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的心脏延伸到遥远的太平洋港口，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298公里，是19世纪最雄心勃勃的铁路工程，也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从催人泪下的故事到改变世界的军事行动，本书生动地讲述了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大量历史细节，同时涉及俄罗斯全境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从千顶之城莫斯科，到波光粼粼的贝加尔湖，再到白雪皑皑的远东冻土。
跨西伯利亚大铁路也是中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最绵长可靠的纽带：20世纪初，启蒙的思想沿着这条铁路传入中国；20世纪中期，国家政要乘这条铁路出访苏联；20世纪末以来，它又成为能源和贸易的重要通道。这条地位独特的交通线见证了中西方交流的历史，也见证了世界格局的种种变迁。
这是一部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堂关于这条铁路的全景式人文课，更不失为一本有趣、有效的旅行指南。

艺术史研究中长期以“仕女画”或“美人画”来表述以女性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但这样的术语不仅相对晚出，在形成过程中还带有一定的画科定位和评论取向，也无法囊括所有围绕“女性”产生的绘画作品。本书中，巫鸿先生提出了“女性题材绘画”这个概念，并引入“女性空间”作为讨论的核心，意图把被孤立和抽出的女性形象还原到它们所属的图画、建筑和社会环境中去。
围绕“女性空间”，作者梳理了从战国到明清各个历史阶段中女性主题绘画的发展状况——从武梁祠的列女画像砖到南北朝的《洛神赋图》，从青楼名妓的自我表现到展现理想化美人的《十二美人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女性”在各种绘画场景和时代中的不同呈现，重构其所从属的原作；结合艺术评论、时代背景等因素，深度挖掘作品背后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相互影响，进而思考女性题材绘画在社会、宗教与文化环境中的意义。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本书是关注近代东亚历史状态的一本专著。作者立足于对立的东西世界秩序状态，将叙述时期限定为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清韩宗属关系为主轴，凸现当时东亚的焦点问题——朝鲜“属国自主”，并将其放入多国间之交涉的背景当中，去捕捉近代东亚构造的变迁过程。作者运用了多种语言史料，从多角度观察了近代清韩宗属关系，试图从客观上恢复近代清韩宗属关系的真实历史面貌，继而揭示出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状态。
“自主”一词对朝鲜半岛的人们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朝鲜半岛统一的重要原则即为“自主”的再继续。作者以“属国自主”为话题，再现近代的东亚秩序状态，无疑对目前东亚局势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本书荣获第二十七回三得利学艺奖。作者冈本隆司，男，1965年生，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被日本史学界称为鬼才，已先后出版三部专著，一直力图再现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面貌。

这是一本有关考古学的经典畅销书，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C. W. 策拉姆追寻着伟大学者和冒险家的足迹，从欧洲来到中东，又转至中美洲，带领人们进入一个个考古学传奇：施里曼发现特洛伊、卡特开启图坦卡蒙传奇般的墓室、科尔德维挖出巴比伦城、汤普森潜水寻找玛雅宝藏，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读者们宛如身临其境，亲历这些湮没已久的世界被揭开神秘面纱的过程。
本书首次出版于1949年。迈入21世纪以后，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德国罗沃尔特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了彻底修订，补录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插入大量精美图片，补充了附录，进行了多方完善。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于1999年，填补了著名的《剑桥中古史》系列欠缺先秦历史的空白。这部由十余位顶尖汉学家编撰的巨著，代表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最高水平，并且开创性地采取每一时代分别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出早期中国领域里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各自的优势与深刻的分歧。《剑桥中国上古史》影响巨大，争议也不少，中文版迄今尚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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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声》选译《剑桥中国上古史》的部分章节，选录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关于此书的重要书评，深入展开不同研究范式、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交锋与对话。王国维《古史新证》发表已近百年，反思早期中国研究，亟待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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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上古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上古史的最高学术水平。最近几年来我在中国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做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做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
——夏含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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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实。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历史权威，将永远有利于更有说服力、更持久的历史重建。
——史嘉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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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史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中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以考古资料修正文献记录，其前提必然是面对而不是“忽略或回避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冲突”，而且先要独立分析考古资料。
——唐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