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非学院派式的文学史专著，而是理论批评随笔的结集。1980年出版之后，至今已再版25次，成为后现代批评经典著作。作者通过对文学现代性的批判来剖解现性，分别探讨“风景”、“内心”“自白”、“病态”、“儿童”及“叙述方法”等日本现代文学独有特性的形成过程，挖掘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提示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生关系。
现代文学一旦确立了自身，其起源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就使得人们相信这一文学的基本观念具有历史普遍性，这一普遍性也就获得了不证自明的霸权地位，由此排斥任何“非现代性”的事物，对任何前现代的事物进行肆意的分割、颠倒和重组。

★ 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人类学领域必读书目，时隔12年修订再版
★ 我们真的从未现代过，现代性不过是一种信仰
★ 模糊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界，重塑我们的精神图景
-编辑推荐-
★河流污染、冷冻胚胎、艾滋病病毒、臭氧层空洞……这些侵入我们世界的奇怪之“物”是自然还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如何理解它们？
★作为现代人，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兴起，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改变进而将我们与原始的、前现代的先辈们分割开来。然而，如果我们放下此种执念，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代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个现代人又意味着什么？一部在当前关于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无法绕开的著作，一次对现代性本身之定义和构成的深刻反思，一种对科学的全新解读。
-内容简介-
本书颇具原创性地介入了当前关于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争论之中，作者认为，这些争论都深陷于现代性所奠基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错误之中，并割裂了时间。我们的“现代”社会从来没有按照支撑其世界表征系统的宏大分界来运作：一方面是自然，另一方面是文化，两者根本对立。事实上，现代人在实践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杂合体，那些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之物。在此意义上，拉图尔的这本科学人类学著作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从未现代过，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信仰。
基于此，拉图尔独具匠心地以“科学论”的工作为基础建构出一种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现代”立场，并发展出一种对称的人类学。他力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分裂，并试图通过组建拟客体，重构作者所谓的“现代制度”。本书模糊了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界，推进了人们对三者的理解，这无异于重塑我们的精神图景。
-专家推荐-
如果您喜欢一种反二元论式的哲学讨论，如果您想打破诸如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分裂，那么您肯定会喜欢上拉图尔……目前而言，在打破制造与发现、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裂上，拉图尔的工作是最出色的。
——理查德•罗蒂
在当前有关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的争论中，[拉图尔]无疑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颇具原创性的位置。他一方面致力于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另一方面又对康德、黑格尔、巴什拉、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利奥塔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进行简略的评价，这都使当下的争论内容更加丰富、程度更加热烈。
——安德鲁•皮克林
这是一本有关形而上学和政治本体论的著作。拉图尔的目标是打破自然、权力、语言之类的哲学范畴。书中远见卓识俯拾皆是，从他对多元自然主义（相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到对社会理论家承认客体之历史性的呼吁，不一而足。这是一本奇妙的著作，它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中自缚手脚的奉承之作针锋相对、分道扬镳，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本书读起来颇有难度，但对那些具有哲学智慧者而言却是一个奖赏，值得一读。
——罗布特•N. 普罗克特
这本书针对当代与“现代主义”这一观念的各类问题，进行了一次既异彩纷呈、深思熟虑又囊括无遗的集中展示。书中集中关注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领域：科学与技术、政治与政府、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拉图尔在考察前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反现代主义者以及所谓的现代主义者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我们真的从未现代过，如其所述，一种祛除了其诸多有害特质之后的现代主义，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选择》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大部分近代以来的文学与哲学之勃兴，恰恰源于人们眼见他们珍视的东西被他们想要的东西削弱或者摧毁。每个人对平等、个人主义、科学和现代工业等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同时也为传统生活、家庭伦理、与自然相契合大声疾呼。这两组欲求的冲突，不但象征和表达了人类最深的社会冲突，也象征和表达了人性本身的深邃矛盾。
作者从德国的反现代化论者如哈曼、谢林和赫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梳理开始，继而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如斯拉夫主义者，印度的甘地、泰戈尔，中国的张君劢、梁漱溟，日本的冈仓觉三和西田几多郎，一直到当代的埃吕尔和马尔库塞等的思想做了全面的梳理。
作者认为，持续的反现代化批判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判的过程中，辨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要付出的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本书被视为结构主义没落之后史学危机的突围之作和“新史学”的代表作，确立了阿赫托戈在学界的地位。
历史性的体制是指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衔接关系/方式。本书强调社会现实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从时间观念入手，衔接古代和现当代历史，论述了从古到今不同历史性的体制，填补了结构主义没落之后的学术理论真空，历史学的研究重新回到对人和精神世界的关注。
阿赫托戈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时刻阐述不同历史性的体制，而不是说教式的全景分析，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如“历史性的制式”“当下主义”等都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且已辐射到当前其他学科的理论探讨中。
除了对法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本书还多有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史学的借鉴，不仅为中国知识界和关注西方思想动态的读者介绍欧洲前沿的学术理论，关于时间观念的思考也可引起现代人对生活方式的反思。
-------------
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极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平装 精装）［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装 精装）［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平装 精装）［美］戴维·伍顿
19《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美]大卫·阿米蒂奇
20《第五次开始》 [美]罗伯特·L.凯利
2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精装 平装）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22《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英］马克·马佐尔
23《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开创一个理想世界》[荷]罗杰·布雷格曼
24《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 [美]约翰·朱迪斯
25《自私的基因（40周年纪念版）》（平装 精装） [英]理查德·道金斯
26《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美]入江昭
27《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美] S. N. 艾森斯塔特
28《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兹曼
29《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美]欧阳泰
30《起源：万物大历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31《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美]托马斯·斯坎伦
32《认知工具：文化进化心理学》 [美]塞西莉亚·海斯
33《简明大历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美]威廉·麦克尼尔等主编
34《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尼克尔斯
35《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修订版）》 [荷]弗雷德·斯皮尔
36《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
37《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8《希罗多德的镜子》[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9《出发去希腊》[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40《灯塔工的休息室》[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41《从航海图到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历史》[日]宫崎正胜
42《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美]斯宾塞·韦尔斯
43《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德]海因利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44《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美]富兰克林·福尔
45《锥形帐篷的起源：思想如何进化》[英]乔尼·休斯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
【编辑推荐】
1.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回归对人的思考，反思现代生活。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间隙，人们往往会产生断裂感，这种时间的空隙与秩序的危机让人无所适从。本书纵览古代到当代的社会进程，将“时间秩序”“历史体制”等关键要素抽离出来，重新回归对人本身的思考，为解决社会交替与发展中产生的缺口与紊乱提供思路和方向。
2.“新史学”地标性作品，强烈的现实关怀，史学危机的突围之作。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年鉴派”代表的新史学模式的功过是非的议论与评判，成为学术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话题。社会环境变迁对史学发展提出新要求，“批判的转折”呼声日趋强烈。本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关乎史学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探索，突破当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重重危机，成为“新史学”代表作。
3.摒弃说教式分析，抛开全景式描述，不局限于单一时间和地域，选取关键性历史时刻，阐释社会变化，填补理论真空，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纵观古今，但绝非填鸭式历史教科书。作者选取古罗马、古希腊、法国大革命等关键性历史节点，抽离出历史性的多种体制，阐释社会变化，探究当代危机的解决之路，既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又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意义。
4.不仅介绍了史学前沿理论与概念，还辐射到历史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探讨中。
本书提出的核心概念，如“当下主义”“时间经验”“历史性的体制”等，是当代史学前沿理论讨论的热点，作者从荷马史诗谈到“广谱城市”，从大革命讲到“垃圾空间”，已然突破史学界限，辐射到文学、哲学、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
【赞誉推荐】
没有人会怀疑，某种时间秩序是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存在多种依据地点和时间而变化的时间秩序。不管怎样，这种秩序都十分强大，以至人们服从于它们却对此毫无知觉：它们自发而来，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知道不知道——哪怕他们知道、哪怕他们不愿意。如果有人想违反这些秩序，就会与它们发生碰撞。一个社会与时间的关系看来没什么可商量，没多少可选择的。秩序（ordre）最直接的意思是前后次序和控制：时间，复数意义上的时间，它可以许可，也可以不许可；时间还会报复，会重建某种被扰乱的秩序，建立公正。因此，时间的秩序（ordre du temps）一下子就阐明了这个乍看上去有点神秘的说法：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 ）。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
我非常高兴和阿赫托戈先生讨论古代的资源。我想说，阿赫托戈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当代的重要性。法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史学大国，都有着伟大的史学传统。中国已经翻译了法国的很多史学著作，比如布罗代尔、韦尔南、勒高夫，现在又译了阿赫托戈，他们都是法国杰出的史学家。阿赫托戈先生的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好消息。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在当下主义和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双重夹击下，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既不能沉湎于当下，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重塑现代的历史性体制或者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时间意识依然有其价值。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既定的方向感，人们才得以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和启蒙运动一样，反启蒙也是一场政治活动。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确立了反启蒙理论框架。作为第一代反启蒙思想家，他们目睹了1789年世界的倾覆。卡莱尔、泰纳、勒南代表了瓦解启蒙思想的第二次浪潮，面对19世纪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一浪潮持续高涨。他们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呈现了对法国衰落的思考。在19、20世纪之交，反启蒙的第三次浪潮升起，代表人物有莫拉斯、斯宾格勒、梅尼克、巴雷斯、索雷尔等人。20世纪50年代伯林登上学术舞台以后，反启蒙的辩论发生了新的飞跃。
《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200多年间反启蒙的历史。作者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两面，一面是为人熟知的“洛克—康德式”的现代性，但同时，在18世纪到当代，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得以显现，这就是反启蒙的传统。反启蒙思想并非一种反动的思想，而是属于现代思想之列。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从不同侧面讨论了从柏克、赫尔德到卡莱尔、梅尼克、勒南、索雷尔、莫拉斯等人的观点，以及反启蒙思想在这些思想家之间的流变，阐述并再现了反启蒙思想家们所有矛盾之外的共同思想基础。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 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广受读者喜爱的经典作品。
★ 和《现代性》一样优美、晓畅，让人如痴如醉的学术著作。
汪民安教授对于理论的阐述深入浅出，阅读体验极佳，他具备一种国内罕见的本雅明气质，学术随笔流畅易读，酣畅漓淋，魅力十足。
★ 身体，是个人最后一份私有财产，它与欲望、社会、权力有着怎样的纠葛？它该如何突破重重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
★ 疫情危机下的封锁、都市中家园概念的缺失、对居住空间的激烈争夺、大型商场中物的牢笼……种种空间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又如何困扰着我们每个人？
=======================
【内容简介】
本书是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对身体、空间等论题所做研究的成果结集，分为“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后现代性的谱系”三个部分，共十九篇文章。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论述“身体”在西方学术史中的地位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是作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身体的社会学，以及权力如何把个人的身体局限在空间之中，第三部分收录的七篇文章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各位大理论家德里达、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福柯等的精彩评论，以及对后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线索的整理回顾。
汪民安教授以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个人身体、社会生活和现代政治的关联性，洞察细微，挖掘深入，表达精辟，会让读者对身体、对各类空间、对后现代哲学及其研究方法有更多的理解与启发。
=======================
汪民安老师关于身体、空间和后现代性这三个当代哲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的论文集，既有深入丰富的学理性，又贯穿着生动有趣的日常生活经验，无论是文笔还是分析能力都让人赞叹。个人认为，国内学者当中，汪老师是最具备本雅明般气质与作品风格的人。
—— 江海一蓑翁（豆瓣网友）
虽然我也认同学术写作不需要文笔这回事，但真的存在这种学者能把复杂的理论渗透在遣词造句的刻意制造中，比如汪老师。头发和家乐福的写作是完全的巴特式的效仿，汪老师对尼采和巴特两种断片式的、警句式的写作做了精准的譬喻，从此来看汪老师或许也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巴特式学者：用一种闲情逸致征服对象（理论）。
—— 二级发呆员（豆瓣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