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佛朗哥统治西班牙近近40年，人生充满传奇与矛盾。他早年恪守军人本分，似无政治野心，但在国家转向的关头，参与军事政变，推翻了左翼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二战期间，他与希特勒虚与委蛇，却始终没有加入纳粹阵营，使西班牙免遭战火；战后又靠拢美国，获得大量援助。他维护西班牙传统文化，对西方保持警惕，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推动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热心培养王子接班，恢复君主制。和平交接权力，客观上为西班牙实现民主奠定了基础。本书作者是西班牙历史和佛朗哥研究权威学者，利用了大量佛朗哥的私人文件和采访材料，突破政治偏见，避免简单谴责或颂扬，力求客观公允。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传记，呈现了西班牙的现代历史图景与政治发展脉络。

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秘密战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不朽史诗
大博弈开始，两大帝国相隔3000公里；大博弈结束，两国仅距30公里。
但在中亚的土地上，在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汇点，博弈永不落幕。
19世纪初，英属印度和沙皇俄国中间横陈着广袤的沙漠和群山。这些地带不为人知,也未被测绘，只有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这些蒙古汗国时代的古老地名还残存在人们遥远的记忆中。随着俄国不断向南扩张进入中亚腹地，英属印度不断向北扩张逼进克什米尔，两大帝国逐渐显示出碰撞的态势。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围绕潜在的威胁，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而又如履薄冰的勘探、间谍、军事与外交博弈，史称“大博弈”。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参与者的故事。其中英国和俄国的年轻军官，他们不断探索，舍命涉险。他们扮作朝圣者、马贩子，绘制秘密山口的地图，搜集珍贵的情报，求得与当地最有权势的汗王结盟。有人一去不返。在今天的中亚，大博弈年代的野蛮和暴力仍然回响不绝。
阿富汗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计划将本书翻译为普什图语，他说：“（阿富汗人）能从中看到历史的重复……只有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历史，才能打破这个循环。”翻译还未完成，1996年9月，塔利班武装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被残酷处死。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日常中斷，死難兩千萬，熟悉世界毀於一旦
生而為人，如何面對史上最慘烈內戰？
掙脫教科書與民族主義的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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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官方的歷史詮釋，第一本從民間視角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歷史著作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歷經長達十五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超過兩千萬人喪生、更多老百姓流離失所，堪稱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內戰。
師承最會說故事的漢學家史景遷，本書作者梅爾清大膽跳脫傳統教科書裡的成王敗寇與民族主義，不再將焦點放在洪秀全、曾國藩和帝王將相背後的政軍角力，反而關注那些受到戰爭直接影響、其心聲卻被官方紀念與國家記憶所遺忘之人。
對地方上失去愛人、生計與生命的幾百萬老百姓來說，太平天國戰爭到底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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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被遺忘的聲音，捕捉地方老百姓眼中的動盪時代
「世人做錯什麼，才得遭受天譴？」
當太平軍攻陷南京城，家鄉就在附近的一位慈善家發出了天問。他將眼前的殘酷戰爭，描寫成老天爺勸人為善的象徵。他振筆疾書、積極向鄉民佈道，為了替地方團練籌措經費，也為了導正世間的道德秩序。
除了這位以道德解釋災難的慈善家，本書還記載著一段段備受劫難的人生故事，包括用日記描述戰爭慘況的揚州詩人、被太平軍俘虜與剃頭的讀書人，以及透過書寫喪母之痛，學著與悲傷共處的孝順兒子。藉由從未揭露過的民間視角，讀者得以窺見長期被官方所遺忘或扭曲的故事，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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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躁動的亡魂，看見太平天國戰爭在人心中的刻痕
戰爭如何中斷日常？人們如何面對失序與動盪？如何處理遍地屍骨與紀念逝去親人？如何重拾內心的確定感，重建被戰爭粉碎的世界？
躁動的亡魂，反映出躁動的人心。太平天國戰爭讓成千上萬人成為亡魂，並在無數生者心中烙下刻痕。
本書透過方志、傳記、詩集、外交文獻與傳教士報告，帶領讀者看見這些刻痕，看見當時人們最切身的經歷：失親之痛、對官府失能的憤怒，以及摻雜腐臭氣息與夢魘畫面的可怖回憶。

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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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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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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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是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论述精到，有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作者熊鸣琴认为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降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
爱尔兰记者奥克莱里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在本书中，他以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为框架，围绕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将苏联最后六年的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心向背，用细致可靠的描写，表现得清晰而传神。
苏联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身上。每个人都看着他们，“就像狼群等着最强壮的两头狼对峙”，看谁会成为领导者。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从最初的联手合作，到后来的冲突不断，终于变得势同水火，各不相让。最终，戈尔巴乔夫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认识上更加糟糕，而叶利钦则在动物般的直觉下，听到了远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所述年代约八个世纪，在此期间，伊斯兰这一新的信仰日益兴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影响着中亚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南部边缘地区及中国东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与早已确立的各种信仰展开竞争。
在如今蒙古地区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各民族扩张具有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些民族先是突厥人，接着是契丹人，最后是蒙古人。
突厥游牧部落的西迂，对后来从阿富汗向西通过伊朗到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的种族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突厥，以及规模小得多的蒙古从乌浒河以南向阿富汗和北印度的军事扩张，对这些地区也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突厥各民族的迁移而带来的变革，因13世纪蒙古入侵而加剧。这一地区始终满足于吸收周边各种文明的影响。然而，从长远看，佛教中的喇嘛教在蒙古和西藏奠定了基础，而伊斯兰教则在河中、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各族人民中扎下了根。在东欧，首先是俄罗斯，突厥一蒙古金帐帝国的建立对这一地区的历中进程产生了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