的宗教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第二部分（第六章到第十章）为1500～1800年的东南亚史，分析1500年以后外部世界的影响和东南亚社会的适应性，探讨了这一时期东南亚政治发展，经济变化，社会变迁和宗教问题，以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一重要的过渡时期东南亚在内外压力下陷入的困境。
《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分两个部分，全面展示了19、20世纪的东南亚史。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包括从1800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东南亚史，论述了殖民政权的建立和西方列强的政策，探讨了这一时期东南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殖民统治和国际商业影响下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和复杂化。宗教和大众文化及其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关系，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始。第二部分（第六章到第十章）探讨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南亚，在论述殖民帝国的终结和东南亚独立国家形成后，深人分析了在当地历史传统。战后全球格局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展示了当代东南亚的宗教变化，探讨了战后东南亚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