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氐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本書首先呈現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歷史過程涉及華夏以「羌」為其西方族群邊緣的宏觀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許多邊緣人群爭論、建構與遺忘「歷史」並改變其歷史心性之微觀過程。此文化過程涉及─民族走廊上諸人群在中國、吐蕃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之多重政治文化影響下，透過各種文化表徵相互歧視、誇耀與模仿而成為華夏、吐蕃、以色列人後裔，以及「有共同語言文化的羌族」之過程。藉此，本書對羌族以及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国家建构：国家为什么聚合或崩溃》探讨了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安德烈亚斯·威默在书中综合运用三对案例比较分析和全球大样本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志愿组织的发展、国家供应公共物品的能力、语言多样性等变量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民族构建聚焦在一个缓慢、代际的过程。威默比较了瑞士和比利时，指出志愿组织的早期发展如何强化了民族构建；比较了博茨瓦纳和索马里，阐述公共物品供应如何将不同的政治选区团结起来；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证明共同的语言空间如何帮助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政治同盟。
本书荣获2019年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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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实证方法，威默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以解读国家地位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他强调长期、缓慢移动的过程，但他对这些过程在代理机构、领导地位和政策策略方面的影响很敏感。其中的一个核心见解是，民族国家认同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供应所产生的。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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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史料丰富，通过理论、控制比较和统计检验，解释了国家的兴衰，是历史社会学的一部巨作。
——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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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考察了在建立民族国家地位期间与族群成员身份有关的特定难题。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族群政治等级制在建国过程中始终存在，而在另一些国家，国家建构过程却成为化解族群政治分歧的契机？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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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度剖析了早期国家形成、公民社会团体、公共物品供应和共同的语言如何促成成功的国家建构。威默是这一领域的前沿学者，这部巨作体现了他的学术成果。
——约翰·霍尔（John Hall），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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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默是宏观比较研究者中最扎实、最有说服力的学者之一。他做到了一位毫无偏颇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做的。本书就是一个范例。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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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问题，宏大的视角，严谨的设计，流畅的写作。威默会让韦伯也为之骄傲！
——华康德（Loïc Wacquan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本书运用官书、方志、家谱等材料，结合当代民族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明代云南大理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提供一个明朝“统治”该地模式的解释框架。由此，严格来说本书应算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明初（主要是洪武年间）明军进入大理后，明朝在大理周边设置府州县和土司，以管理当地百姓的大致过程。接着分三类人群（后三部分）来描写明朝大理的山乡社会。一是僧侣，明朝通过在大理地区册封僧侣，招僧侣入京赐给头衔，兴建寺院庄园，扶植宗教活动，建立一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宗教秩序，笼络当地信教之人。二是乡士大夫，明朝通过吸收当地读书人入京读书，参加国子监和乡试，来笼络他们。这些人在回到大理山乡后，被任命为当地的学官，负责宣传儒学，并编写符合明朝正统的家谱、族谱，同时将佛寺改造为祠堂、乡贤名宦祠。通过这一套程序，儒学正统观念、正统祀典文化在大理社会得到传播。三是土官。明朝在大理地区册封大量土司，土司之间、土官和州县之间形成政治平衡。土官在本地打击盗匪、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服从明朝的统治，同时本地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山乡流动、经济发展、身份分流和阶层整合。按照作者的建构，西南大理人群各有不同的族群、宗教、阶级类属，“国家”和“地方”各司其职并因应互动，“王朝秩序”由此得以在该地确立并维持。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此书中，他想要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仍得以延续。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葛兆光教授十年前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計劃，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保存的有關中國史資料作為「新材料」，試圖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為此，葛教授陸續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著作，在國際學界受到廣泛關注。本書是葛兆光教授有關東亞與中國研究系列論著之一。為了對「周邊」及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做一個清晰的界定，作者在這本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民族史（包括「邊疆民族」）、歷史地理學（包括「邊疆史地」）、全球史（和區域史）等各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这个行业真的适合我吗？”
“保持现状似乎就是在走下坡路……”
“选择越来越少，我还能做什么？”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终身雇用制和论资排辈的时代走向终结，就业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双向选择带来的是自由，也是压力。这一时期之后进入职场的日本年轻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
曾经，找到一份工作就意味着稳定的人生；如今，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跳槽，创业，出国深造……三十岁上下， 换跑道似乎还不太迟。年轻人以不断改变对抗不安，在职场中漂流不定，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可究竟如何改变，该漂向何方？
8位日本年轻人的职场故事
8场“迷惘一代”的生命漂流
向感叹“不懂年轻人”的经营者，以及教育学界的诸位推荐这本书。《工作漂流》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失落的一代所经历的“工作现场的现实”。
——中原淳（东京大学副教授）
读完之后，深感沉闷。……有人会说，现在的年轻人太懒散。但是，在我国的未来景象和经济状态尚不明朗的现在，这些年轻人已察觉到了切肤的危机感，这种感受为现下许多人所共有，超越年龄和就业问题，并不是能随意抛在一边的“他人之事”。
——四之原恒宪（《朝日新闻》记者，原朝日新闻社编辑委员）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记录了后苏联时代新富阶层的崛起。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最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纵观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红衣主教黎塞留，到罗斯福、斯大林；从德国的统一、德国的两次战败，到战后冷战的开始与结束；这本由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的《大外交(修订版)》旁征博引地论述了权利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亨利·基辛格凭借其致力于国际事务的经验，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及智慧幽默的文笔，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大外交(修订版)》是一部了解近现代世界史的必读之作。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台灣自19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尤其是自1945年戰後以來，長久歷史積累的省籍、族群、民族、國家統治問題，所觸及的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都是自18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這些台灣或牽涉中國的具體經驗現象，以及它們涉及的理論觀點，正是本書各篇論文的研究重點

熊猫，作为众所周知的中国国宝，世人皆爱其憨态可掬；但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珍稀动物在其所生存的狭窄空间里，在孤独无言的日子里，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和危险。
作者夏勒博士以特聘专家的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熊猫项目”，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在四川山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熊猫研究。他观察到熊猫各种动人的真实生活，同时也目睹了无知愚氓贪猎熊猫的可怕行为。在本书中，他以科学家和参与者的立场，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了这项史无前例的“熊猫项目”之内情；又以哲人的心灵与诗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一隐秘世界的美丽与哀愁；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批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研究的外国专家，夏勒博士以外来者的角度，将其当时与国内科学工作者和老百姓的来往以及各种生活小故事娓娓道来，为今天的读者重现了那个改革刚刚起步、思想开始解放的特殊历史时期。
一九八〇年，中外顶尖专家齐聚卧龙。
熊猫项目能否改变熊猫命运？
外方代表乔治•夏勒亲笔披露往事。
“熊猫教父”胡锦矗为中译本修订作序。
熊猫会被奉为环保偶像，其实毫不足奇。这动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能打动和改变所有看见它的人；只要有它在场，气氛就焕然一新。对熊猫而言，自由就是在山林环绕的竹海中平静的生活。它不能调整自身来迎合我们，它的需求无法妥协。如果任凭熊猫灭绝，那么所有的高尚情操、人道关怀，所有使它们永垂不朽的企图，都没有意义。
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它来自另一个时代，与我们短暂交会。我们深入丛林追踪它的那几年，得窥它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本书就是那段短暂光阴的实录，而非回忆。

本書是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要專著，曾入圍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ICAS）人文類最佳圖書獎。在這部書中，林孝庭教授通過深入探討民國政府與西部邊陲地方政治勢力的互動關係，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對日抗戰前後與國共內戰期間等不同歷史階段，把原本幾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與影響力，滲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西南與中亞內陸地區，逐步實現在這些地區的國家建構。在作者看來，國民黨政府所謂的「邊疆」議題，並非全然是傳統上所認知的那種對一個中央政權不斷帶來侵擾的「邊患」議題，亦非完全是國民革命意識形態驅使下民族主義式的「族群政治」議題。相反的，一個本質上屬於地方性政權，政令與影響力皆有限，卻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面對近代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靠的更多的是政治上與宣傳上的修辭，然而此種政治修辭流佈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遠，對1949年以後上至國家政策，下至普通民眾的一般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對今人理解過去和現在的漢藏關係，有着相當高的價值。

本科毕业又如何？ “其实助学金也是负债。如果说我欠债六百多万，男人听了会怎么想呢？”——二十四岁的小爱
结婚也摆脱不了贫困 “二十几岁的单身妈妈们人际关系薄弱，容易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有的人是受丈夫虐待，衣服都来不及换，身无分文就逃了出来。”
——“东京都爱心单亲家庭援助中心”工作人员
色情店成为“救命稻草” “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
——二十一岁的小花
本书由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报道组所制作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等节目集结而成，重点关注女性与儿童贫困、单亲母子家庭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在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值得中国读者了解、反思并引以为戒。

本书系NHK电视台资深采访记者作品合集。采访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不回家乡；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日本每年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社会联系日益脆弱，连一般家庭的30-40岁的人也感受到了孤独死去的阴云笼罩。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节目热播后将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合成此书，将当今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人们的临终惨景呈现到大家面前，呼吁社会的警醒和反思。

《老后破产：所谓“长寿”的噩梦》是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采访过程全记录，也是已经有良好口碑的“译文纪实”系列的第28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老后破产”在日本是热门话题，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也成为避不开的话题。
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为什么还会“老后破产”？
长寿，这个幸福社会的象征，将成为压垮老后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建筑公司的老板娘在独子过劳死、丈夫病逝之后顿失依靠，有病痛不敢看病，只求节省开销……
宠物店老板关掉店铺专心护理重病的母亲，送走母亲后却无法再次就业，只能卖掉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房子以维持生计……
中年失业的子女，仰赖双亲的养老金过活，最后却两代人双双破产……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案例中的每一位老人，年轻时都与你我一样认真工作，做好了退休后的储蓄计划，却从没想过老后生活如此孤独辛苦，甚至失去求生欲望。
“老后破产”问题不只冲击65岁以上的老人，更进一步蔓延至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如果不能认清现状，寻求解决之道，那么，不管你现在几岁，都将成为“老后破产”的预备军。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