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余英时先生自称为“收官之作”的重要作品。

本书是法国知名学者程艾兰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曾获1998年西方汉学最高奖儒莲奖。此书源于作者的大学讲课草纲，以既历史又主题的方法来叙述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精神历程。其中重点凸现了复杂整体中几个惊人的时刻，可与钱穆、葛兆光等人的《中国思想史》互为补充。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人类学会院士麦克法兰
★四十年潜心欧美亚澳等文明间比较研究
★毕生索解现代世界起源之创获，敬献中国读者
本书是我毕生思考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
我是有的放矢，专为中国读者而写作的。——艾伦•麦克法兰
——麦克法兰如何挑战马克思、韦伯 、涂尔干和彭慕兰的经典理论，将旧制度与现代世界的“大分流”，追溯至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
——他又如何定义现代世界的本质和特征？这一标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英格兰的奇迹诞生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中。这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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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简介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麦克法兰以数十年来潜心欧美亚澳等文明间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将自己毕生索解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敬献给中国读者。
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观点，麦克法兰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彭慕兰等思想家和学者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经典理论，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至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并对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或曰宗教）等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
麦克法兰以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作例，通过描述英格兰社会方方面面的独特性，丝丝入扣地剖解开启现代性大门的每一把钥匙及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这幅关于“英格兰奇迹”的比较性画面，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现状，思考如何在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解决最棘手的“社会凝聚”问题。
丛书简介
本书是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讲学社丛书”第一辑，内容脱胎于麦克法兰教授2011年受国学院之邀在清华园所作“王国维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是清华国学院创办的“三大纪念讲座”之一，还包括“梁启超纪念讲座”和“陈寅恪纪念奖座”，分别处理“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思想与宗教”、“边疆民族史”等课题，以追念并继承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三大导师的传统。讲座同时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和评议，以体现学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间性。其成果汇集成“讲学社丛书”，以期为社会提供一个文化交锋的鲜活案例。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曾促成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几次来华学术交流，先后邀请到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不仅轰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因此，“讲学社丛书”是接着讲学社的计划来讲的，是接着梁任公未竟的事业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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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想要理解工业化世界的重大现代变革，却可以不去研究麦克法兰的卓越学术成果。——James Q. Wilson，《华尔街日报》
麦克法兰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具洞察力的作者之一。——Paul Barker，《标准晚报》
麦克法兰的著作探讨的是有关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课题，其研究路径也体现了某些新的学术潮流。此外，从考察日常事物切入，将重大的学术话题写得很有趣味，非有举重若轻的能力不可。
这部著作充满了精辟的创见，发人深省。尤其是，他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都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刘北成

《福泽谕吉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系麦克法兰现代思想家丛书中的一部。麦克法兰现代思想家丛书称得上是他毕生思考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2004年麦克法兰教授在清华大学有一个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稿后被编辑成《现代世界的诞生》，曾获得“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的荣誉。此丛书为现代世界经典思想家的学术评传，《福泽谕吉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为其中的册。《福泽谕吉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主要分析了福泽谕吉众多作品中的启蒙思想，并且对其深远的影响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日本西化的推动，几乎涉及社会每一领域。他的理念被吸收为日本的施政策略，从农耕社会走出的奇迹，在一个多方面与文明发源地不同的地方重现了。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更早打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与其伟大的现代化推动者和分析家福泽谕吉不无关系。
《福泽谕吉与现代世界的诞生》讲述了福泽谕吉的一生如何致力于启蒙，倡导平等、自由和个人主义，以此促进国家富强。福泽谕吉的人生经历充满着巨大矛盾，他跨越了两个几乎接近不同的时代，这使他能更深入和广泛地作出对比。经由在英国、荷兰和美国的考察，福泽谕吉了解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像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梅特兰所认为的一样，即“第二种力量”的存在。与欧洲的启蒙者相比，他缺乏在不错方法论上的建树，但他致力于解开世界现代化的谜题，并推动现代化在日本的实现，被认为是现代日本的首席建筑师。
阅读此书，读者能够了解到福泽谕吉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书并非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博学地引用了古今众多有名人士的著作和文章片段，帮助读者还原出了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福泽谕吉的思想原貌。书里包含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多处援引了福泽谕吉同时代人对其人其思想的回忆和评述，既立体地还原了福泽谕吉的思想，也具有传记式的生动描写。所以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集描述，论述，摘引为一体的著作，兼备文学性和学术性。
本书稿内容丰富，笔法细腻，通过对十九世纪日本伟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杰出成就、影响力和思想的重新阐述，尤其是基于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生动的文体；作者的行文方式不仅分析，论述，同时引述其他相关的文本。既涉及经济学知识，又有学术史价值。

本书挑战了以往有关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思考。根据两位作者的看法，不能假设未来那个现代化了的中国从本质上也将是西方的；同样，不能假设惟有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转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才有增进人权和自由的希望。
本书认为，有可能逐渐主导21世纪全球文化的中国，将不会是一个属于日渐粗俗之个体的社会，也不会是西文企业家已经开始在梦想的网景或麦当劳的主题公园。相对于目前大多数西言人的怀疑而言，中国人有可能维持远为丰富的传统特征，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自己的条件进入现代世界。

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美术学、文艺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最初于2014年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是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曾获2015年度“中山学术著作奖”。作者以具体的个案，述说晚清世变日亟之际的中国士人，如何泛览各种书本报刊，借以了解寰宇情势，广闻增知，进而引发多重效应的故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士人开展追求“世界知识”的事业，追索与“西学”相关的书报，犹如进入一方积蕴丰富的“知识仓库”；士人的阅读实践，从此焕然一新。本次再版，不仅由繁体字本改版为简体字本，并修正误失，还增补了不少原版阙失的考证内容，期可使其以更臻理想的面貌呈现于史林，为我们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此书系统引入了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许多关键概念，也独创了一些新的概念，标志着阅读史研究在中文学界的正式兴起，并为这一新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关于“西学”的知识考古学，对梳理中国人近代知识的起源和流变，展现传统知识和外来知识以及各种外来知识之间的冲突、融合、新陈代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方法上讲，此书体现了“新知”与“旧学”的融合，既受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和视角的启发，又发扬了傅斯年以来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传统。

人类能够达成某种幸福的理想状态，我们对此曾深信不疑，然而我们现在却不再相信它。这种理想状态在500年前就有人描述过他，托马斯·莫尔在其代表作乌托邦里就提到了。尽管人们现在认为乌托邦是子虚乌有无法实现的，但人们并未在内心深处放弃对乌托邦的追寻。与此相反，它正在以某种方式呈现，只是它并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不重视可创造的未来，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称之为怀旧的乌托邦的毫无生命的过往。作者对这种怀旧的社会思潮持批判态度。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899―1905是中国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都在急剧变化中。桑兵从新知识界社团活动这一层面切入，对各派趋　新势力的人事脉络、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社活动的地域色彩、群体意识与全国意向的形成等重大问题，重新加以探讨。作者蔑视媚俗之作，立志返朴归真。既追踪陈寅恪诸大师的优良学风，又吸取国外研究方法的可取之处。在集中检讨国内外新近发表的信札档案、日记及当时著作和报刊资料的基础上，抉剔爬梳，条分缕析，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精深而不流于繁琐，博大而不失之空疏，体现了严谨而又深沉的治学风格，识见精辟独到，为时下不多见的史学力作。
――章开沅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收入日本著名史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石川祯浩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之相互关系的角度着眼，回归历史发生现场，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3：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之三，京都大学入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组（组长石川祯浩）的成果报告论文集。研究组以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直至今日的约100年为尺度，应用史学方法，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弱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现象进行探究。此外，清末及民国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共和国时期学术领域及学术规范的改变等，也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亦在《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3：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之列。

本书探讨了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一百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了一些研究。
全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 “旧典范的危机”，作者考察了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太谷学派等各层知识分子的种种变化，以描绘出晚清内部的思潮变动，作者对这一时期的细察说明“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以此为张本，作者在第二部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和反传统的复杂关系，在第三部分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中，讨论了后科举时代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些知识分子建立新“学术社会”的努力以及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