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马戛尔尼访华乃至中英鸦片战争的起源提出新的解读；
★挑战以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传统亚洲海上贸易叙事；
★透过多个国家和多个语种的大量档案史料，将全球史和微观史有机地结合。
【内容简介】
18世纪下半叶，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催动， 三个同名为“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商人，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绕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在印度洋海域上掀起了一场商业风暴，最终造成了一场金融危机，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最终引发英帝国对亚洲的入侵与殖民。
本书透过三位史密斯先生及其代表的“散商”群体，展示了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内部运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的商业活动填补了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中出现的金融缺口，并与伦敦的政治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将他们在远东的贸易需求转化为国家的政治议程，推动了英国首个访华使团的成行，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线。
【媒体推荐】
本书是一部对18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富于独创性的研究，也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历史著作，作者打破了叙事/分析、社会/政治和微观/宏观二分法，并展现了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观念的变化。
——《历史评论》
在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中，韩洁西为英国海外贸易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讲述了三位苏格兰人的真实故事，他们都叫乔治·史密斯，并用他们的经历为十八世纪的帝国主义、跨文化贸易和全球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
——欧阳泰（《从丹药到枪炮》作者）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所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是他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著者本人在语言学、人类学、植物学、矿物学方面都受过专门训练。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探讨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专门问题所得成果的总汇。首先是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其次是关于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伊朗史上萨珊王朝的官制。附录几篇是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境内几个民族语言（蒙、藏、维吾尔）里面若干词汇的研究。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本书旁征博引，涉猎引用古今中外史料，几乎将关乎中古闽南泉州的材料搜罗殆尽。作者将所有涉及闽南研究的文献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涉外关系资料，包括与闽南有关的涉外纪录、外交关系、外国人活动、居住区域、对外贸易等；二是高雅艺术资料，包括闽南地区的艺术理论、民间传说、文化遗产中的技术资料等；三是地方史资料，包括与闽南地方史有关的各种文献、当地学者的著述等；四是社会经济史资料，包括近期围绕宋元泉州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的各种研究成果。作者搜集和使用资料史料，完全超出了一般经济史或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所以，本书资料翔实，论述缜密，考证可信。此外，《刺桐梦华录》还绘制了不同历史时期与闽南泉州有关的数十幅资料表格和大小地图，为读者提供了详尽而直观的图例；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差不多成为研究宋元时期经济、社会、法律、建筑、中外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指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西域考古记》是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对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进行四次探险的纪实之作。书中通过记录大量的考古挖掘，首次揭开了诸如楼兰、尼雅等古国的神秘，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对于我们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孤军》一书乃家族个案史与王朝兴衰史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全书以八旗贵族费英东的子嗣，即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3年）、凤瑞（1824-1896年）、金梁（1878-1962年）这一家三代人为主线，揭示出该家族百余年浮沉消息的“小历史”,适时而巧妙地牵引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大历史”,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族群认同”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和阐释。

From about 1600 to 1800, the Qing empire of China expanded to unprecedented size. Through astute diplomacy,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a series of ambitious military campaigns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Manchu rulers defeated the Zunghar Mongols, and brought all of modern Xinjiang and Mongolia under their control, while gaining dominant influence in Tibet. The China we know is a product of these vast conquests.
Peter C. Perdue chronicles this little-known story of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Unlike previous Chinese dynasties, the Qing achieved lasting domination over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Rulers used forcible repression when faced with resistance, but also aimed to win over subject peoples by peaceful means. They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promoted trade networks, and adapted ceremonies to the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es.
Perdue thus illuminates how China came to rule Central Eurasia and how it justifies that control, what holds the Chinese nation together, and how it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d Mongolia developed. He offers valuable comparisons to other colonial empires and discusses the legacy left by China's frontier expansio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oday faces unrest on its frontiers from peoples who reject its autocratic rul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launched an ambitious development program in its interior that in many ways echoes the old Qing policies.
China Marches West is a tour de force that will fundamentally alter the way we understand Central Eurasia.

这是两卷关于宋朝（960-1279）及其五代和南方诸国先驱者的第一卷，介绍了中国从907年唐朝灭亡到1279年蒙古征服南宋的政治历史。概述了在社会、经济和知识分子上升时期，标志着宋朝政治的兴起、巩固和灭亡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特别强调了在宋朝时期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识的文人阶层，其特点是在朝代早期考试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在接近尾声的“道学”运动的兴起。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宗派主义和宰相专制对宋朝政治文化的不稳定影响，以及契丹辽、西夏、女真金和蒙元等强大的草原帝国对宋朝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以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907）至宋辽“澶渊之盟”（1005）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前三章）专注于界定一系列概念并探讨相关观念的变化，包括边界（border）、族性（ethnicity）、忠诚（loyalty）的意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后三章）通过对不同时期越境入辽的代表人物李澣、韩延徽、张砺、赵延寿、王继忠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从唐亡至“澶渊之盟”近半个世纪民众的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

这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