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书中发表“猗卢之碑”残石版资料，亦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作者执着于历史新知的获取需要学界长远积累的愿望，修订本对原书有较多改动，订正了一些使用和认知史料的不足，也有若干见解上的变动。仍然意在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奉献给同好读者，共做进一步的考索。

舊中華在此時崩潰，
新中華取而代之崛起擴大。
一般認知中隋唐帝國前的黑暗時代，
卻是東亞諸國「中國化」的開端。
「然而這段『亂世』卻一點也不『黑暗』。（中略）就某一些方面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極度豐饒而繁華的時代，不僅為後來充滿國際色彩的隋唐文化奠定了基礎，也間接對日本古代文化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日本九州大學教授 川本芳昭
三國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接續在五胡亂華之後，常被誤解為一個動盪不安的黑暗時期，但如今我們所熟悉的雲岡、龍門石窟那些壯麗的佛教遺跡，還有以王羲之、陶淵明等文人或詩人為代表的六朝文化，亦是誕生於這個時代之中；還有畫聖顧愷之、老莊思想的盛行等等，如同秦漢統一大帝國之前的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展現出其繁榮華麗的一面。
◎「貴族制」帶來的不只有階級差異，還有保存文化的貢獻。
雖是兵戎連天的亂世，在文化上卻有光彩奪目之處。這種矛盾的現象，歸功於東漢末年一群富有文化素養和學識涵養的貴族，他們分散在農村社會的領頭人物、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統治階級中，無形中讓首次接受胡夷文化洗禮的中華世界，得以激盪出豐沛的六朝文化。
◎東漢末年公權力的瓦解，代表秦漢帝國的中華秩序崩潰。
原本專屬於皇帝「萬人之上」的統治權，遭到「階層化」後出現的豪族階級所瓦解，造成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等干政亂象，占據本應由國家擁有的諸多資源。這個現象到司馬氏短暫一統三國分裂的局勢後，依舊存在這種「以下犯上」的風潮，進入俗稱「五胡亂華」的五胡十六國時代，政權不斷交替更迭，但無人可撐起亂世中的領頭地位。
◎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將自己定位成正統中華皇權。
北魏文帝不只進行一連串的漢化政策，同時藉由重組胡漢兩族舊有的世家序列，用「姓族評定」分出上下關係，區分統治與非統治階層；加上遷都洛陽、改變祭祀地點以及變更北魏的「五行行次」，便能看出他致力於追求成為中華皇帝，及讓北魏成為中華帝國的決心。
◎新‧中華意識的擴大，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國際秩序。
魏晉南北朝時代存在著承襲自漢朝的世界秩序，以及五胡十六國、北朝及隋唐各朝為華夷關係帶來改變的新世界秩序，而這兩種世界秩序互相牴觸，終於在進入隋唐帝國之後，由前者轉變為後者。這股新的「中華意識」，在古代日本與古代朝鮮三國形成，便是這股巨大潮流下的「中華的擴大」。
作者川本芳昭教授長期研究古代東亞民族與國際秩序，在《中華的崩潰與擴大》中，一探現今的中華文明與漢文化的形成軌跡，並以東亞史的宏觀角度，檢視當時周邊地區的日本、高句麗、百濟等國與中華文明互動後的關係變化和火花。

安伽墓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村子相传始建于明代，唐武则天时在此修建大福（佛）殿，殿基为夯土台基，台基上原有佛像（菩萨像），时人称之为菩萨娘娘，因而此台基被当地人称为菩萨娘娘炕，村子居于台基之下即被取名为炕底下村①，后又改名为炕底寨村。
本书从神祗、动物、建筑及桥梁、家具、器物、乐器等方面深入的描写了西安北周伽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