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既隐含着一个文明古国的自尊，又隐含着近代积贫积弱的自卑；受到过太多的赞美，又受到过太多批评和嘲讽；是很多苦难的根源，又是很多问题的借口，客观理性地理解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着自我了解与彼此了解的意义。

《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
本书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本书是布尔迪厄这位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

本书就是关于艺术史哲学、叙事结构、艺术终结以及艺术批评原理的。它要问的是像里德那样的艺术究竟是如何地成为历史可能性、这样的艺术如何地具有可批评的思辨性。我的文本始终是关注现代主义的终结，而且它致力于减轻最终已经适应了侮辱的敏感性，现代主义不断施加给艺术的传统美学姿态以这种侮辱。本书还力图讲一讲在后历史现实中寻求快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知道它一直朝前走的方向，那么我们会有一定的满足的。如果赞美以前各时期的艺术，无论它的确有多么光荣，都是在展开一种有关艺术的哲学本质的幻觉。当代艺术的世界就是我们付给哲学闸释的代价，但是当然了，这仅仅是对哲学的贡献之一，就这种贡献而言，后者欠了艺术的债。

什么是艺术品？高雅艺术就更好吗？科学能否提供帮助？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艺术能成为宗教吗？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应当拥有原创力和逻辑性，有趣而不乏常识。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像约翰·凯里教授。
——朱丽·伯奇尔
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品。在西方，两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艺术夸大其辞。贯穿大部分历史的艺术实践都服务于人类进化的目的，而不是什么高雅艺术。它们是公共的，是实用的。对艺术的崇拜可以把人类牺牲掉。艺术宗教使人变得更坏，因为它鼓励人们鄙视非艺术人群。
——《艺术有什么用？》
艺术会让人变得更好吗？它们是文明的标志吗？为什么我们认为“高雅”艺术比“低俗”艺术要好？关于艺术的判断不只是个人见解吗？究竟什么才是艺术品？它们真的是一个神圣族类吗？今天的脑科学家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艺术的奥秘吗？
这些都是美学史和批评史上不断被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难以定论。约翰·凯里结合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实践，再一次辨析了这些问题，不过他的结论颇出人意料，那就是：文学优于所有其他的艺术。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本书是康德的一篇重要的美学论文。优美与崇高是十八世纪流行的美学论题，康德在承袭其时之术语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意义，将优美感与崇高感视作两种美感形式，在本文中一方面阐发了优美与崇高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了美的主观性。本文不仅在美感形式上探讨了优美与崇高的界定与区别，同时亦暗含了对优美感与崇高感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思考。

《论崇高》是一篇重要的文艺理论论文，亦是美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齐名。该书开篇就阐释了“崇高”的概念，认为“一个崇高的思想，在恰到好处时体现，便宛若电光一闪，照彻长空。”进而讨论了“崇高”的“掌控伟人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修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生动的布局”五种来源。在作者看来，天赋是产生“崇高”的基础，技巧是实现天赋的条件。只有伟大的思想和强烈的激情，辅之以完美的技巧，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为古典主义播下美学种子，首次将“崇高”引入美学殿堂，不仅为古典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开一代社会风气，也为后世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