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中国同性恋的研究方兴未艾，颇有一些后出转精的佳作，但仍无撼这本初版于1990年的小书在同类研究中的地位，尽管对它的批评不绝于耳-- 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本详细探讨中国古代男风传统的专著，其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该书从西周讲到清末，从诗文小说乃至史料中钩沉出诸多同志事迹，令西方读者大开眼界。以往的西方民众甚至不少学者对中国文化仅持刻板认识，以为儒家正统大防不亲两千年来一以贯之。从该书了解到，居然两千年之前的中国皇帝曾动过心思，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同志恋人（亦即《汉书·董贤传》载哀帝对董贤之言“吾欲法尧禅舜”）；清朝的同性恋者居然还可以大张旗鼓地举行婚礼（俗称作“金兰契”者）。西方人甚至不少国人至今仍以为当代中国的同性恋风气乃“西风”吹袭影响所致。读罢此书，西方读者不禁惊呼，却原来中国文化即使在我们未曾料想得到的领域里，都一直是“领先于世界潮流”的。
该书确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作为国学爱好者且为异性恋（至少以异性恋为主体），吾辈由前一角度不难发现其对某些古代文献阐释之失据，由后一角度亦不难发现某些地方该书理解之偏颇。窃以为，作者本身的同志身份似为一把双刃之剑：好处是对文本的释读更加敏感、易于发人之所未发；坏处是有时难免“过度解读”之讥。例如清代广东自梳女的“金兰契”之约，见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金兰契俗名夸相知，又名识朋友，其俗不知始于何时......如双方颇有意，其一方必先备花生糖、蜜枣等物为致敬品，以为意思之表示。若其他方既受纳，好为承诺，否则为拒绝。至履行契约时，如有积蓄者，或遍请朋侪作长夜饮，而其朋侪，亦群往贺之。写后坐卧起居，无不形影相随，曾梁鸿、孟光不足比其乐也。’）。清以来广东地区的“自梳女”传统，背后有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并非简单地从“女同”的角度理解得清楚的。此外，《红楼梦》有“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节，尽管《红楼梦》书里虽有不少无甚疑义的同性恋事迹记载，但将“金兰契”均视同于“女同”则失于太过，难道黛玉和宝钗也成了女同么？
从资料的角度看，这本书远不如1979年出版于香港的《中国同性爱史录》（小明雄 [Samshasha]著）。小明雄曾扬言要控告韩献博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使用其资料而不注出处，但小明雄的书当年在香港是地下出版物，正式出版是在该书之后，最后亦不了了之。顺便说，小明雄的书也有不少“解读过度”的问题，学术性亦逊于韩书。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是颇值得推荐的。见到“国学问答”有书友对中国古代男风问题提问，故上传该书以备书友们查考。
该书作者原本立志要作一名生物学家，但在大一的时候碰巧修读了一门中国哲学的选修课，就爱上了中国文化，转而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最后投师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其指导下取得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台湾，迄今已十多年。

《孽子》是白先勇描绘同性恋者世界的一部长篇小说。
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被遗弃在街头、被逐出家门、屡次从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们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沉湎于为钱而做的爱，屈服于为他们短暂命运设置信标的长者。而最终，他们毕竟还是要在彼此宿命的运数中那种粗暴的、剧烈的温柔里相互取暖。听到一则这隐秘王国的传说，他们都会目瞪口呆；这些孩子虽堕落和违反常情，但却又感情丰富且乐于牺牲；前辈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往往会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作用。这些失落而颈上未戴项圈的孩子，他们因一些从他们的失势中硬拉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而存活着。书中的“郭老”，一位性爱市场的享乐者，就在每一位“新人”来到时为他留住影像，他的“青春鸟集”是一本永恒的相簿，留存了在危险之中却又被神化的青春少年。
——尹玲《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白先勇小说在欧洲》