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并着重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的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作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李朝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异国”，“大清”对于朝鲜文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览胜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他们在复杂心态下，近距离观看中国，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

明代中後期，中央政府為了維持漕運這一「大局」，把黃河之水全部逼入淮河河道，並在極不適宜修築水庫的平原地區建立了洪澤湖，以沖刷黃河泥沙。在此後的近300年?，洪澤湖的面積不斷地被人為地擴大。整個淮北被視為「局部利益」被有意地犧牲掉。使得淮北從唐代以前生態良好的魚米之鄉，演變成明、清至民國時期的窮山惡水之地；從發達的手織業中心退化?紡織絕跡的經濟邊緣地帶；從「家詩書、戶禮樂」的文化沃土，變成了殺人越貨的寇盜樂園；從精英倍出的人文薈萃之地，淪為苦力的來源地。本書通過分析這一演變過程，用以探索淮北社會生態衰落的根本原因。

本书利用满、汉、蒙、藏多种语言文字史料，以卫拉特蒙古的一支阿拉善和硕特部为切入点，通过揭示该部在清朝时期的活动，首先探讨了康熙、雍正时期西北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的内部动向，及清朝基于这种动向所实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以阿拉善和硕特部为中心。考察了清朝时期外藩蒙古札萨克旗内部的社会行政组织的存在形式及其具体运营，以及札萨克王爷的部众支配手段。以此较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清朝时期外藩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的具体面貌。

本書是作者十餘年來致力於清代中朝關係史研究的薈萃之作。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八章，將政治史、思想史與外交史結合起來，選取關鍵性專題，如「小中華」思想、箕子崇拜、關王廟、「復讎雪恥」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等，共時性地揭示了朝鮮對清觀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演變。下編六章，以朝鮮燕行使洪大容、「北學派」人士、洪良浩、李尚迪、朴珪壽、金允植等與清人交往的情況，歷時性地考察朝鮮對清觀的嬗變。在思想觀念上，儘管朝鮮長期堅守「尊明」理念；隨著現實的變化，朝鮮漸漸由「貶清」變成了「奉清」，近代仰仗清朝去對抗西方與日本的侵擾，正是典型的體現。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孤军》一书乃家族个案史与王朝兴衰史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全书以八旗贵族费英东的子嗣，即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3年）、凤瑞（1824-1896年）、金梁（1878-1962年）这一家三代人为主线，揭示出该家族百余年浮沉消息的“小历史”,适时而巧妙地牵引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大历史”,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族群认同”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和阐释。

本书运用官书、方志、家谱等材料，结合当代民族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明代云南大理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提供一个明朝“统治”该地模式的解释框架。由此，严格来说本书应算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明初（主要是洪武年间）明军进入大理后，明朝在大理周边设置府州县和土司，以管理当地百姓的大致过程。接着分三类人群（后三部分）来描写明朝大理的山乡社会。一是僧侣，明朝通过在大理地区册封僧侣，招僧侣入京赐给头衔，兴建寺院庄园，扶植宗教活动，建立一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宗教秩序，笼络当地信教之人。二是乡士大夫，明朝通过吸收当地读书人入京读书，参加国子监和乡试，来笼络他们。这些人在回到大理山乡后，被任命为当地的学官，负责宣传儒学，并编写符合明朝正统的家谱、族谱，同时将佛寺改造为祠堂、乡贤名宦祠。通过这一套程序，儒学正统观念、正统祀典文化在大理社会得到传播。三是土官。明朝在大理地区册封大量土司，土司之间、土官和州县之间形成政治平衡。土官在本地打击盗匪、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服从明朝的统治，同时本地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山乡流动、经济发展、身份分流和阶层整合。按照作者的建构，西南大理人群各有不同的族群、宗教、阶级类属，“国家”和“地方”各司其职并因应互动，“王朝秩序”由此得以在该地确立并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