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合山究（Goyama Kiwamu）劃時代經典論著
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卓越貢獻，深受學界推崇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是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合山究打破傳統明清文學研究只著重於小說戲曲的文類以及男性觀點的敘事，發現當時文人對「女性」與「花」流露出一種獨特的珍惜之情，進而拓展出清代女詩人、《紅樓夢》與花、節婦烈女、巾幗鬚眉等一連串與明清女性文學以及歷史文化相關的研究。
作者合山究同時重視明清時期的文學氣氛，也就是女性文化與明清主「情」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在節婦烈女觀的篇章中，他認為明清女性與社會道德規範的關係絕不能單方向的簡化成「被壓抑」；當讀者仔細剖析節烈婦女的心態與行為模式後，就會發現女子面臨抉擇時的能動性、女子強烈的榮譽心以及為了追求「從一而終」之理想的堅持，凡此種種，正足以顛覆時人認為女子身處卑弱的意識形態。
再者，對明清婦女而言，既然「節孝」的道德是她們成就「名聲」的唯一手段，那麼換個角度言之，節烈婦女成功的為自己形塑成一個道德典範的楷模，不應以傳統的女性被壓迫論述簡單視之。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以資料見長，文中探討的文本除了廣博搜攬戲曲、小說、詩詞、隨筆、詩話、彈詞等文類之外，還傾全力挖掘方志、斷代史、判牘、宗教文獻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同時，合山究積極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文學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作比較。例如，在探討明清節婦烈女的殉死風俗時，作者提出，不妨將女性在明清社會的處境與古印度寡婦殉夫自焚的風俗（suttee）做一比較。
在論述《紅樓夢》女性崇拜的特徵時，合山究提示了法國現實主義作家斯湯達（Stendhal）在《戀愛論》中將戀愛分為激情戀愛、趣味戀愛、肉體戀愛、虛榮戀愛的觀點，基於《紅樓夢》女性崇拜的本質與愛護難得的瑰寶、名花極為類似，並追溯過去中國文學中這種美人觀的系譜後，主張《紅樓夢》乃當時追求趣味戀愛到達巔峰的最佳傑作。
另外，合山究也指出儘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污濁混亂，但卻是箴言文學開花的時代，而相當於此時的十七世紀法國，也出現了蒙田、拉羅什富科、拉封丹等箴言文學家。若把此一時期中國的箴言文學與法國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能引起東方人的共鳴。可見，作者合山究的研究具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因此其論述無形中展現了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深度，問世後，不僅在日本漢學界引發熱烈的迴響，也深受西方漢學界的注目。
合山究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認為，若認為明清時代的「女性」是壓抑的、停滯不前的是錯誤的。當時的女性盡情地活躍於社會文化的前端，儼然已擺脫了長期以來默默無聞的形象，同時明清的女性對男性價值的挑戰也達到了頂點，當時女性各方面的能力已獲得強烈的肯定。所以明清並非女性單方面受男性壓抑的年代，而是男女彼此激烈競爭，新的男女關係胎動正要開始的時代。明清時代的女性在社會文化方面發揮了中國史上空前的「存在價值」，但明清的社會文化確實因「女性」的存在而顯得朝氣蓬勃。因此，明清並非女性最受壓抑與虐待的時代，而是揭開女性時代序幕的年代。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第一篇〈情與明清文化〉，此篇主要探討「情」，藉此突顯「情」與明清文化結合之深。首先在第一章〈「情」的思想—明清文人的世界觀〉，全面考察當時文人所持之「情」思想的特徵。接著在第二章〈明清時代的「情死」及其文學〉，透過明清時代流行的「情死」事例，說明「情」乃這個時代最顯著的象徵。另外，在〈花案、花榜考〉中，檢討當時青樓流行的妓女品定法「花案」，說明當時妓女文化興盛的情況。最後在第四章〈袁枚的好色論〉，論述清代首屈一指的文人袁枚如何在文學、思想及人性方面，根本貫徹其「好色」的本質，藉此說明清代乃積極肯定情色的時代。
第二篇至第五篇則列舉影響明清文化至深的各類型女性，分別加以考察。第二篇〈節婦烈女論〉，探討明清女性文化時絕不可忽略眾多的節婦烈女，故本篇主要探討與其相關的各種問題。第一章〈節婦烈女─—明清時代女性的生涯與心態〉與第二章〈節婦烈女的生死觀〉中賦予她們正面的評價。在第三章〈死於性暴力的節婦烈女─—貞節與淫蕩的對立〉與第四章〈節婦烈女的多樣化與節烈觀的演變〉中則列舉在一般「節婦烈女」概念之外的節婦烈女，說明這些女子乃當時社會現狀的實際反映，而且她們在文學的題材上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最後的第五章〈貳臣的節烈觀與節婦烈女傳記中的男性批判〉，考察明末清初「貳臣」的節烈觀，以及節婦烈女傳記中的「女性讚美與男性藐視」之意義。
第三篇〈薄命佳人論〉，《紅樓夢》出現了不少的薄命佳人，故本篇探討的是清代流行之「佳人薄命」美學意識下所產生的文化現象。第一章〈明末清初女性尊重的進展與《紅樓夢》〉中，探討「天地秀麗之氣不鍾於男子，鍾於婦人」之思想源流，藉此突顯封建時代罕見的女尊男卑言論與當時高漲的女性崇拜意識。當時文人還普遍認為薄命佳人死後會變成仙女，其靈魂降下成為乩仙，故在第二章〈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與第三章〈《西青散記》的世界〉中，首先釐清當時流行的「扶乩」術，然後檢討在此風俗下誕生的中國心靈主義文學傑作《西青散記》之世界。繼第二、三章考察的薄命佳人與仙女之密切關係後，第四章〈仙女崇拜小說—《紅樓夢》〉則在說明清代的代表小說《紅樓夢》並非自傳小說與政治小說，而是描寫仙女被貶為薄命佳人後於人世間生活的情景，故屬於仙女崇拜小說。最後的〈女子題壁詩考〉則考察明清因戰亂流離失所的無名婦女，將自己薄命的身世書寫於驛亭牆壁的「題壁詩」，這類詩詞在文人之間引發了熱烈的共鳴。
第四篇〈巾幗鬚眉論〉探討與「薄命佳人」相反的女將軍、從軍女子、女武者、女豪傑等具男性特質的女強人。第一章〈明清時代的巾幗鬚眉〉，則從各個角度整體檢視了這類女子的活動情形。第二章〈明清時代女性文藝中的男性志向〉，則說明這種重視男性性格的現象不僅反映在巾幗英雄身上，還出現在當時閨秀的文藝世界。
第五篇〈男性詩人與女弟子〉，此篇聚焦於當時文學史上首度出現的「女弟子」一詞，在檢討男性詩人與女性詩人的師弟關係時，也考察明末以後閨秀文學流行的情況。首先在〈清代詩人與女弟子〉中，列舉清初文人毛奇齡的女弟子徐昭華以及清中葉前期學者沈大成的女弟子徐暎玉，論述她們師事男性詩人的經過、彼此交遊的情形與其師弟關係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接著在〈袁枚與女弟子〉與〈陳文述的文學、韻事與女弟子〉中，說明擁有數十名女弟子的清中期、中後期文人袁枚與陳文述的文學活動及其女弟子的入門經過，透過「男性詩人與女弟子」之考察，彰顯閨秀文學隆盛的時代特徵。
最後的第六篇〈戲曲小說的女性〉，本篇探討當時戲曲、小說、彈詞等俗文學中慣用的「選秀女」、「男扮女裝、女扮男裝」之手法及其相關問題。第一章〈「選秀女」與明清的戲曲小說〉，說明當時實際舉行的「選秀女」與文學作品的關係以及兩者相互矛盾之處，接著論證《紅樓夢》的元春貴妃省親與「大觀園」的建築，實際上並不可行，乃作者虛構出來的情節。第二章〈明清時代戲曲小說中的男女變裝〉，分析當時通俗文學中常見的「男女變裝」運用於何種場面，在檢視其用法的同時也探討了慣用此技法的理由，最後亦對當時女性文化的擴展、男女關係的特徵等問題加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