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中华读书报

这部《拿破仑文选》，是拿破仑本人晚年办禁在圣赫勒拿岛时，由他口授而由别人笔录的关于几次战争的回忆，以及他的某些著作的摘要。本书详细记述了拿破仑所参加和指挥的1793年围攻土伦的战争、1796至1797年对意大利的战争和1798至1799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他在这些战争中向士兵发表的讲话、命令，他向交战国开展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等等。更确切地说，本书是拿破仑的一部军事文选。

罗尔纲(190l一1997)，广西贵县人，历史学家，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时代曾师从胡适。他于1943年写了《师门五年记》，专门记述向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五年情谊至深的经历。出版之后，学界评价甚高。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称“此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 《胡适琐记》完成于90年代，真切细致地记述胡适的治学、从政、社会交往与生活情景。虽然两书的写作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且世间关于胡适治学之道、生平活动的著述极丰，但由入门弟子亲撰的这两本书却角度独特。书中，煦煦春阳的师教与虚心笃实、毫不苟且的为学组成一幅充盈师友切磋乐趣的图景。本书在海内外流传甚广，甚至有“教科书”之称。 此次重刊是1998年增补本的修订再版。
《胡适琐记》完成于90年代，真切细致地记述胡适的治学、从政、社会交往与生活情景。虽然两书的写作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且世间关于胡适治学之道、生平活动的著述极丰，但由入门弟子亲撰的这两本书却角度独特。书中，煦煦春阳的师教与虚心笃实、毫不苟且的为学组成一幅充盈师友切磋乐趣的图景。本书在海内外流传甚广，甚至有“教科书”之称。

本书是我国知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根据自己前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撰写的自传。对于这段横跨其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赵先生没有发表过多的感悟，只是对生活点滴如实记录，朴实无华的白话文中时不时还夹杂着那个年代的俏皮话，令人读起来不禁莞尔。赵先生从小对语言的好奇，对声音的兴趣，对音律的探究精神，无不预示着将来一位大学问家的诞生。此外，本书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河北南部、南京、常州等地的一些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

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并先后在中央研究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任教。赵氏一家俊秀满门，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女儿、女婿多在大学任教，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胡适的鼓励之下，杨步伟撰写《一个女人的自传》和《杂记赵家》，记录两代知识人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生动的记录。
赵元任和杨步伟二人结交众多著名学者，书中不乏关于这些人的趣闻轶事：陈寅恪和俞大维在留德期间专心治学，就像“宁国府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刘半农经过六个小时的魔鬼考试，终于拿到博士学位；金岳霖因为母鸡“难产”，打电话急请杨步伟帮忙……种种掌故，让人想望前辈学者的性格与风采。

本书收录傅雷夫妇257封家书，并附多幅照片和手迹，由傅雷次子、傅聪胞弟傅敏编定。与此前编选的各版傅雷家书相比，最完整、最丰满，虽拉拉杂杂、唠唠叨叨，却更家常、更真实，具体而微的全面展示傅雷家风，所显现的底色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底线是“做人”。楼适夷家书代序、金圣华英法文信中译及傅聪家信的著作权均已买断，2017年不随傅雷著作权进入公有领域，本书独家占有傅雷家书的完整著作权，仍受著作权法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留学时代，ISBN：9787108041456，作者：周作人 等著 张耀宗，张春田 编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写成之内容丰富的传世巨作。最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发表，引发关注。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一生回想”，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版 时改名“知 堂回想录”。作为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亲身经历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晚清光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活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其一生形迹记录即是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成本书出版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