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北的洞兒溝村，曾經有位傳教士為了帶走一尊聖母雕像，被當地教眾極力阻攔，結果不歡而散；離開之際，他憤而詛咒這個農村將會遭受七年天災，誰知不幸言中。為了解咒，這些天主教村民走到山上興建了一座七苦聖母堂，年復一年的冰雹才終於停止。口耳相傳的故事還有相類似的版本，它們的共同背景，是傳教士與依附他們的貧苦村民之間千絲萬縷的對抗關係，屬於一場在更大範圍內、日益整合中國天主教和國際教會的博弈。可惜像洞兒溝這樣天主教已經傳播了三百多年的村莊，一直消失於經典的中國史和教會史敘事中。
《傳教士的詛咒》以普世性的視野，結合歐洲的情況，講述在外部力量影響下中國的宗教生態如何變遷、借鑒與融合。沈艾娣教授透過山西洞兒溝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遠超出「禮儀之爭」或「文化適應」的視域—從17世紀耶穌會傳教開始，天主教就適應了中國傳統文化，只不過中外傳教士、教眾及羅馬教廷，在各種衝突和妥協中無意地形成一股合力，試圖把本地教會拉到全球發展的潮流中，而這個進程一直延續至今。
沈艾娣為中國天主教會歷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新視角，實際上幾乎是一個新範式。這一視角對世俗歷史學來說是變革性的，因為它促使我們重新認識殖民主義的影響，並找出聯繫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新方法。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傑出教授
本書從微觀的角度，探討一個宏觀的問題。從村裏人的眼光來看，文化的融合從來都是一種日常的生活。
―科大衛（ David Faure），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這是一本精彩而生動的全球史著作。它展示了一種全球史的方法：不一定要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而可以發掘各種微妙的全球性聯繫、交流和影響。就像這個山西村莊的足跡、認同和想像，竟然遠渡重洋連到了羅馬教廷，這就是全球史。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這是把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無論是觀察問題的角度、歷史資料的發掘，還是研究的方法，以及對我們了解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曲折經歷，都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個案。
―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講座教授
關於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業已走入目的論的死胡同，本書最了不起的貢獻，正是為之指出了一條新路。……作者格外強調中國天主教社會生活和宗教實踐在地方和全球兩個層面的互動，由此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帶來一種範式轉移，這同樣能啟發中國現代史其他領域的研究。
―《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本书为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传记，包括他早年在美国埃黙里大学的学习、来中国后在上海所做的调整、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发展他自己独特的传教方式等，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重视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他拓宽了对基督教的定义，他在其所创办的新闻杂志中不仅强调宗教内容，也强调教育、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发展教育的关键是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他通过新闻工作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书中引用的档案资料很多在国内都是第一次被披露。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林乐知与《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最权威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